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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痛苦中转身
从首都图书馆少儿馆帮忙回厂后，一直泡在工会。八四年七月中旬，正式通知我调到“电机厂宣传科”工作，职务是美工，负责厂里的橱窗宣传和摄影。那几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从宣教科解散后，在工厂里漂泊了两年多，终于有了稳定的正式工作，宣传科长叫郭伟，因为私人关系很好，所以平时我经常迟到早退，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电机厂的书记龚子阳是一个非常爱才的人，电机厂里有技术、有本事的人他都给予特殊照顾。那会儿厂里就是我一个人负责照相，所以经常需要购买胶卷相纸，买东西就要去财务室领支票，每次拿着单子找龚书记签字，他从来不问，只要是我花的钱他都签字。有时候遇到矛盾了，书记也是把天平偏向于我，郭科长总是开玩笑地说我：有屁大点儿的事都去找书记。
调到宣传科刚刚几天，有一天早晨刚到工厂，保卫科突然找我谈话，问我曾经是否把厂里的铜线拿出去卖过？这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我莫名其妙。我说我到电机厂工作这么多年了，别说是卖铜线，就是一颗螺丝钉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要卖，也没有想过要卖厂里的任何东西，保卫科的人说在废品收购站入库单上签有我的名字，一时间厂里风言风语，瞬间我从山峰跌到了谷底。
我想找龚书记洗清一下自己，但是书记却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优秀的信誉是经过漫长的时间积累，而败坏的名声却是一夜崩塌的。每个人看见我都像看到贼一样躲得很远，我浑身上下长满了嘴也解释不清。此时，只有当初招聘我来电机厂的人事科科长李梦珍，相信我不会做这种愚蠢的事，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走吧，离开电机厂吧！”就这样我下决心调离电机厂。
那几天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生闷气，无意中我从《大众摄影》杂志中看到了招聘广告，我马上回家把我现有保存的美术作品，和《汽车发电机样本》一起送到红星胡同，当时杂志总编是佟树绗。在一百多个报名的人中最后选择了我，佟老师是这样解释的：因为除了会摄影以外，我还是电机厂美工，最重要的一点是发电机样本是我一个人设计排版的。 那会儿大众摄影每个月都有月赛，把送来的照片都摆放在会议桌上，然后大家在喜欢的照片上放围棋子，最多的就是一等奖了。北京很多玩摄影的都去红星胡同送片子，就这样佟老师介绍我认识了广角影会会长解海龙，通过解海龙我参加了崇文区文化馆的“北京广角摄影学会”，并结识了刘占坤、王文澜、陈炼一、王杰等摄影人。
那会儿广角影会也评片子，是在一个大院子里，挂了一根儿绳子，把大家洗好的照片用铁夹子夹在绳子上，大家就围坐在院子里，找不着凳子的就站着。我去过几次都是在傍晚，在昏暗的灯光下听着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片子。后来84年底崇文区文化馆改建，评片子就暂停了，直到88年崇文文化馆竣工以后，我也就一直没有再去过广角影会了。
到《大众摄影》杂志社工作以后，原工会的海鸥DF相机就交了上去，我就考虑要再买一架单反相机，当年海鸥DF要五百多块钱，正好当时我认识的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朋友，向我推荐了“雅西卡”单反相机，他说雅西卡的镜头最接近蔡斯镜头。后来我把“凤凰205”匀给了表弟，凑足了钱买了一台带42-75变焦镜头的“雅西卡FX-7”。
在这个时候，大众摄影杂志总编佟老师跟我说：虽然我自学摄影时间较早，但是一定要系统的学学摄影方面知识，并让我找个摄影班去进修。那会儿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函授学院还没有成立，于是我就在晚报的分类广告中找到《华夏文化艺术进修学校》，报名了“高级摄影进修班”进修，从84年8月开始上课，学期一年，就在84年底中摄协函授学院也成立了。
我调到北京青年报社以后，原电机厂副书记带着原工会干部王长洪来我家找我，还买了很多水果，当他两个人说明来意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初卖铜线的罪魁祸首是王长洪。那天厂里搞卫生，整理出来一堆旧铜线，只因当时他已经从工会调入生产科了，手里还保留着工会的介绍信，所以在废品收购站上想当然地签下了我的名字。
下面是王长洪给我的来信： “刘建湘：你好！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我感到很是内疚，本想早就和你讲，但是总感到个人面子掰不开，时隔几年，这事，我觉得无论是做为我们在一起多年的老同志，还是做为我们曾经有过不少交谈的朋友来讲，我应该把这件事和你讲明，使我从良心上得到解脱。
你还记得83年底，关于原我厂各车间私卖废旧铜线的事吧，其中有一个是打着你的名字卖的88元钱，这个冒名的人就是我，你知道了一定很生气，不过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如果当时王长洪就把此事跟我，跟保卫科讲明，帮我洗脱了罪名，也许一切都会发生逆转，我也许不会离开电机厂，我会继续我在电机厂的一切。）
83年8月份，生产科和技术科换办公室，在技术科屋放着一堆废铜线，当时各车间都在卖，但都有借口，我知道，生产科的介绍信不对外，在我的本里正好夹着一张工会介绍信，当时你在工会工作，我已从工会调到生产科了，又不能写自己的名字，于是我就写了你的名字，我确实也没有加害你的意思，总觉得这根本出不了事，没问题。
可谁知，过了四个月，厂里去废品公司查了，有一份介绍信是工会刘建湘的，在会上，龚子阳一点（名），我心里慌了，当时我想马上找你，可你火冒三丈，我担心伤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又不好意思找你，第二天，我就去邮局把80元邮了回来，并给厂里写了一封信：申明不是刘建湘卖的，我的良心才稍以解脱。
84年底，厂里又找我谈话，我觉得事情曾已过去，但这件事也是个事，我把这件事如实地向组织讲了，并写了一个整个过程。现在已是87年，我应该把这件事向你讲明，并渴望得到你的谅解！如果有必要，咱们厂可以直接找你征求意见……事情虽然早已过去，但是我应该吸取教训，我希望你对我的过失，给予帮助！过去的朋友，王长洪。”
事情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如果当初没有这件事，恐怕我永远也没有想调离电机厂的念头，如果我没有调离电机厂，可能我的人生轨迹会向另外一条方向发展。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所以不要埋怨任何人任何事，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必然的，预示着新的生命即将开始，我们只要顺其自然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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