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冬季，中国就进入到缺衣少食的三年困难时期。大食堂还是在办着，可是，食堂只能煮见不到多少米粒的稀饭了，说是稀饭，其实就是稍浓点的米汤。我妈妈饿得连路都难走得动了，但她还是坚持着到生产队挖过山芋的地里去到处刨出那些小得可怜的山芋和剪下山芋藤上的根，回家后把它洗净，用藏下来的锅煮熟，把它弄成山芋条子晒干，然后再放在锅里炒一下，当地人就把这种食物叫“山芋干”。妈妈把它装在小罐子里，专给小儿子徐长银吃，用它渡活了我弟弟的一条命。我妈妈还带病在原先家中的菜地里栽了两畦莴笋，在她精心地管理下，这些莴笋长势很好。我从学校回家时，看到母亲在菜地里忙活着，心里很心疼母亲。我也看到地里这些莴笋长势很好。可是，不久，这些莴笋就被生产队的一个小头目叫人搞到食堂里去了。我母亲带病栽的莴笋本是用来给自己和家人渡荒、救命活命的，妈妈的心在万般痛苦和无奈中滴着血！我妈妈病倒了，由于再加上饿，她的身体就再也没有好起来，不久她就驾鹤西去了。 我进天城初中读书后，学习成绩很优秀，在班上各方面表现得都不错，在初一年级时，就被评为班上三好学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立即遭到同班也同村的同学汪小兆的嫉妒，他伙同上一届的同村同学汪叔文一起，向班主任也教班上语文的杨玉成老师诬告我，说我讲了大跃进搞得不好的话。姓杨的班主任听了，信以为真，就当即组织三个班干在下晚自习后，用两个小时审讯我，要我把话写出来。班长是大横山西北边的李家楼人，个子长得比较高，为了显示自己是班长，有威风，有觉悟，对我是比较凶的，说：“徐长金，你要老实交待，不交待是不行的！”另一个是副班长，个头不怎么高，也只是个中等个子的人，身体微胖，头发稀疏，有两颗牙齿发黑，大概是小时候吃多了糖的缘故。他姓黄，住在中铺公社双城大队一个叫庆阳的生产队里，那里也有姓余的。罗家华的大姑也住在这个生产队，她的丈夫、罗家华的大姑爷姓余，他就在这里做挂面，向外卖。这个副班长对我更凶一点。他气焰张狂地说：“你要老实把那说大跃进搞得不好的话写一遍，交待你说的用意。否则，你休想蒙混过关！”我也不是孬种，也不是没有骨气的人。我坚定地说：“我没有说什么反动话，这是别人造我的谣言，是别人诬陷我的！我只是在山上扒柴草时，随口编了几句顺口溜，说了出来，那是批评、嘲笑那时我们生产大队一位叫汪礼文的书记的，说他懒，说他丝毫不关心社员们的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个人因贪污腐化，被县公安局抓去坐了牢。回来后，他就病死了。我说了他，有什么错呢！”那三个班干，连续在两个晚自习下课后审问了我，一无所获。杨班主任见我这个学生年纪小，家里又困难，人又老实，不会说什么反动话的。或许就是对大队书记不满，说了几句顺口溜子、发点牢骚罢了。这个班主任还算有些善心吧，他就叫那几个班干不要再审问我了，让我好好念书了。他说：“这个徐长金的学习成绩不错，是个可造之才，国家需要培养这样的人。”不久，我在校的处境逐渐得到了改善。那个诬告我的学生汪小兆小时候得了中耳炎，流脓不止，最后鼓膜穿孔，影响大脑，初二没念完，就一命呜呼了！我当时心想，一个人心坏了，总是不得好死的！
这位姓杨的班主任日后调在桐城县城一所小学里当了校长。我在桐城二中工作时，见到过他。他早已作古了。他的女儿是我的学生，后来在桐城二中教初中英语。我常在桐城二中碰到她。碰到后，她就喊我一声：“徐老师好！”我也笑着回一声：“你也好！” 那个姓黄的初中同学，我在向明大队同步生产队生活时，我去庆阳生产队罗家华的大姑家时见过他，他在那里务农，我也没有和他打招呼，只是笑笑而已。审问我的三位班干部因学习成绩差，都没有升到高中就回家务农了。我当时心里很庆幸，你们冤枉我，乱整我，我也不太在乎。只要学校让我能得到中国共产党给的助学金，能继续让我有书念，我就心满意足了。
汪小兆对我的诬告，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却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心灵伤害。在给三好生颁奖会上，赵校长也没有叫我徐长金上台领奖，会后只把给我的奖品、那个小笔记本子放在他自己的办公室桌上，办公桌正好就在窗台边，本子也放在桌子上靠窗台的位置，我看到这个本子是奖给我的，我就伸手从桌上把本子拿了回来。我想，这大概是赵校长有意这么做的吧，好让我伸手把奖品拿回去吧。 当时，我说是不太在乎整我，但我觉得自己心灵的确是遭到了伤害，我也觉得自己好没有面子了，因此我一时有点萎靡不振，有时甚至还有点精神幌忽。1959年过除夕时，大食堂发了就餐券，妈妈把券叫我拿着，在轮到我打饭菜时，我手上的餐券竟然弄丢了，不知被谁捡去了。妈妈也没有过多地责怪我。全家四口人都坐在食堂里，眼巴巴地看着别的人家把比平时好一点的饭菜打回家去吃。至于那年我家四口人是不是吃到了年夜饭，时间太久了，我也想不起来了，也想不清楚了。我也忘记在我弟弟徐长银生前问他一下就好了，他或许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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