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末，我国政府发布政策表示自2022年1月1日起取消外资企业在乘用车领域的股比限制，兑现了于2018年提出的分4年逐步取消汽车所有领域的股比限制承诺——2018年和2020年先后取消了纯电动汽车和商用车领域的合资股比限制。该政策还允许同一家外商可在国内建立两家及以上生产同类型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这些年来，很多外资企业都受益于这一政策并谋得了在中国更多的发展机会。宝马集团和大众汽车集团如愿将其在合资企业中的股比提高至75%；特斯拉则利用该政策成为中国第一家独资建厂的外商。尽管取消股比限制的弊端目前为止还没有大面积显现出来，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董扬向此前向车云表示，从长期发展进行评估，（合资公司中外资实现控股）不会出现大量跟风的情况。但是仍有人对此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将之带到了正在进行中的两会上。两会代表、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在两会上提交的建议表示，基于最新对外正式公布的政策、法规等规定，理论上外资车企新建独资企业、收购现有其他企业、提高现有合资企业股比以及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均不存在障碍。他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是，股比放开后若不能合理对外资车企在中国的业务布局（包括新的投资等）进行引导，可能导致已有合资产能放空，造车资源浪费；以促进各地方发展为切入口，外资车企获取多省市地方政策支持，资源占用与重叠，容易造成内外发展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朱华荣提出的担忧正与中国汽车行业快速向电动化、智能化等快速转型重合，而合资企业对此却进展缓慢。他的担忧事关一众合资企业的前途命运。朱华荣的担忧之一是现有一些境况不佳的合资车企将面临持续窘迫的境遇，首当其冲便是糟糕的产能利用率造成造车资源浪费。近年来，随着中国汽车市场销量持续下滑和汽车消费不断升级，神龙汽车、北京现代、东风悦达起亚、广汽菲克、长安福特等合资企业的销量遭遇断崖式下滑，随之出现的副产品就是产能利用率极低，有些企业的开工率甚至不足20%。因此，如何处置这些百万辆级的闲置产能就成为合资公司中外双方的头等大事。此前，发展势头正佳的理想汽车接过了北京现代位于北京顺义的第一工厂，算是了却了北京现代的一桩烦心事，同时也是盘活已有产能的成功案例。但并非所有处在下滑通道中的合资企业都会像北京现代一样幸运。朱华荣领导下的长安汽车与福特汽车组建的长安福特合资公司，虽然2021年的销量同比上涨20.29%至30.47万辆，但仅为2016年巅峰时期的不到三分之一。而目前长安福特在重庆、哈尔滨、杭州设有五家整车工厂，总产能高达160万辆，按照2021年的销量计算，其工厂开工率已不足20%。虽然长安福特的市场销量有回暖趋势，但短期内很难重回巅峰。因此摆在朱华荣和福特管理层面前的头等大事便是如何应对长安福特极低的产能利用率。将闲置产能出售给新造车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至今仍没有传出长安福特出售工厂的相关传闻。反而同在重庆的北京现代工厂再次被传言要出售给理想汽车。因此，朱华荣在两会提案上表示，建议更新并完善《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等相关国家政策，加强汽车行业投资准入政策管控力度，加强涉外投资项目（产能）安全审查，防止盲目布点和重复建设投资。此前，国家也有过鼓励政策，支持新造车企业以租用或收购方式盘活闲置产能。随着合资股比限制被全面取消后，众多外资车企围绕着该政策纷纷展开行动——宝马将其在华晨宝马中的股权提高至75%；大众集团成为大众安徽的控股方；奥迪占比75%股权的奥迪一汽新能源合资公司也宣告成立；东风悦达起亚合资公司中的东风汽车退出，悦达投资近期宣布放弃增资，这被外界看作是起亚有望获得新合资公司控制权的信号。在近期，还传出通用汽车计划在中国成立类似于特斯拉的独资公司，销售除别克、雪弗兰、凯迪拉克等合资公司之外的车型。对此，通用汽车中国总裁柏历告诉中国媒体，新业务将由通用汽车全资拥有，全新品牌计划销售哪些车型或这些车型将如何营销和分销等其他细节将在稍后公布。可见，如果没有了合资股比限制的束缚，如果外方与现有合资企业在扩大股比方面不顺利的话，不排除众多外资企业会选择建立独资企业。而在一轮接一轮的中外双方相互博弈中，可能会滋生不公平的现象，这也是朱华荣担心的问题。他表示，以促进各地方发展为借口，外资车企获取多省市地方政策支持，资源占用与重叠，容易造成内外发展不公平竞争等问题。特斯拉在2018年建立上海超级工厂时，获得了上海市政府巨额贷款和一系列优惠条件，花费了很少的成本就实现了在中国建厂的目标，而且工厂建设的速度远超特斯拉的预期。如今，上海超级工厂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是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成为了特斯拉全球战略版图中的关键部分。这也是马斯克多次示好中国的原因之一。然而，很少有中国造车新势力等中国企业能获得特斯拉那样的政策优惠力度。近期，特斯拉在中国第二工厂的选址地被传得沸沸扬扬，沈阳、青岛、宜宾等城市都被传言是工厂所在地。虽然特斯拉都予以否认，但已经证明了各地政府都对特斯拉的求贤若渴，其中或许会造成不公平竞争的现象。这也是朱华荣所担忧的问题，他建议，加强地方政府对外资车企的金融税收等优惠条件的监管，避免外资在地方政府间博弈重复获得优惠政策。可见，在合资股比限制取消后，想在中国建立独资汽车企业的公司会越来越多。这其中，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监管也迫在眉睫。合资股比限制取消的时间点也很凑巧，正好处在了电动化和智能化转型的浪潮中。这其中，在50:50运营模式下的合资公司由于决策时间较长和管理效率低下，很难赶上行业的转型步伐。由于合资股比限制取消的缘故，外资公司在中国的电动化和智能化转型可能会以独立公司的模式展开，这给合资公司的前途命运蒙上一层阴影。前不久，福特汽车宣布将燃油车业务和电动车业相互独立，二者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福特为这两项业务划清分界线的举动让很多人认为，与更有未来的电动车业务相比，燃油车业务可能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此举可能也让燃油车部门吸引不到人才。远在中国的长安福特已经先于福特总部将电动车部门独立运营了。在去年的广州车展上，福特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陈安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福特在中国的电动车部门很早之前就决定要独立运营，并推出了独立的品牌“Ford Select”。因此，福特在中国的首款国产纯电SUV Mustang Mach-E采用了直营的销售模式，有专属的APP和小程序，“（电动车事业部）与燃油车事业部是互相独立的关系。”陈安宁说。随着全球汽车公司都开始了全面电动化和智能化的转型。越来越多的外资车企，可能会筹谋在中国建立独资的新能源公司和软件公司，全球资源也有可能倾向于其独资子公司。此前遗留的合资车企最终只能沦为燃油车时代的弃婴。
因此，朱华荣建议，应该引导地方政府政策、引导外方支持现有合资企业的电动化转型。避免合资车企最终空心化。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一连串合资企业唤醒了中国汽车市场这头沉睡的大象，从而推动中国市场不断走向繁荣，直至成为全球第一。从这点来看，合资企业功不可没。然而，随着电动化和智能化浪潮率先在中国爆发，合资企业的成功经验却在此时失效了。此时此刻，他们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合资股比限制的取消，让众多外资公司的心里打起了如意小算盘，他们不再满足于以合资模式面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合资公司的命运要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走向终结吗？或许会，但至少不是现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