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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故都丹阳的新探索

 西一里2l6sluho 2022-03-14

1、丹阳在何地的几种说法

《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据《汉书·地理志》载:“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丹阳在何地,历年来,学界已有不少论文;古今的大部分楚学者、历史学者以此为主要依据考证认为,熊绎为楚始封君,丹阳为楚之始都。那么,丹阳在什么地方呢?总体说来,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说。

(1)当涂说

近几十年来,从考古情况看,此说没有证据,因此,当涂之说几乎无人再提了。

(2)秭归说

《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东晋郭璞注此说:“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篇》引东晋袁山松《宜都记》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又说:“丹阳城,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也。”郦道元不仅祥细描述了秭归丹阳城的地理位置,而且说“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 秭归说立论最主要的基石是“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 和“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

(3)枝江说

此说最早始于汉代。唐张守节在《史记·楚世家·正义》中引东汉颖容《春秋三传例》之说:“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

(4)丹淅说

此说以楚丹阳在汉江最长支流、流经陕豫鄂三省交界地带的丹江北岸与淅水交会处。以其在丹、淅二水合流之处,故称“丹淅之会”。其具体位置在今河南淅川,故又称“淅川说”。今存最早的说法始于唐代。唐初的司马贞《史记·索隐》注释《史记·韩世家》“(韩宣惠王)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时,释“丹阳”说:“故楚都,在今均州。”丹淅之会在唐代初年属于均州,此“故楚郢”,即指丹阳而言。 “楚熊绎初都丹阳,今县东南故城是也。后移枝江,亦曰丹阳。”此外还有迁涉说等。

上述几说,枝江说最早。丹淅说最迟。秭归说赞同的人较多,似乎已成主流。秭归说的核心有:“丹阳在丹水南;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也。”

2、对丹阳秭归说的质疑

但秭归说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到迄今为止,考古的地下文物不争气,找不到有楚文化特征的城邑遗址,更不消说楚子先王陵墓。而与楚同期的齐(临淄)、韩(新郑)、赵(邯郸)、燕(蓟)等国的故都,依据史载之记录,在地下考古中均找到了城邑遗址,唯独秭归没有找到其城邑遗址,更没有找到楚先王之墓。所以秭归说值得质疑。

新中国建国以后几十年来,在三峡和秭归地区的大规模建设,城邑遗址和楚先王之墓均没有地下考古发现。这是个最大的硬伤。因此,秭归说得不到地下考古支持,所以中国考古界已将秭归说否定了。实际上,当时郦道元的《水经注》也不敢确定,讲:“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也”。所谓盖,即是大约,可能之意,不敢确定。所以秭归说由于得不到考古学支持,已被考古界所否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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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虽然有很多史学家仍在引经据典,坚持秭归是楚故都即古丹阳。但有一个问题应重视:在地下考古发掘的资料中没有见到丹阳名,在考古发现的地下文献中,楚人也不讲丹阳。丹阳有可能是楚人以外他国人所称地名,说明在楚国时,没有丹阳地名。丹阳地名是在秦以后出现的。或是战国中后期才有的地名,如成书于战国时赵国史官所撰史书《世本·居篇》中有“楚鬻熊居丹阳”。 《楚居》中对于周成王封熊绎“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件楚立国之大事只字未提,而只言:“至酓绎與屈紃,思(使)鄀嗌卜徙於夷屯”。即酓绎與屈紃到“鄀”地经“嗌”卜后才迁徙於“夷屯”。于是,有人将其“夷屯”与周成王封熊绎“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之“丹阳”相联系。从字面意义出发,将“夷屯”与夷陵扯到一起,若当年的酓绎與屈紃是在“鄀”无疑,如果“鄀”即今天的宜城、钟祥一带,隔秭归(如果秭归为楚之丹阳)之间,有宽达一百一十公里的大山,酓绎與屈紃能够迁徙到秭归,实难想像。联系到其后的“酓巨徙居发渐”,“酓巨”即熊渠,楚人南迁的路线是是沿着汉水及沮、漳进行的(这条路线最方便)。楚立国初期,受到周朝不停的征伐,只有南迁发展。至楚武王始,楚国渐强,开始向北、向东扩展,并正式称王。故《楚居》中有从楚武王起,即楚武王从“宵”迁居“免”,后因国势强大,“免”地太小,于是修建附近的沼泽“疆浧之波(陂)”,扩大国都范围,其后楚武王将其“疆浧”称“疆郢”即将此地建成了王都。按“疆浧之波(陂)”,笔者认为,楚人起地名,不讲什么“丹水之阳”,而主要是以地形地貌为主,宜居即可。“疆浧之波”从地形地貌,“疆浧之波”说明是水边的开辟的疆土。楚武王迁郢,沿沮、漳向下游发展最合适,要到秭归,中间则要隔着上百公里的大山。当时秭归是巴人所居;汉水一带是绪姬以蕃屏周,因此楚初立国只能到当时尚未开发的江汉一带。所以就有楚武王的启濮开疆。

其实楚初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可见当年熊渠已至江汉之间,楚人新拓疆土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已明确楚始强是在江汉之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沮)、章(漳),楚之望也。”所以楚故都丹阳,应在江汉之间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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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由荆山迁郢时的地理条件,向南是最合理的

按《管子.乘马篇》中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此武王都郢,不会翻山越岭跑到秭归建都,而在今荆州区、当阳、枝江一带,当年的古江陵,那时,古江陵距中原各方国较远,沮、漳二水在西、汉水由北及东并有古夏水或古杨水相通,将古江陵环绕,南面为大江,古江陵背靠荆山,其余三面为水“疆浧之波”,武王从“宵”迁居“免”,因当时北面有权国、那处,徒涉于此地的楚,因而只能在此处将“疆浧”扩建筑城,“渭(围)疆浧之波(陂)”使“浧”成“郢”。从当时的楚国的政治地理分析,迁都到江陵是最好的选择。

随着楚文化的研究,以及考古学的发展,秭归是古丹阳的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

注:历史上古江陵被拆改得厉害,明清及民国时期析江陵西部的部分地域入当阳、枝江、沙洋、荆门;解放后,又将东部的张金、徐李两区和龙湾划入潜江市。连江陵县城也由荆州城搬到郝穴了。历代行政区划的变更,使一个楚国原本的核心区域搞得四分五裂。

3、依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对古丹阳的探索

寻找古丹阳,受到传世文献的影响,其一,总认为丹阳是在丹水之阳;其二,将丹阳与荆山连在一起。所以很久以来,寻找古丹阳没有最终结果。讲到荆山,总是将南漳一带的大山作为荆山。所以寻找古丹阳难有目标。上世纪,荆州马山的郢北村出土了一件带有丹阳铭文的秦戈。本文提出一种新思路,以荆州西北的山林作为荆山。郢北村西北不远处是马山阴湘古城,阴湘古城中出土了二件刻有荆字的陶器。可以说明此地就是楚先民之荆族-荆蛮。在先秦时期,中原各国称楚为荆蛮或楚蛮。《史记·楚世家》说:“(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孔安国《传》说“濮”在江汉之南。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濮在楚西南。按孔安国《传》,所以疆浧(郢)应是在江陵一带。

《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所以丹阳与楚蛮相关。因此,阴湘城所居的荆族-荆蛮,荆蛮即楚蛮。

荆州阴湘城距枝江不远。颖容《春秋三传例》之说:“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楚昭王的“江、汉、沮、漳,楚之望也”,就有班固《幽通赋》:“芈强大于南汜”。 《史记·楚世家》:“楚彊,陵江汉闲小国,小国皆畏之”。均与江汉有关,所以应予以重视。

上世纪80年代在荆州纪南城西北约8.5公里的马山万城闸曾经出土一批青铜器17件,其中有四件有“北子”、“邶乍”等铭文。“邶”旧说是邶国也有说成是邶县,但邶与屈、归、夔、蒍均为楚时的羋姓多氏。田成方先生在《考古资料中的楚氏宗族及其谱系探析》论证了薳氏、远氏、蔿氏、邶氏其实就是一个宗氏,是同一个宗族的大宗与小宗的分别,这几个字在古代是相通的。

“薳、夔、远、蔿氏、邶”均通“归”,所以楚国时期的“归”地而有可能就在郢都的西边即当阳的季家湖与江陵马山一带,此地极有可能就是楚国的蒍郢。即楚时的归乡。而当阳季家湖旧时属江陵。解放初期由江陵析出划入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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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马山蔡桥村

附图为荆州市马山蔡桥村,经文物普查,此地新发现一大片东周宫殿台基遗址群,疑是楚都纪南城的前身丹阳城,希望考古有新发现。

4、结语

解放后近60年来的考古,“在楚文化的发祥地”秭归,却找不到任何反映楚文化的发祥地早期楚文化特征的楚墓,再查《荆楚文化网》楚国历史考古大事记(截止1982年)统计,楚墓发掘共148例,其中江陵发掘的楚墓有18例、纪南城5例、当阳5例。秭归发现的仅只有二例,而这秭归的二例楚墓年代早不过战国中期。所以说古丹阳的秭归说,没有考古学依据。尽管网上有文章说:是不容质疑或是事实不容争辩的,但按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实在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结语:秭归不是楚故都,也不是古丹阳。没有地下考古资料的证明,秭归不是楚故都,也不是古丹阳。符合历史要求的古丹阳应在江汉地区寻找。

参考文献

【1】尹弘兵《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

文中附图均来之于网络,原著作人版权不明,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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