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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坐公共汽车。车上乘客不多，很多座位都空着。车上有一位安全员。因为乘客很少，他没什么事可做，就在一个座位上坐着。 过了几站，上来一些乘客，车里的人多了起来，但也不是很多，还有空座位。忽然，前门的售票员冲后面厉声喝道：“你怎么还坐在那里！”安全员一听，赶紧不好意思地站起来。 这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儿，但这一幕却让我印象深刻，浮想联翩。 北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公共汽车上的安全员。外地的朋友可能不熟悉。我简单介绍一下。
过去，北京的公共汽车上除了司机以外，还有售票员。单车厢双车门的公共汽车，有一名售票员，大通道三车门的公共汽车，前后有两名售票员。售票员负责卖票查票以及维持乘车秩序。售票员这一行还出了劳动模范，那就是著名的李素丽。 后来，公共汽车的售票方式改成了刷卡（刷码）。这样一来，好像就没必要设售票员了。于是，双门公共汽车就取消了售票员，只留下司机一人。三门公共汽车，还保留一个售票员。我那天坐的，就是大通道三门公共汽车。 大量减少售票员，公交公司当然高兴，这节省了不少人工费用。但时间一长，发现不成。售票员的工作，不只是卖票查票，更多的是维持乘车秩序。这方面的事情很多很杂，比如扶老携幼、疏导乘客、回答乘客各种问题等等。光靠司机一个人，顾不过来。 加上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性，公共交通必须确保不出大问题，后来，就另行设立了车上安全员。其初，这些安全员只负责安全问题，比如防止有人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制止乘客间的冲突，或者其他种种和安全有关的“搞事情”。 虽然都是在公共汽车上工作，但这些安全员，和售票员大不相同。 售票员和司机都是公交公司的正式员工——司机工资高一些。售票员干久了干好了，经过培训，可以改作司机，工资也会相应增加。售票员基本都是本地人，女性居多。 安全员则基本都是男的，重要的是，他们显然不是公交公司的正式员工，而是派遣工。有专门的劳务公司雇佣他们，和他们签劳动合同，然后把他们“派遣”到公交公司来上班。安全员基本都是外地人，是说着各地方言的小年轻。
其初，安全员的工作只限于“安全”方面，渐渐的，他们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多，和售票员就差不多了。毕竟，你站在那里，车上的很多事情，即使和安全无关，你也不可能完全袖手不管啊。虽然是外地人，但有的勤快用心的安全员，连“指路”这样的事也能做。其他诸如帮助老年人上下车、帮助乘客刷卡刷码、打扫卫生、给老幼病残找座位等等，也都在做。 也就是说，安全员现在实际上已经相当于售票员了。区别只在于，他们不是公交公司的正式员工，他们是派遣工。做着同样的工作，却分为三六九等。安全员处于最底层。 处于最底层、不是正式员工的表现之一就是：公共汽车上，没有安全员专用的座位。实际上，严格按照管理规定来说，安全员根本就没有权利坐着。他们应该全程站着工作。 要知道，售票员在公共汽车上可是有专门座位的。那个座位在车门旁边，设计得很贴心。无论公交车上怎么拥挤，也挤不到售票员的这个座位。当然，售票员经常要离开座位去工作，他们很辛苦；但不管怎样，他们在车厢里毕竟有自己专用的座位。这就是正式员工的利益和权利。 而安全员作为派遣工，公交公司并不怎么关心他们的工作条件，不会费心给他们设立专用座位。当然，公交公司肯定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安全员就应该站着，并在车里来回巡视，这样才能确保安全等等。 我们都知道，这些理由其实是糊弄人的。真正的理由就是，安全员不是正式员工。虽然他们做着和售票员几乎一样的工作，但他们是公交公司的“外人”。 于是，就会出现开头的那一幕。如果车上乘客很少空座位很多。安全员可以暂时坐着。如果乘客多了，安全员就应该赶紧站起来。这才是他的本分。那名安全员没及时站起来，就被售票员呵斥——虽然那售票员自己稳稳当当地坐在他的专用座位里。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新中国历史上，“三工”（外包工、临时工、合同工）问题曾经非常尖锐，造成轩然大波。“三工”和正式工之间的种种不平等，被认为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政府专门发文件要求各单位尽快解决。 现在，大家好像反而不认为“三工”是应该解决的问题了。尤其是各种派遣工，也就是外包工大行其道。很多公司都乐于使用这种用工方式，可以节省很多人工成本。据说，这才灵活高效的劳动力市场。 如果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工”，那么可以接受，比如，确实没必要要求人们给临时上门打扫卫生的“小时工”购买“五险一金”。问题在于，很多“三工”，比如公交公司的安全员，实际上和正式员工没什么区别——甚至工作更多更辛苦，但就因为是“三工”，他们很多应有的权益就被无视和忽略。售票员有专门的座位，安全员却被要求全程站着工作。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原则。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上有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分歧。一方认为，既然新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再有阶级矛盾和剥削，顶多只有人民内部矛盾。另一方却认为，如果不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和及时相应的调整，新中国照样会出现阶级矛盾和剥削。 现在看来，后一方的意见很可能更有道理。这其中的要点和关键之处在于，阶级矛盾和剥削，并不必然要有“坏人”才会出现。即使没有人想作恶，大家都很正常很友善，但在不知不觉中，人也会分成了三六九等，并且逐渐固化下来。于是，剥削和阶级矛盾就再次降临。 那个自己坐着却理直气壮地训斥安全员的售票员，肯定不是坏人。甚至可以说他很敬业。看到安全员违反规定坐下来，他尽到了自己的监督职责，提出批评，做出纠正。这有什么错么？没有错啊。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凭什么做着同样工作的人，却分成三六九等，有人是正式工，享有各种权利和保障，有人却常年只能是临时工、派遣工，权利少了很多，工作也没有保证，随时可能卷铺盖走人。这公平吗？
从公交公司的角度来说，有大量的客观理由，比如，这些安全员往往“素质不高”，如果不严格要求——比如如果不是规定必须站着，他们在工作中就会得过且过甚至趁机打盹睡觉。 其实，这是一个互相激化的过程。公司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没有培训只有监督，而且工作不稳定，安全员们当然也就不会想要成为李素丽那样的劳动模范。他们只是挣一份“有今儿没明儿”的工资而已。工人或者员工的主人翁意识，是要以他们真正拥有主人翁地位为前提条件的。 当然，不必把问题都归咎于公交公司。前面说了，这方面的问题，复杂就复杂在，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造成了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情况。甚至可以说，只要不刻意地、特别注意地加以防范，人与人的不平等和剥削就会出现，就像没有及时打扫的房间，就会逐渐脏乱一样。 完全应该想到，被呵斥的安全员，虽然赶紧站了起来，但他们显然不会对此感到愉快。和别人做着同样的工作，却处处低人一等甚至几等，这必然在他们心中集聚不满和怨气。这种不满和怨气，不见得会爆发，但却一定会成为分化乃至分裂社会的毒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乃至敌视，就是这样逐渐产生和积累的。 说到这里，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就表现出来了。既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就必须保持这方面的高度警惕性，随时发现和纠正不平等和剥削的苗头——冒头就打，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对真正的一线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而不应该放任自流，让他们去独自面对所谓的“自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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