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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将年初的小摩擦扩大成军事冲突，在全国掀起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3月，秦启荣部队在山东博山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部队，逮捕和杀害团级干部以下二百余人。至1940年春，已残杀八路军在山东的游击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七百余人；1939年6月，河北张荫梧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四百余人；1939年6月至9月，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鄂东行署主任程汝怀调集部队，围攻新四军，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人；1939年11月河南省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一千八百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惨杀因抗日受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当地群众共二百余人；1939年12月阎锡山与日本侵略军勾结，集中六个军兵力，向驻在山西西部的新军进攻。在山西的东南部，旧军又同中央军中的顽固派相配合进攻新军，摧毁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毛泽东面对“日本重点攻击敌后共产党军队，国民党汪精卫投降派建立南京伪政府，蒋介石顽固派策划军事政治反共”的严峻形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摇摇欲坠之际，于1940年1月28日至5月底，先后写了《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团结到底》等8篇文章。其中有中央决议、中央给中南局的指示、会议报告演讲、全国通电，集中了毛泽东这一时间内对斗争的思考，体现以斗争求团结，斗而不破，在斗争基础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共产党为什么要“坚决回击，坚持斗争”毛泽东明确提出：党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直存在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两种错误观念。当出现国民党顽固派军事进攻，企图破坏统一战线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反击会加剧统一战线的破裂。比如，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就存在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以致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导致新四军九千余人遭受覆灭性损失，他本人亦被反动分子所杀。 毛泽东则明确提出，不斗争，不反抗才会导致统一战线破裂。
一是因为，如不斗争，就肯定不能发展自己，还会导致我党、我军更严重的损失。抗日统一战线中最进步的力量就会被削弱。因此，“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 二是因为，如不斗争，就不能争取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本就首鼠两端。之所以中立，就是因为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势均力敌”，中立符合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如进步势力减弱，反动势力发展，中间势力必然倒向反动一派，反动势力更会增加。因此，“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
三是因为，如不斗争，就不能有效遏制顽固派。毛泽东在《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提到“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因此，要趁其尚在萌芽期就给以打击，“延长其逗留在统一战线中的时间，避免更大的内战”。
斗争也要讲技巧——斗争对象最小化坚决反击，坚持斗争不代表蛮干，也得讲技巧，既要斗争有力，也要斗争有限。 首先就是斗争对象的最小化，也就是团结绝大多数，孤立（斗争）极小数。毛泽东此时对斗争和团结对象做了细致入微的甄别，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剥离，并采取不同应对策略。 第一层剥离是阶级层面。毛泽东将国内分为三派势力：进步势力（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顽固势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别采取发展、争取、反对的策略。 第二层剥离是对顽固派内部。顽固派内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对其中的抗日派，“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第三层是对顽固派中的“反共派”做动态剥离。“有些人是两面派，有些人是被迫的，又有些人是一时之错，对于这些人都应争取他们，继续团结抗战”，“对某些举行过磨擦的军队，在其停止了磨擦之时，亦应恢复友好关系”。 毛泽东反对将国民党整体看做顽固派，认为要做辨别，并且要正确认识他们只是少数，应利用其内部矛盾，采取区别对待，最大程度团结里面的中间派和进步派。
斗争也要讲技巧——力度要强，范围要小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提到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自卫、胜利、休战原则，归纳起来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不好惹，打就坚决取胜，适可而止。 一是自卫原则——斗争的防御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老实，但不能欺负我。 二是胜利原则——斗争的局部性。“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 三是休战原则——斗争的暂时性。打退顽固派进攻之后，在没有新的进攻之前，应适可而止，主动讲团结，签订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毛泽东这种斗争中蕴含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1962年6月起，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爆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即将拿下印度首都新德里。就在印度陷入一片恐慌，政府部门和一些有钱人开始准备逃亡的时候。中国却迅速撤回原实际控制线20公里之外，释放了全部印军俘虏，归还了所有缴获装备。这就是：欺负我不行，打就坚决取胜，适可而止，控制战争范围最小化，保持和平谈判的空间，争取边境和国际环境长时间和平。 敌后和宣传领域斗争同样重要
在毛泽东看来，斗争是全方位的，包括思想、政治、军事，也包括前线和敌后。其中，敌后和宣传领域的斗争格外特殊。因为是敌占区，因为敌人掌握国家机器，所以采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策略。 敌后斗争中，毛泽东吸取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宣传领域斗争中，毛泽东主张实行《总理遗嘱》，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实行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这些都是国民党自己宣布的纲领，也是国共两党都认可的共同纲领。“许多共产党员还不知利用它们作为动员民众孤立顽固派的武器。今后应该随时把握这五条纲领，用布告、宣言、传单、论文、演说、谈话等等形式发布之。这在国民党区域还是宣传纲领，但在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地则是行动的纲领。根据这些纲领去做，我们是合法的，顽固派反对我们实行这些纲领，他们就是非法的了”。 这种大肆宣传敌人公开过，又被我们所认可的政治口号和纲领，看似在帮对方，其实如真实施，也是在帮自己，在帮统一战线。而敌方却陷入被动。制止不行，不制止更不行。进退两难。这正是，光明正大搞阳谋，有苦难言哑巴亏。 小结为了实现彻底的革命，就要调动全中国的大多数人的力量，这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也是毛泽东能够胜利的关键思想。 可是，不同阶级，不同利益团体组成的统一战线，分歧和矛盾肯定少不了。中国共产党讲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追求，以团结为目的，寻求的是最大公约数，为此她自身还要讲牺牲和奉献。当然，斗争也是维护统一战线的主要手段。 欧美西方国家也组成联盟，但盟友间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用武力、金钱、利益分配、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维持同盟关系。同盟内部背后耍阴招的时候很多，就如美国挑起对中贸易战，却趁机抢占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今天，我们好像不常提斗争了。其实，斗争不仅是军事武装斗争，与陈规陋习斗争，与困难斗争，与恶劣条件斗争，都是斗争。人生无处不斗争。斗争才能进步，斗争才能改变，才有战胜的可能。 要斗争，就要学习毛泽东的斗争艺术。扩大朋友圈，将斗争对象限制在极小范围，瞄准重点部位和重点群体，务求一击必中。在斗争的同时，要控制范围，适可而止，边打边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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