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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冬季刚过，1917年3月中旬，英国政府突然发现无法联系上俄国沙皇。 同盟国也好，协约国也好，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俄国的巨变。1917年年初，俄国已经显现出了元气恢复的征兆——通向不冻港摩尔曼斯克的铁路已经修成，与协约国的运输通道完全打通；俄军新增了200个营的兵力。英法刚刚策划好一场两线作战方案，突然间俄国就联系不上了。 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受人尊重的皇帝，为人正直而柔和。恰好是这种柔和，使他难以应对战争后期国内骚动的势力。他在位的所有举措并没有战略上的错误，离成功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仅仅一个月后，美国就将参战，加入协约国，俄国将获得更多的支援。然而，命运、国运都没有站在沙皇这一边。 社会各阶层、各派势力的不满，以及民众对于反战、饥饿的抗议，其实从1916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再强大的物质、再广袤的国土、再多的人力资源，也顶不过饥荒和经济崩溃。 3月11日，恰值沙皇本人没有在彼得格勒，执掌军队的尼古拉大公也处于被放逐状态，沙皇的卫队发生了哗变。反叛的军队打算委托杜马中的其他政党势力组建新政府。 几乎就是在当天，杜马的军事委员会高官们，就在这天前还在高呼沙皇万岁，忠于沙皇的爱国者们，马上做出了要沙皇退位的建议。各方势力毫不犹豫地把战争引发的国内问题，都归结为沙皇本人。 此时，沙皇的幼子正在出麻疹，尼古拉二世本人心神不宁，几乎毫无异议就签署了退位诏书，把皇位给了自己的弟弟，让弟弟去对付杜马并重新组建政府。 就两天功夫，庞大的俄国突然失去了权力核心，各方势力都没有反应过来下一步该怎么办。整个俄国，都需要一个有着严酷手段和冷静逻辑的人来统领。 同时，德国还在企图发动新一轮的西线战役，他们还发明出了喷火器，不过，相比这些而言，德国另一个武器比这些都更可怕——德国人把一个叫乌里扬诺夫的人，封装上了火车，送到了彼得格勒！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将引发一场波及全世界的剧烈爆炸。十五年前，我读到茨威格在《人类明星闪耀时》里写的这一段时，不自主地颤抖起来。 温斯顿对列宁的描绘——他的头脑是非凡的工具，他的思想光芒四射，揭露了整个世界，他理解万物能达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深度，他的激情和创造的事业，再过一千年也不会让人们遗忘。然而，他哥哥被沙皇处死，使这束思想的光芒通过棱镜折射而成为了赤色！——看看这文笔！
在克伦斯基竭力维护国家正常运转时，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正在全国各地发动针对临时政府的叛乱——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夺权。列宁说——如果一个人不能为了社会革命而牺牲掉自己的祖国，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此举引发了俄国的内战——克伦斯基政权开始对苏维埃政权进行镇压。克伦斯基政府外部还得受到德军的进攻压力，因此无法集中兵力对付苏维埃。列宁和托洛茨基迅速行动，直接在彼得格勒发动军队哗变，以枪杆子控制了俄国杜马，由此夺得了政权。 11月14日，英国第一个站出来承认了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止外部纷争，撤出一战，把矛头指向国家内部，以内部阶级斗争来取代外部战争。布尔什维克否定了俄罗斯帝国的一切，条约、战争、外交、内政，只有一个东西全面继承过来——秘密警察系统。  促成协约国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是列宁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即与德国停战，同时，把原俄罗斯帝国的西方领土割让了一部分出去，这就构成了一直延续至今的东欧和东北欧诸小国如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的由来。 这让战争局面陡然变得对协约国极为不利——德国获得了俄罗斯的资源，同时还能腾出东线兵力加到西线来。由是，在英法的策动之下，在俄国军队内部再次掀起波澜，反苏维埃的叛乱活动开始。 著名的邓尼金将军和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反叛，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同时，英法还策动日本，以及在西伯利亚的原隶属沙皇部队的捷克兵团反叛，占据弗拉迪沃斯克（即海参崴）和鄂木斯克建立反苏维埃政权。高尔察克正是这个政权的领导人。 应该说，正是围绕一战东线战力的排布，英法等国的策动和支持，让这个时期的日本对中国东北产生了觊觎之心。日本借配合协约国对苏维埃政权的侵蚀，向美国大量借入黄金和钢铁，强化其军工生产。 东欧独立的几个小国，很快又因为夹在德国和苏维埃之间，产生了诸多冲突——两方都想控制它们。芬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其后又都发生了被苏联侵犯的事件。当然，最要命的还是波兰。 波兰在托洛茨基手中被宣告为一个独立国家，但却要求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遭到了在俄军中的前波兰军人们的集体反对，波兰受制于苏联的傀儡政府很快就与波兰军方发生了冲突。这时涌现出了波兰民族英雄——毕苏斯基，他此前为沙皇俄军中的一员，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被放逐，随后就加入到了波兰反对苏联控制的大军中来，并最终从苏维埃手中夺取了波兰政权，终于建立了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波兰。 温斯顿描述道——战胜国在巴黎聚会，唯独缺少了一个最应该出席的国家——俄国。俄国在过去四年的战争中，对于协约国的贡献是第一位的，它吸引了同盟国近一半的兵力，有效打击了强悍的德军。 但它却在中途倒下了，倒下之后，她居然发生了改变，一个面目全非的、地球上从未见过的幽灵站了起来。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一支不属于国家的军队，一个没有上帝的宗教。温斯顿站在他的立场，真诚地痛心看到曾经的盟友变成了一个六亲不认的怪物。——这个情景塑造得颇像宫崎骏的动画里那些先是权威后来终于变成庞然怪物的形象。 第五部分：1918年停战后 整整四百年，英国占据着欧洲的犄角一端，先后作为牵头人，打败了四支试图统领欧洲的力量——先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接着是法兰西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第三个是法兰西帝国的波拿巴，第四个则是一战时的德国威廉二世。这是到一战结束时，后来的二战，又是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再次对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统治进行挑战，再次被英美打败。 至此，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的国体和政体，已经连续经历了近五百年的挑战，不仅站稳了霸权地位，而且稳定发展起来了。相比他们建立的这种体制，其他体制要么是跟随，要么是短命，这其中难道没有某些道理吗？ 温斯顿指出，在五百年长期和可怕的动乱中，英国的议会制度承受住了每一次冲击，不仅在和平时期可以取得飞速的经济发展，还能应付战争时期的威胁，每一个起来嘲笑和挑战这种体制的集权体制，几乎都没有存在多久。这其中一定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在起作用。 反观我们自己——中国自1911年建立现代国家体制，短短的一百年时间，政体却经历了巨大变换和动荡。目前的政体刚刚存续了70余年，如果当代的我们仍然认为，英美国家不过就是有钱有技术有装备而已，我们有体制优势和文化优势，那么我们与一百年前受尽欺压的晚清政府的看法——西方不过是船坚炮利、奇技淫巧，我们有承接天命的文化道德优势，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还是多角度读历史吧。
第五卷属于温斯顿最为擅长的领域——政治局势和战略部署分析，是温斯顿对战后格局的全面解读。说实话，比之凯恩斯的名著《和平的经济后果》要深远和高明太多。 战争结束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为了战争而动员起来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放慢速度，逐步释放战争动能。温斯顿形象地比喻，就像一个人受到刺激持续高强度工作，突然间刺激消失，人才会感到已经筋疲力尽一样。 第一个问题就是500万军工生产工人的问题怎么办。首先是工资水平非常高，多发的货币，很快都在战场上得到了消耗，现在这种消耗能力戛然而止，工资水平势必下降。其中还有150万家庭妇女参加了军工生产，工资水平也相当高。 其次是上百万人要改变居住地点，几百万人要转换工作，怎么办。这些问题，政府早在1917年就已经启动研究设计，主要的措施是，工作减量，产能减量，迅速建立失业救济和捐赠基金；同时军需部门和军火商到全世界倾销剩余军工产品。 第二个问题就是党派纷争。战争时期当然是空前地团结一致，诸如爱尔兰问题、自由党参政问题，都被放在了一边。为了取得团结，劳合·乔治还空前地组建了联合政府，保守党历史上首次与工党完全和解，自由党的阿斯奎斯则分享了近一半的政府职位。 战争一结束，议会体制的内部纷争马上就开始——爱尔兰问题，国有经济挤占私人部门的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工人生活保障问题，全部反映到了党派纷争中来。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大选——这届议会的任期本来也因为战争延续了8年之久。 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同样是战争造成的社会矛盾，在不同体制下的解决之道——民主议会体制，通过议会上党派间的争吵，公开的媒体辩论，民众通过媒体集体参与，最终落实到选票来决定新的政府，达成新的治理政策。集权体制国家则是一条路——革命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及内战。 温斯顿观察发现，相比其他国家，英国已经运作了近三百多年的宪法体制，议会通过政党，以及政党下属的深入民众的协会、俱乐部组织，以及具备一定独立性的公共媒体，形成了社会意见和矛盾的表达和宣泄机制，使得即便在战争和战后混乱时期的英国社会，都能保持有效运转和基本稳定。尤其是近400万军人突然从铁一般纪律的军营中解放出来，冲击整个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时，也未对英国社会造成较大损伤。这一点尤为可贵。 议会体制里每天争争吵吵，一盘散沙，表面上的纷争，与实质上的稳定性，可不是一回事。 不过大选带来了一个深刻的不良结果——因为要争取民众，而当时民众对于德国的仇恨已经达到顶峰，由是，如何惩治德国成为了大选中各党派一个重要的竞选政策。大家几乎是一边倒地要严惩德国，在赔偿金额上，从20亿英镑一直鼓吹到了上百亿英镑。 对此，温斯顿指出，当时的联合政府高层是非常理智而清楚的，他们都认为20亿英镑分30年偿还，是一个相对合理的赔偿方案，甚至于还设计了让德国进行劳务和贸易赔偿的更为合理的方案。温斯顿们认为，如果要像德国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那样强行索取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不知满足地索取赔偿，那么还将埋伏下将来动乱与战争的伏笔。 温斯顿此时全力处置的就是军人复员问题——既要维持常备军基本的稳定，同时也要复员大批量的军人。他的方案是，提升军队薪水待遇，同时用几条规则一刀切地复员——如受伤三次以上，在海外呆了五年以上等等，延续近半年时间每天退役1万人。同时，又新招募8万青年充实到海外驻扎部队中去。 于是，初期的混乱——甚至造成了十余次兵变，以其他国家或体制不可想象的速度平息下去了，而且还没有付出要出动军警镇压的成本。
1919年1月，和谈正式开始。美国全面介入了和谈，在温斯顿看来，美国是从一个很奇怪的角度介入的，这个奇怪的角度也决定了它无法真正达成自己的目标。美国总统威尔逊排场很大，带着理想主义的光环，以维护人类权利与公平为自己的使命，不远万里，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离开北美大陆的总统，前来欧洲调解纠纷。 然而，他却面临三个不利的因素——其一，美国民众没有他宣称的那样慷慨大度，大家都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其二，协约国的民众远比其领导人更希望严酷地对待战败国，他们可以通过党派和大选来影响决策；其三，也是最大的问题，威尔逊的民主党没有获得参议院和国会的多数席位，也就意味着，他所作出的任何决策，都可能被国会否决。 对此，威尔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加以纠正——他甚至都没有与共和党就和谈问题进行过任何交流，达成过任何方面的一致。似乎威尔逊就试图保留自己被国会否决的可能一样。 威尔逊未做任何准备还体现在，他居然丝毫不知道整个一战过程中，协约国之间，乃至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存在的各种秘密条约，这些条约真实地展现出——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正义与公平，大家都是在边打边谈各种利益交换。这让威尔逊此时提出全人类的权利与公平，显得十足的理想主义。 即便是威尔逊自认为的创意——创立国际联盟，也完全不是他的创意。关于在世界各国之间设立联盟组织的想法，还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出现了雏形，大家各自提出了一套国际组织的方案。威尔逊不过是把这些想法编辑起来合成一个系统而已。 会议进行分成三个阶段，断断续续开了三个多月。温斯顿指出，按照威尔逊的提议，是要涉及全世界的主要27个国家参会，而实际上，会议是由五大国主导。所有不重要的事，都采用公开会议方式，而真正的重要的事，都是这五大国随心所欲地私下里达成共识。没有一个牵头方，任何问题都是到了非要解决不可的时候，才开始议定。讨论了两个月之后，五大国相互之间依然极不信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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