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爱情是什么”这个问题,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却很难从亲密关系带来的困扰中幸免。爱情似乎是一种“迷药”,使人感到孤独、压抑,甚至自我怀疑,它似乎是确定的,但又总是令人捉摸不透。 当代男女恋爱时最容易忽视的,往往也是爱情中痛苦的那部分。从亲密关系确定之前的求而不得,到确定之后的厌烦、焦虑、愤怒、争吵,甚至到分离之后的孤立无援,这一切痛苦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 ![]() 对于“爱情是什么”这个问题,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却很难从亲密关系带来的困扰中幸免。/图·unsplash 心理学家认为,坎坷的经历与心理历史、自我认识有关,确定痛苦的来源可以克服不幸。然而,一段情感或者婚姻的失败并非只是源于个体的心理弱点。 在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斯看来,当下社会中的婚姻,很难脱离经济意味上的牵扯,爱情也就很难作为第一要义贯穿始终,一个人经济层面的贫穷,并不意味着品行有亏或个性软弱,而是来源于社会上的系统性经济剥削。体制的安排,造成了我们变化无常、多灾多难的情感生活,同时也制约着两性关系的基本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心理学将爱情的失败集中在对个体的指责,反而是滞后的。 伊娃·易洛斯在写作《爱,为什么痛?》之前,和处在不同感情阶段的亲友以及陌生人,进行了成百上千次的谈话。最终她发现,每段爱情的讨论,其实都离不开当代社会背景和当下的经济体制,跳脱不开两性关系的本质差异。尽管“两性”关系在当下变得更多元,但是由社会结构所造成的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从过去到现在,依然是爱情悲剧中的主要导火索。 ![]() 2019年2月14日,俄罗斯莫斯科,适逢情人节,许多情侣在马涅什会展中心参观艺术伉俪弗里达·卡罗与迭戈·里维拉的作品展。 /IC 这种不平等,可能会以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为转移,然而爱情中的“痛”,恰恰正是这种自由代谢出来的产物。 “内在美”与“外在美”,孰轻孰重? 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时刻——我是应该更在意对方的外表,还是更倾向于对方的品格? 现实中,人们即使愿意承认自己是视觉动物,但也从根本上不愿意降低对另一个人良好品格的期待。仅仅追求外表,难免让人觉得轻浮,同时也容易使自己处于道德框架之外的危地,被贴上“不靠谱”的标签。然而,爱情实质是建立在人的感官基础之上的。 ![]() 爱情实质是建立在人的感官基础之上的。/图·unsplash 对此,伊娃·易洛斯列举了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爱情,人们从自身的感官出发,崇尚忠诚而质朴的感情。然而,随着化妆品的出现,“粉饰的美”被认为是“真实”的内在道德美的不正当替代品。 到了现代,广告商为了推销这些商品,把美和品格作了区分。青春与美变成了情色与性的特征符号——拥有美就等于拥有了爱情。 美变成了畅销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就使得男性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了消费文化,享乐主义在城市的酒吧里随处可见,爱情作为一种真假难辨的主题,被藏在了浮华的霓虹灯后面。 如今,“内在”与“外在”混杂在性吸引力之中,这是一条全新的、更复杂的评判标准,与美貌、道德、品格区分开,转化成了人们可以自觉操控的关于肉体的、语言的、着装的标准,使人从多个角度引起对方的性欲望和好感。 ![]() 美变成了畅销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图·unsplash 性吸引力不同于以品格为基础的爱情,而是使两个独立的个体互相兼容,这对于当下的男男女女而言,想要泾渭分明地辨析“内在美”和“外在美”各自的分量,是向左还是向右,已经不再容易,抉择就成了自我认知之路上一件痛苦的事。 “性感”成为择偶标准真的靠谱吗? 在过去的传统社会里,择偶标准是已知的、公认的、客观的,“门当户对”作为一种阶级观念深入人心。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这些固化的标准也渐渐变得主观化,不再有正规机制约束人们必须按照社会地位进行婚配。择偶标准也越来越多样化和精细化,肉体和个性的吸引等指标变成了首选。 “心动”已经变得无法用客观标准来解释。这也就意味着,当现代人遇到自己的心仪对象时,个人必须依靠自己判断是否受对方吸引。这需要个人通过一套极其复杂的情感评估和认知评估过程,才能最终达成决策的结果。 ![]() “心动”已经变得无法用客观标准来解释。/图·unsplash 伊娃·易洛斯认为,这个时候有一种可以解释性吸引力的“性感度”,能够囊括性魅力、心仪度,甚至脱离道德价值观的桎梏。“性感”成为了当今择偶时一种流行的、自主的、决定性的评判标准。“性感”不再只是外貌,而成为了一种本质特征,包括但不限于纯粹肉体方面。 现代男女都认为性的吸引力相当重要,女性也加入男性,开始追逐这种传统上只有男性特别珍视的东西。 这样最终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情感意向与性行为之间渐行渐远,当下的情感与承诺的道德使命感之间也变得渐行渐远,“性感”自身代表着一种文化门类和行为,不受道德准则的约束。在男性群体中,这种重视“性感”的普遍性更是超过了女性。 因为越来越重视“性感”,于是“吸引”的产生也越来越依赖于图标和视觉。与此同时,人们很少通过认知、意识或理性分析来明辨被“吸引”的原因,于是“吸引”就成了在与陌生人的短暂互动中所作出的某种快速判断,比如现在的各种速配:一夜情、搭讪、社交软件上手指滑走的自拍。 ![]() “性感”成为了当今择偶时一种流行的、自主的、决定性的评判标准。/图·unsplash 选择被主观化,自我就成了评估的唯一有效来源。同时,“性感”外表也在被商业包装所标准化。“性感”的概念造成了人们身体形象和外观的日渐雷同化。 “性感”变得可疑,同时也为婚姻市场化建立了条件并设定了背景。 当婚姻成为市场,爱情也有了代价 和“爱情”不同,“婚姻”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指的是男女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长期的“契约”关系。 伊娃·易洛斯认为,婚姻虽然是自愿的,并且选择的标准各不相同,但是不同男性和不同女性之间都始终存在着相互竞争,这就使得婚姻从性质上成为了一个市场,甚至成为资本重组的方案。 ![]() “婚姻”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指的是男女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长期的“契约”关系。/图·pexels 当交换受阻的时候,市场总是能够准确地给出衡量情感对等价值的替代品。择偶过程成为了一种“品位”和“资本”的切磋,这种隐性的竞争使得婚姻市场具备了许多社会学特征,比如婚姻关系的市场化,也同步出现了婚姻关系的异质化,现代人的婚姻变得空心和脆弱。 经济学已经渗透了人类欲望体系,欲望与个人价值观密不可分。然而,真正执着地去追求爱情,意味着将要在两性关系中承担更大的风险,即在这种竞争中成为失败者。而一个人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以及成败程度,最终都将左右人们对于爱情的理解,甚至对个人的价值观进行重新评估。 性别平等下的性别不平等 我们常常强调,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也从未停止去努力实现这一点。尽管女性主义的呼声越发高涨,关于性别平等的“争端”也并没有消弭。实际上,两性关系反映了更广大范围下的社会不平等,并且受这种不平等所制约。 实际上,平等未必自由,但是在两性关系中,更多的平等仿佛体现为拥有更多的自由。 伊娃·易洛斯认为,目前实现的“性自由”和“爱情自由”依然是内生于父权社会制度下的反抗实践,父权制度即使正在受到挑战,但仍然强势。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痛苦的形态,便体现在了各种性别不平等上。 ![]() 爱情总是同时布满柔软与尖锐。 / 吴有 过去,女性的感情较为内敛,“禁欲”成为了美德和贞洁的标志,帮助她们在婚姻市场上建立声誉,同时也变成了一种考验。反观男性,“禁欲”也能够展现男子气概,展示他们有能力首先赢得女性的芳心。 道德家们将女性的贞洁打造成了人类道德的原型,女性的“性自由”遭到了剥夺,强加的“禁欲”换来了道德的平等。 过去,“性含蓄”使得女性有理由拒绝情感——她们可以隐瞒情感不作表示,并迫使男性主动袒露情感,然后决定作何反应。这意味着男性要更主动,而作为主动方,就会更容易面对失败。他们不得不证明自己的一片赤诚,同时又需要一定的自制力来保护自己。反过来看,很少有女性愿意把自己放在被男性拒绝的境地上。 除此之外,由经济结构和媒介文化催生出来的“情色资本”,成为了女性经济资本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了女性的特权。而媒介经常将男性描述成一种“情感寄生虫式”的角色——他们索取爱,但并不懂得回报爱,不懂得提供给女性维系感情所需要的回应。“直男”成为了一种贬义。 ![]() 由经济结构和媒介文化催生出来的“情色资本”,成为了女性经济资本的一部分。/图·pexels 曾经被社会阶层限制“性活动”的男性,现在已经不再需要有权有势才能获得女性。然而,新的限制又出现了,比如,维持稳定的关系更加需要经济基础,开放的性活动也要求他们更加具有吸引力,而男性要去参与这些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各种竞争。 承诺与选择难舍难分 从两性视角来看,男性所能作出的承诺,大都取决于他们能够为此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很容易被量化成时间、精力和金钱,男性也因此有了逃避感情的倾向,并对承诺充满戒心。 女性的承诺意愿,则来源于自古以来的性别不平等,为了获得男性的保护,作为交换,女性心甘情愿地付出自己的忠诚和依赖。 ![]() 女性的承诺意愿,则来源于自古以来的性别不平等。/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其实无论是哪种行为,承诺都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为针对社会外部条件的策略性反应。然而,真正的承诺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如何选择才是。 在伊娃·易洛斯看来,承诺常常与选择相悖。在现代,衡量自由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选择的自由度。现代社会的选择架构决定了男性和女性都具有数目极大的潜在伴侣。而承诺则隐含着停止搜索过程,并放弃可能更好的选择。 哲学家让·吕克·马里昂曾说过,假如有人说“当下这一刻是爱你的”,那么这个人可能并不爱你,因为爱就是永远爱下去。 ![]()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承诺已不再包含一种把未来和自身捆绑在一起的情感力量。/电视剧《东京爱情故事2020》剧照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承诺已不再包含一种把未来和自身捆绑在一起的情感力量。人们无法将自己的未来许给别人,要清晰地表述诺言更困难,假如亲密关系不再能反映情感、品位和意志力,人们可以随时中断爱情。 承诺需要在选择框架下进行,如果两性关系是没完没了的选择,或者人们认为两性关系的形成根基必须是真诚的情感,那么承诺便对自我的实现形成了负担。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承诺反而显得“滑稽可笑”。 假如有一本关于自由的史书,那我们可以说,人们已经走过了争取自由的阶段,而进入了选择困难甚至保留不选择权利的阶段。如果是这样的话,想看到承诺,也就难上加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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