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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的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曾经感动了不同时代的青年男女，按传统的意识形态所说：“小说通过对小知识分子林道静从不屈服于命运的对家庭和社会的个人反抗到最后投入时代洪流走上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的苦难历程的生动叙述，形象地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学生革命运动的历史风貌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从而提炼出一个革命的思想主题：一切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有真正的前途和出路，也才有真正值得歌颂的美丽的青春。” 然而重读之后，发现小说的字里行间，有着不被人知的叙事奥秘。《青春之歌》一开头就以一种抒情的笔调写到主人公林道静在列车里的亮相：“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一个全身上下洁白的青春女性，被他者的目光所凝视，只身闯入男权社会，开始了自己寻找男人（或革命）的叙事。 林道静最先寻找的男人是她的表哥“杨庄小学教员张文清”，然而未遇，表哥已经离开杨庄。这个时候，她遇到了自己人生里第一个男人余永泽（人物原型即是作者杨沫的前夫张中行，一位北大教授，晚年以随笔名动天下。不过杨沫几乎是把余永泽作为反面人物来描写的）。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书写，《青春之歌》已经先验性的为余永泽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判处了死刑，虽然他得到了林道静的精神（林道静初期对余永泽有一种仰慕）与肉体，但最终因为小资情调与理想的差异而失去了林道静。 在革命的浪潮里，林道静需要的是另一种男人（革命者），这同时亦是小说所必须听从的“将令”，也就是说年轻女性要想成为革命战士，必须对革命男性做出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皈依，才能获得新生，呈现出“美丽的青春”。正是在这种文学观念的规约之下，林道静又先后与革命者卢嘉川、江华相遇，卢嘉川的出场：“仿佛这青年身上带着一股魅力，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人吸在他身边。果然，道静立刻被他那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 然而要想成为革命战士，历经磨难（包括情感的磨难）必不可少，卢嘉川牺牲了，另一个革命者江华适时出现。表面上江华一直在以革命大义的声音在叙事，已经完全从精神上征服了林道静，小说以林道静的视角这样写到：“这是个多么坚强、勇敢、诲人不倦的人（指江华）啊。”然而骨子里，江华依旧如余永泽、卢嘉川一样，还是想得到林道静。青春女性精神上的皈依，并没有完全满足江华的期待，他想要的更多。 小说的叙述则是：“江华看出来，她不但是一个坚强的同志，而同时她也是一个温柔的需要感情慰藉的女人。从她的眼睛中，他看出了里面的空虚和寂寞。而他自己呢，他自己不是也在痛苦中等待许久了吗？”好一个“在痛苦中等待许久了”，革命者江华图穷匕见，“道静，今天找你来，不是谈工作的。我想来问问你——你说咱俩的关系，可以比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吗？”这段可笑的叙述，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则错误。 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来说，“同志”是人间最亲密最神圣的关系，革命者之间不可能存在比“同志”更进一步的关系了。作者杨沫似乎没有考虑到“政治正确”这一点啊，这种叙述的裂痕，反而证实了革命并不能消除情欲的召唤，情欲乃是作为肉身的人的生理本能。再宏大的叙事，亦无法遮蔽生理本能的强烈需求。最后革命者江华如愿以偿得到了林道静，实现对“青春女性”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占有。最革命的话语，在一种看似庸俗的情爱纠结里完成最终的叙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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