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抽烟的父亲

新用户45364845 202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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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50年生人，新中国的第一代人。那个年代香烟是男人的荷尔蒙，男人固然觉得必不可少，女人也觉得有必要。不像我的老婆，看见我抽烟就叽叽歪歪，搞得老罗像过街老鼠。

（父亲和母亲结婚三十周年留念）

想想也是，那时不像现在那样时兴送礼，家家都穷，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但又不得不有社交，邻里之间互相帮忙建房屋杀年猪做酒席，买包烟，每人发一支，便都来了。出门靠朋友，需要问个路，求人家搭把手，一支烟出去，便有了诚意，也能得偿所愿。烟是那个时代的男人标配，社交神器。

我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父亲对我们兄妹几个来说是老虎，我们都畏惧他，他也不屑于和我们亲昵。老子就是老子，儿子就是儿子，不需要理解，你只需要接受就好。无亲子之说，他县城回家休假，坐在桌上喝酒，我们就乖乖地装碗饭夹几筷子菜下桌吃，还要胆怯地看看他脸上是否有嫌弃我们夹多了菜的神色。不像现在，小孩子是皇帝，父亲到成了太监，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即使这样，我们兄妹仨也没有成为逆子。

（九分钱的经济牌香烟）

听母亲说，父亲年轻时很帅，是罗家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专唱京剧演样板戏。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男一号，合影是要站C位的。演《白毛女》就是大春，演《红灯记》就是李玉和，想来父亲确实是帅的。父亲也有些才华的，至少在那个年代，因为我隐约记得他在我懂文言的时候曾经讲过他一次和语文老师冲突老师要他写检讨，父亲也是倔脾气，写了一句：“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尔如之奈何？”老师竟怒极而喜，觉得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小孩子不错呢。

然而再有才华也扛不住时代变幻。1966年，文革开始了，学堂散了，父亲回家务农，因为看得懂剧本，便加入了文艺队。若是走文艺一途，也是不同的命运。1968年，县剧团到罗家文艺队挑苗子，父亲那天恰好随祖父到隔壁苑前公社的公和圩贩斗笠卖，也就错过了这次机会。好运似乎总是与他擦肩而过。也好，若去了剧团，便可能有另外的妻子，便没有像我这样的儿子在凌晨时分写怀念他的文章。也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一毛四的勇士牌香烟）

1970年，泰和县良种场把父亲招走了，虽然还是种田，但从工农兵的排序来看，父亲从农民进到工人这一级，想来父亲是喜悦的，好歹是吃工资。那一年，哥哥出生了，我还没影子。母亲说父亲没钱回家，恐怕那时候在外面有女人。我笑问她：你抓到了？母亲说：那倒没有。当然，父亲风不风流，那是母亲管的事，跟儿子没关系。

父亲会抽烟，也会喝酒。开销很大，我记事起，父亲每月回家休假经常吩咐我跑腿去罗家代销点给他打酒买烟，酒是四毛七的蔗皮烧，一天一斤，烟是九分钱一包的“经济”牌，这样算来一天要五毛六，一个月便要十七元了。父亲的工资只有二十八元。

（一毛七的香叶牌香烟）

父亲不是一个文章里塑造的含辛茹苦的父亲，他从不愿意亏待自己。但并不意味着他不负责任。父亲每次休假回家，都会带回来几斤猪肉，猪肉是70年代的黄金，要凭票买的。他不仅有妻儿，还有父母和弟弟（父亲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妻儿要保障，父母弟弟也不能忘，每次煮好肉，总要先端一钵去孝敬爹娘友爱弟弟。想来也没有闲钱去风流。更不要说我是万合小学唯一拥有《少年文艺》《故事会》和《当代少年》三份杂志的农村孩子，父亲舍得在我们兄妹仨的智力投资上花钱。

父亲一辈子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一生没有做一栋房子。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其珍惜自己羽毛的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或许是一个真正风流的人，年轻时喜欢打扮自己，虽是一个农民，但穿得也像国家干部，喜欢买书，喜欢唱歌。做父母，不一定要做苦情父母，得先爱自己，再谈爱别人。遗子千金，不如培养孩子一颗自爱之心。

（三毛六的赣州桥牌香烟）

九分钱的“经济烟”，父亲给我一毛，有一分钱是赏我的，可以买一颗水果硬糖，给他跑腿是乐意的。

1985年暑假，父亲单位也把农田分到每个职工手里，父亲从良种场回到罗家接我们。一辆板车，把要带到县城安家的家伙什也就装完了，看家的狗也跟着走，它欢天喜地，我们也欢天喜地，要成为城里人了。记得很清楚，板车到了万合圩，父亲拿出两块钱，说：“志华，去帮我买一条勇士烟。”勇士烟一毛四分钱一包，我觉得父亲那一刻有土豪的感觉，一定是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才肯将烟的档次提升了5分钱，我虽然还不太懂事，但从他难得的笑脸和豪气中也感觉到了我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富裕的。

有了母亲和我们哥俩的帮助，父亲豪情满怀，种了十七亩田，还养了两头母猪下崽。他不是一个愿意做生意的人，也不是一个喜欢接近领导的人，从商从政不是他的首选，他愿意用汗水去换钱。更有可能的是，我们三兄妹在逐渐长大，三个书包，读书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自然，生活还不至于捉弄一个愿意流汗的人。家境也逐渐殷实起来，至少比在罗家的日子好了起来，以前每月吃一次肉现在可以每周吃一次肉了。父亲的烟也开始提升档次，由一毛四的勇士变成了过滤嘴的赣州桥，赣州桥是要三毛六的。

（过年时，豪门家的大前门，上海牌子）

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只要你肯努力，生活质量提升是很明显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每人都在改革开放中分得红利，父亲也富了，但富得流油的先是商人，再是官员，接下来才是农民。

有一次吃晚饭时，父亲和一个贩猪的商人谈好价钱，很满意地坐在桌上，手上捏着一根“红塔山”说：“崽呀古崽，十块钱一包，这根烟要两毛钱。”父亲未必不晓得算账，贩猪的抽红塔山，养猪的抽赣州桥。人家一转手一天，顶得过他养几个月还有多。但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商人。

（红塔山，九十年代初十元一包）

89年中考前，我因为胃出血住院，同病房的也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病友。他的父亲是某某厂的厂长，小孩子不愿意输血，说：输血要好多钱，家里没钱。当厂长的爹大怒，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梅州”烟，往病床上一扔：“我家没钱？你看下老子抽什么烟？梅州，一块八！”父亲看了目瞪口呆，瞬间觉得比那个伟大的厂长父亲渺小了许多。当然那个父亲未必是要在我的农民父亲面前炫富，他的大怒想必也是装出来的，要自己的儿子安心治病罢了。不过官民之间的差距略见一斑，今天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若不是香烟封顶不能越过一百，我估计都有官员敢抽一千块一包的烟。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还真是任重道远了。

（九十年代初，抽梅州基本上是单位一把手）

1991年下半年，我进入了高三，父亲知道我可以考上大学，我也憋着劲想要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每天下完晚自习还要熬夜做题到十二点。太困了，我学会了抽烟提神。开始是躲着父亲的，抽完后我的烟头烟灰会清理，但房间的烟味是清理不掉的。两个男人，一个慢慢在老，一个冉冉上升，父亲余威尚在，儿子也要顶天立地了，正是互相害怕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的冲突。父亲在我房间留下一张纸条，问我为什么抽烟？我在纸条上理直气壮地宣布我要考大学，抽烟是为了提神读书，再说我已经十八岁成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