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不够，实践来凑王皓出生在茂名市下辖的一个村落，家里还有3个初中未毕业就外出打工的哥哥姐姐。王皓的父母不希望他像其他孩子一样早早四处奔波，再加上王皓看上去“喜欢学习”，于是决定只要孩子愿意读书，家里再困难也要供他上学。 王皓确实没有辜负父母的付出，从村里到镇上的小学，再到市里的重点中学，王皓的求学轨迹是中国农村孩子实现向上跃升的典型路径。模拟考试结果最好的时候，王皓在年级800多名理科班学生中能“排上前十”，他曾设想过，高考如果努努力够到一本线，就在省会城市挑一所离家近的学校念书，比如广东工业大学。 但事与愿违，王皓的高考成绩让他的设想扑了空，“比平时模拟考的成绩还要差”。由于这个成绩在省内去不了理想的学校，王皓转而选择了四川师范大学。尽管如此，他仍是村里“为数不多”考进大学的人。 王皓的成长经历与黄灯在2020年出版的《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所勾勒的学生群像非常吻合。在广东一所二本院校从教十余年，黄灯目睹了二本学生所面临的境地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折射出了中国最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和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时间拉回到2012年，几番调剂后，王皓成了四川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这一年，和他同班的同学有300多人，在这所师范类大学中，他们都明白，自己的高考成绩比不上同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心理专业的学生，学的算是“二本院校”的“普通专业”。 大学4年期间，王皓在日常课程的学习上“不怎么努力”，但在钻研计算机技术上花了不少心思，他主动加入了学校的计算机学习小组—一个由计算机爱好者共同组建的兴趣小组，不定期会有老师过来指导。“最沉迷的时候，只要不上课，基本上就会泡在实验室和机房里。”大二那年，王皓作为团队主力，为学校开发出了一套安全规范考试系统，这个项目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成就感，也为他日后的简历增了色。 回头看，王皓认为自己是“阴差阳错选了个好专业”。2011年左右，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BAT三分天下的局面初现雏形，所谓的“互联网大厂”逐渐成为毕业生争夺的对象，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无疑是竞争的主力。 2015年，王皓接到了携程的面试邀请，这是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实习岗，面试第二天，王皓就成功辦理了入职，并最终转正，拿到了校招offer。王皓记得，在面试环节中，本科期间的项目经历被面试官反复问及，也成了他找到理想工作的“敲门砖”。 王皓还算成功的求职经历，一部分归因于互联网行业当时还处在快速发展期，比起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公司更在乎你能不能上手做事。另一部分重要原因，还是要归功于他在大学期间积累的多个项目经历。这点放到如今的毕业生求职环境里同样适用。“尽可能通过校内实践和校外实习去培养未来工作所需要的核心能力，即便你还不确定自己未来要从事什么工作，但一些通用的能力都值得去锻炼。”林娜还建议学历没有优势的毕业生把实践经历放在简历的前面加以突出，以此来弥补学校的劣势，“当我们（招聘方）用一个比较统一的尺子去度量时，如果你没办法体现自己的个性化差异，就很容易被筛掉。” 被动妥协，还是自我放弃像王皓这样目标明确的人，在他所处的计算机系只是少数，同专业的大部分同学都把“上完课就行了”当作口头禅。 “躺平是常态。”夏帆这样形容。内卷风潮再汹涌，也没有真正在二本、三本院校中流行起来，那些铆足劲儿刷绩点、包装简历去大厂是“发生在好学校的事情”，“至少绝大部分二本学生不会想这么做”。 很难说这是一种被动妥协，还是自我放弃。“这种学生我见过很多，他们既不好好学习，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干什么，而且这样的学生很多原生家庭条件并不好，家里没有足够的条件和资本支撑他们去消耗，他们却还常年处在一种迷茫且懒散的状态里。”在李丰的观察里，自2016年入职这所二本院校以来，他从学生辅导员一路升至硕士生导师，期间带过的每一届学生有一个共性：自主性较差，没有让自己努力成长的意识和氛 围。 进入“985”后，夏帆明显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和本科阶段相比发生了太多变化：曾经在二本学校被当作是“另类”的上进心，在这里显得再正常不过。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为自己的简历“添砖加瓦”，以获得未来更好的跃升，比如一个漂亮的雅思成绩，一张国家奖学金证书，一份行业巨头开具的实习证明…… 林娜也在候选人身上看到了一些差异。尽管并不绝对，“相对来说，名校生的话，周围人思考问题的深度和看待问题的广度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所以会对他们的学习能力、对世界的认知有一定的提升和帮助。” 普遍困扰当下毕业生的职业与教育脱节的难题，在二三本院校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学校既难以像一流高校那样追逐前沿的研究方向，也无力和当下的人才市场需求无缝衔接。 据李丰观察，学生们花了一个学期，去学习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些内容最多只能应付考试，很难在将来的求职中起到正向作用。“目前高校的专业设置与社会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匹配性，像我们这种工科类专业，用的教材可能还是20年前的。” 李丰曾设想过，要在课堂上教给学生一些更新、更与未来工作接轨的内容，但他最终意识到这些尝试徒劳无功，只能跟着上级制定的培养方案走。“本质上还是评价体系的问题。大学对教师的考核90%都围绕科研成果展开，基本不看你的教学能力，你把知识讲出花来都没什么用。假设我想修改培养方案，还得经过系主任、副院长和教务处层层审批，何必呢。” 王皓在面试环节中感受最明显的，是学校提供的信息和实际求职时的差距。“一方面是消息不灵通，甚至很多大厂的面试消息我们都不知道。其次是对基础知识的重视程度和掌握程度都不理想，不太知道大厂的面试题具体需要哪些知识去支撑。” 回过头来看，王皓依然不后悔本科毕业时直接就业的决定，“作为二本、三本学生，即使去不了大公司，也应该尽早出来实习，因为在二本、三本学校的教育环境里，最后两年基本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了。” 2021年，王皓跳槽到了一家新的互联网大厂，除了他之外，所有与他平级或者比他年轻的同事，学历几乎都是研究生起步。此时的王皓突然有了新的感悟：学历带来的最大影响或许不是晋升上的阻碍，而是社交圈子的不同，“积累下来的人脉的确是有差距的。” 回想大学4年，夏帆时常会感到迷茫的一个问题是，“二本院校的4年时光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每当认识新朋友时，大家总会不可避免地聊起过往，夏帆从不避讳谈起自己的二本“出身”，但在内心深处，本科的这段经历似乎在无形中“被偷走了”。“学校没有给我太多的机会，我也没有在本科时经历什么复杂的事情和深度的交流。有时候我在想，可能4年时光给我的最大意义就是结交了一群朋友，但这些朋友现在几乎也都走散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