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出土唐代秘色瓷鉴赏

作者：文娅茜　贺佳贝

987年，陕西法门寺塔基及发现的唐代地宫，出土了数百件唐代的珍贵文物。在这批文物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发现了十三件极为罕见的具有确切记载的唐代秘色瓷器。[1]自此以后，人们对秘色瓷的关注和研究就越来越多。尽管古代典籍文献中多有提到“秘色瓷”，然而限于以前考古实物的匮乏，使得人们难以知晓“秘色”的具体内涵和所指。但是自法门寺发现唐代秘色瓷后，一方面向我们展现出了唐代青瓷制作的精湛水平，同时还弥补了文献史料中有关秘色瓷记载的缺憾，且为我们认识和鉴赏秘色瓷器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范本。

        1 秘色瓷的由来

        关于秘色瓷一说，最早出现在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一诗。自以后，越窑瓷器中“秘色”一说便开始流传开来，在部分唐人诗歌和宋人的笔记文集中均有“秘色”这一字眼的出现。晚唐诗人徐夤在《供余秘色茶盏》中也说：“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从这两首诗歌的描述来看，“秘色”一类的瓷器应该是“翠色”、“翠融青”的“宛如薄冰盛绿云”一般的颜色。翠色应指的是青绿色。如若就此推断，那么就应认为所谓秘色瓷就应特指青绿色的瓷器。况且从法门寺地宫中所发现的秘色瓷器来看，其中瓷器也多是青绿色釉的瓷器。据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所言：“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2]姑且不言史料中所说秘色瓷产地“龙溪”的正确与否，然其史料中所提到的“艾色”应指的是一种青黄色。[3]陕西法门寺地宫中也曾发现了釉色为青黄色的秘色瓷品种。从以上所考来看，秘色瓷似乎是对越窑瓷器中釉色的特别称呼，但这可能并不全面。因为秘色瓷本身的含义，应不仅仅是特指釉色，还应该涉及它的使用对象。据诸多文献记载以及法门寺秘色瓷实为唐统治者所供奉的这一事实来看，秘色瓷可能专指越窑为贡奉宫廷而专门设计生产的一类特别釉色的精品瓷器。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宋人笔记中所记相关史料中窥见：

        赵令畤《侯鲭录》中云：“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4]

        宋人庄绰的《鸡肋编》中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益加工巧。”[5]

        从这些宋人笔记中的有关记载来看，似乎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秘色瓷不仅是越窑瓷器中的一种尤为精湛的产品，而且是专为供奉宫廷使用来烧造的，所谓“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正是此意。这也正好说明了秘色瓷的关键内涵是在于它的“秘”，即“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是为“秘”。从众多文献史料和考古出土物来看，我们以为所谓秘色瓷可能就是指的那种越窑瓷器中专为宫廷使用而烧造的带有青绿色釉或者青黄色釉的上等瓷器，并非专指瓷器的釉色，而可能更多侧重的是瓷器用于供奉的含义。

        2 法门寺出土唐代秘色瓷的种类与形制

        法门寺地宫共出土唐代瓷器16件，其中秘色瓷14件。14件秘色瓷，在《衣物帐》中有明确记述的秘色瓷13件，还有一件出土于地宫中室内，由于其釉色、胎质与秘色瓷相近，因而也归入秘色瓷类。[6]据有学者考订，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其间12件青瓷器应是同一窑场的产品。[7]

        就种类来看，法门寺发现的14件秘色瓷器的类别为碗、盘、碟、瓶四种。就瓷器的形制来看，其各类的特征大体如下：

        碗有七口，按口沿和足部形态的不同，可大致分为三种形制。

        第一种有两件，为葵口形高圈足碗。葵口似五片花瓣状，圆唇侈口，腹部较深，腹璧向下微弧斜收，高圈足较窄且稍向外撇，造型整体上显得精致而内敛，实属于瓷器精品。第二种有三件，为侈口平底碗。圆唇侈口，平沿，相比第一种、第三种，其腹部要相对浅，腹部微鼓且向下斜收，平底微向内凹，器物内底坦心。其中有一件外底有一圈斜向排列的支烧痕点，痕点呈糯米状共18枚。第三种有两件，敞口矮圈足碗。敞口，矮且窄的圈足，深腹，五曲斜腹。与前两种形制的瓷碗相比，此种秘色瓷器显得尤为独特，碗内施黄釉，釉质滋润，有细碎开片，显得极为高贵，器外壁为糙面，装饰有探漆金银平脱莺鸟团花纹五朵，器口和器底均包有银棱

        盘有三口，造型形态各不相同，根据口部和底部的不同，其特征分别如下：第一种为五瓣葵口大凹底盘。为五瓣葵花形侈口，五曲式斜腹，浅卧足，内底平坦，外底内凹。器内器内通体施满青釉，素面，外凹底四周留有斜向排列的芝麻钉形支烧痕24枚。第二种为外撇形五瓣葵口小凹底盘。五瓣葵口稍向外撇，五曲斜腹下呈弧形内收并折下腹，圆弧形卧足。通体饰满青釉，素面，在器底部的卧足凹底周围留有11枚斜向排列的米粒钉支烧痕。第三种为五瓣葵口小凹底盘。五瓣葵形侈口，五曲斜腹，每曲瓣尖呈内向弧，腹壁向内斜收，浅凹宽底足。通体饰满青釉，素面。器底内凹周围有两周支烧痕，其中内圈12枚，外圈14枚。

        碟三件，与盘的形制类似，但稍显矮，《衣物帐》中也将其归在碟子（即“叠子”）一类中，故此处亦仍按碟类划分。根据口沿和腹部的不同，将碟类秘色瓷划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为五瓣葵口形凹底斜腹碟，一件。侈口，五曲浅斜腹，内凹底。通体施满青釉，素面。第二种为五瓣葵口形凹底深腹碟，两件，造型和大小均相同。五瓣形外撇葵口，圆方唇，五曲斜腹向内收，平底微内凹，内底平坦。通体饰满青釉，外底与足内外墙均饰了青釉，素面。凹底周围有双层糯米状支烧钉痕整齐排列，其中还有环形支痕迹。

        除上述以外，还有八棱净水瓶一件。瓶细长颈，小直口圆唇，肩部圆隆，肩腹呈八瓣瓜棱形，宽矮圈足略向外侈。在长颈瓶的颈肩上装饰有三周与肩腹八棱相对应的八角形凸突棱纹，自上而下呈级梯式整齐排列。八棱腹下有似夜莲式装饰。通体饰明亮的青釉，足底露胎、胎呈浅灰色，胎质精细致密。

        3 唐代秘色瓷的造型与装饰艺术

        从上述法门寺发现的是十四件唐代秘色瓷器，我们不难看出，除造型、装饰上有各自的特点以外，在釉色和烧成上亦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呈现出如下共同特征：

        其一，被时人称为秘色瓷的越窑碗、盘、碟、瓶，多施满青釉，呈素面形象，内底釉面光洁，除两件镶银棱碗器内饰黄釉、器外饰金银平脱以外，其余均饰满青釉并呈翠绿色，外观朴实无华。其施釉的方法均采用在器内器外通体饰满釉的工艺。从上文中所列的第一种葵口形高圈足碗来看，其器上通体饰满釉，连外底与足内外墙均装饰了青釉即可知。尽管12件青瓷器在釉色的色调上并非完全一致，但所有器物大体呈现翠青色，色调鲜亮清新，且釉层均匀，釉面光滑明净，釉质晶莹滋润。相比一般的越窑青瓷器滋润但透明度不够的缺憾，称之为秘色瓷的越窑供瓷则明亮、清新，显现出在滋润（下转第页）（上接第页）中露出半透明状的精光。

        其二，从秘色瓷器外底部上呈现出来的糯米状烧钉痕迹以及不见任何烧熏火缭的情况来看，秘色瓷器在烧造时应该都使用了匣钵。支烧痕留在瓷器的外底部的现象，表明此批出土于法门寺的秘色瓷不仅均系采用正装仰烧法制成，而且是晚唐越窑为烧造精细瓷器而创造的多齿形支烧圈的装烧方法。[8]此批瓷器也不是叠装在匣钵中而烧制的，因为从出土的13件瓷器的器内底看，也并未发现有窑具支烧的痕迹。由此来看，秘色瓷的烧造是十分讲究的，采取的方式系用淘洗极精的瓷匣钵，按器物大小特制单件烧，并用釉子封匣钵口。[9]

        其三，秘色瓷器虽然朴素无华但并非不注重外观的视觉美感，这种美感一方面是以釉色的层次感和晶莹剔透来体现，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器物的造型来满足。从目前所见的唐五代和北宋典型的秘色瓷来看，在制作上均端庄规矩，从器物口、腹、底各个部位到转角突棱处都做得一丝不苟，十分严谨细致。器物成形时线条的长短盘曲，都处理得大方得体，胎体的厚薄也安排得与使用功能相协调，既实用又有轻盈的美感。这也印证了皮日休在《茶瓯》诗中所云的“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魂起”的描述。如前文所提八棱瓜腹长颈瓶就以新颖优美的造型形态取胜，其他的碗、盘、碟其造型也以多样性和新型式博得世人青睐。由于这些仅有口、腹、底几种简单结构的圆形器，一般而言是较难变化造型的。但是，为了获得造型美感，制作者们还是采用了诸如侈口、葵口，配以五曲式的腹部的方式，营造出了一种宛如婀娜多姿的盛开花朵般的造型视觉美。

        其四，已发现的秘色瓷器中还有少数采取了以金银饰和金银棱的装饰方式。例如，法门寺地宫中的两件以金银饰和银棱装饰的黄釉秘色瓷碗，内饰黄釉，外饰裸漆金银平脱莺鸟团花纹五朵，两碗的芒口和底圈足上装饰有银扣式之银棱，显得十分精美和富贵。除了这两件以外，在1965年杭州市郊玉皇山发掘的吴越国文穆王钱元瓘墓中也出土了一件身附三小片涂金的青瓷龙瓶，肩腹浮雕双龙，旁缀云纹，两条龙头中间装饰有一珠，双龙腾空，作奋力抢珠状。[10]这些考古发现的实物，不仅展示了越窑贡瓷“秘色瓷”的精美程度，同时也证实了《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宋史》中所记的“金银陶器”、“金棱秘色瓷”、“金银棱瓷器”、“银涂金釦越器”等史料记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