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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系列。最近，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三部军事著作——《司马法》、《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自周天子迁都以后，王室的衰微带来了社会思潮的变化。一些大诸侯的权力日趋变大，他们之间的争霸使周天子变成被利用的工具。由于周王室权力变弱，军事权力下移到各诸侯国手中，形成了“将相分离”的军事制度，战争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这些原因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思维方式的变化。  由于上述原因，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著名的三部兵书，即《司马法》、《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对于三家的军事思想进行比较。我们能够发现，“慎战”是三家对待战争的一致态度，他们都认为好战者终将灭亡，提倡战前必须有充分地准备。《司马法》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达到和平，《孙子兵法》认为应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战，《孙膑兵法》认为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应利用战争来禁止争夺。人本主义思想在《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都有充分的反映。在战略战术方面，三家在用兵、作战和布阵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对待军事情报，三家都持重视的态度。在如何治兵方面，三家对赏罚、军队治理和对待士卒态度上各有不同的见解。三家对选择将领都有自己的标准及要求。《司马法》认为强兵要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认为强兵首先要富国。《孙子兵法》对军事后勤比较重视，而《司马法》和《孙膑兵法》在这方面论述较少。  司马穰苴即田穰苴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在社会生活中所占地位日益显著。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因为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呈现了它独有的魅力。所有的人类活动的、痕迹都显示，人的地域文化品性，是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漫长的历史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同样，地域文化品性作为重要的人文结晶，也弥散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每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军事思想作为先秦时期整个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  先秦时期军事思想大致由三部分组成：齐国军事文化；三晋军事文化（包括韩、赵、魏一带的中原军事文化和关中秦国军事文化）；以楚、吴、越为主体的南方军事文化。其中，齐国军事文化是先秦军事思想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收入《武经七书》中的五种先秦兵书，有三种属于齐国兵学系统：《司马法》、《孙子兵法》和《六韬》（另外两个是吴子兵法和尉缭子，孙膑兵法因为失传而未入武经七书）。由于种种原因，齐国军队的战斗力在先秦诸侯列国中并没有什么优势，“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为改变这种劣势，整个先秦时期，齐国的军事家们始终十分关注对军事的研究，因此齐国兵法总是能够与时俱进，博采众长。马陵之战就是孙腆运用谋略，以已之长击敌之短的突出事例。  《李卫公问对》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今世所传兵学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充分肯定了齐国兵法在中国古典兵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六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姜太公所著，《隋书·经籍志》在著录太公《六韬》时，即注明为“周文王师吕望撰”，以姜太公(也叫吕望)和周文王、周武王问对的形式写成。它的成书时代和作者，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议，有一些人认为它就是出自姜太公之手，更多的人则反对这种说法。原因如下。 《六韬》中大量谈到车兵、骑兵、步兵配合作战，而考古发现骑兵的大规模使用是在战国赵武灵王之后才出现；第二，《六韬》中提到“将军”一词，并有“将相分职”之语，这是在战国以后才出现的事；第三，《六韬》中有大量的铁制兵器及其使用方法，而在战国中期以后铁器才得以广泛使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竹简《六韬》，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也发掘出包括《六韬》在内的一批竹简，证实了它不是汉代以后的人所作。但其成书时代和作者是否是齐人问题并没有因竹简的出土而得到解决，所以本文没有把《六韬》列入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兵法。  由《司马法》到《孙子兵法》再到《孙膑兵法》，齐国兵法根据战争性质的转变而及时转型，由最初提倡“军礼”到崇尚“诡诈”，不断丰富并发展创新。春秋时期虽有“礼崩乐坏”的趋势，但实际上周礼传统仍然在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规范着他们的言行。春秋时期的战争与后世相比有着极其鲜明的特点，其原因主要有各种礼仪礼节、社会血缘亲属关系和原始战争规则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先秦军事法制反映着军事伦理领域从神伦到人伦的思想变迁轨迹，受到了日益精致的军事伦理思想的影响而不断充实。先秦军事谋略思想是中国军事谋略思想的源头，自产生之始便焕发出勃勃生机，迅速成熟，并被成功地运用于军事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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