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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处理战犯问题也是个麻烦事。从战争一结束，英法两国民众中关于“绞死德皇威廉二世”的呼声就很高，德皇此时已流亡荷兰，被荷兰这个神奇的国家保护起来了。协约国集体要求荷兰引渡德皇接受审判，居然被荷兰坚定拒绝！另外一个核心战犯则是陆军元帅兴登堡，这人是个汉子，他表示一力承担自1916年他登台之后的一切指控。 与会议进行的同时，协约国部队正在向东行进，接管德国、奥匈帝国、叙利亚、土耳其这些国家的领地，颁布临时法令；波罗的海小国正在寻求真正的独立；德国发生了红色玫瑰罗莎·卢森堡领导的共产党起义，但很快就被德国复员军人组织扑灭了——这个复员军人组织中，就有刚刚复员正苦于找不到工作的阿道夫·希特勒，也正是这次起义，让他心中对共产主义运动生起了仇视之心；夹在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波兰再次诞生。 和谈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东欧国家和领土划分问题，除了波罗的海三国，还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构成的南斯拉夫王国。这其中体现出了各国勾心斗角的一面，导致东欧国家成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比如匈牙利，几乎是被大卸八块，之前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都属于匈牙利领土，和谈中一一切分，斯洛伐克给了波西米亚，克罗地亚给了塞尔维亚，后来并入了南斯拉夫，特兰西瓦尼则给了罗马尼亚。剩下的匈牙利人对协约国极其不满，一边倒向了苏联。奥地利毫无疑问也极端悲惨，领土一再缩小，到处割让。所以，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受到的不公待遇，只是众多不公待遇中的一个而已，英法美把之前德国的殖民地青岛作为一个奖赏给了在一战中出了大力的日本。 毫无疑问，即便是温斯顿本人也承认，在这种实际上是以战胜的五大国为首的会议中，私心与不信任，构成了这些随心所欲划分领土的基础，也就埋下了未来中欧和东欧不稳定的根源。 在温斯顿的极力推动下，英国政府还在坚持从三个方向对苏联的围攻——其一是北俄罗斯驻留的一部分英军，与本地波罗的海诸国部分部队，盘踞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其二就是著名的西伯利亚高尔察克政权——反对布尔什维克，其三是支持东线上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的独立运动，对新生的苏联不断施加压力，还有实力强大的邓尼金部队。 不过这种支持很快就被当地人视为入侵，1919年2月，原本已被英法联军入侵的乌克兰，苏维埃组织了有力反击，把英法联军赶出了基辅。前去进攻的法国舰队甚至受到了苏维埃的影响，发生了叛乱，拒绝向苏维埃军队进攻！可见共产党的宣传能力。 2月，温斯顿就任了英国陆军部大臣，马上下达命令终止了英法联军在东线与苏联的争抢，缩小自己的义务，减少对外的干预——这一点估计是温斯顿跟威尔逊学的。 自此，北俄罗斯的英军逐步撤出，随即苏联红军就恢复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温斯顿是真心地出于对共产主义政权的不信任，就是在行文中他也毫不掩饰对苏维埃政权的警惕和厌恶之情。他仍然极力推动政府支持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坚持给高尔察克运送物资。不过他也对高尔察克政权提出了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国家政权和与协约国关系的条例，只有高尔察克答应了全部条款，才能得到协约国的援助。 无奈高尔察克本人并非一个具备政治驾驭能力的人，他只是一个军人而已，随着苏联红军的步步紧逼，他的地盘不断被侵蚀。整整一年的时间，他没有提出过任何有号召力的理念或口号来笼具人心，反而让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工作做到了他的政府里。 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攻势下，高尔察克的部队就像放到了热水里的方糖一样，持续不断的减员。英国政府收缩对苏联干预力度的决心已经下达了，失去了支援的高尔察克，最后连首都鄂木斯克也丢失了，只好迁移到伊尔库茨克。 高尔察克的军队中有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捷克部队。本来他们是匈牙利的叛国者，被英军和前沙俄部队送到了西伯利亚。在巴黎和会决定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政权之后，突然之间他们就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到底是什么是爱国？由是，捷克部队根本就无心再跟着高尔察克混下去了，于是开始酝酿回国。 不久，不再忠诚于高尔察克的捷克军队发动了叛乱，把伊尔库茨克交回给了苏联红军，在剥夺了高尔察克的武装和金库之后，他们决定把高尔察克本人交给苏联当局。 1918年1月，伊尔库茨克当局宣布回归苏维埃政权，苏联红军进驻。2月7日，高尔察克在监狱中被红军枪决，扔进了冰湖之中。——以上历程，在08年俄罗斯电影《无畏上将高尔察克》中均有体现。 在东面的乌克兰和波兰等地聚集白军反布尔什维克的邓尼金，由于更接近中欧，获得的支持更加到位，因此对苏联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英国策动波兰、乌克兰以及邓尼金手中的哥萨克部队，联合向莫斯科发动攻势。不过这种攻势也被列宁的政治宣传瓦解了——列宁对农民的许诺，对东欧和中欧国家的许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干预他国内政，起到了极佳的宣传效果。 反观邓尼金这一边，毕竟和高尔察克一样，只是一介武夫，没有政治理想和明确的目标。他承继的，乃是沙皇那一套，要恢复大俄罗斯帝国的昔日领地——这当然让乌克兰和波兰人反感——很快白军内部就发生内讧，波兰军队突然撤离，乌克兰部队也不听使唤，邓尼金的攻势就这么戏剧般地烟消云散了！ 东边高尔察克的30万军队，东边邓尼金的25万军队，还有协约国的辅助军队，大量的物资支援，本来对新生的苏联政权是一个巨大威胁。但列宁们看穿了这种武装力量背后空洞无物的本质，一方面使用各个击破方式，一方面使用政治宣传攻势，不断地蚕食和瓦解对方。 协约国这一边，就像温斯顿反思的，一直缺乏一个牵头人，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和领土目标，更缺乏战术策略，东打一点西打一点。再加上巴黎和会开成一锅粥，中欧东欧北欧各民族国家都要宣示主权建立政府，对于共同去进攻一个已经宣称退出战争并不干预他国的苏维埃政权，毫不热心。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何等强大和自信！从苏维埃政权解决三面围剿危局的过程中，思考了以下两点： 第一，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绝不是“外部敌对势力”，而是内部反对势力。执政当局越是受到来自内部的反对，就越倾向于把问题归结为“帝国主义”。 但列宁和托洛茨基能够正视问题的本质——英法美这些协约国家并不是苏维埃政权的真正敌人，真正的敌人乃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这些俄国自身的反对力量。所以，在反击围攻的过程中，苏维埃红军始终避免与协约国部队交锋，把战争严格限定为“内战”，而不是“与全世界发达国家为敌”。 甚至在政治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不仅不宣传大喊“万恶的帝国主义”，还公开与这些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维护关系。各位如果还记得的化，2019年敝号曾经推介过《勇敢的人》哈默的自传，哈默就是美国与苏维埃政权的联系纽带，他也是唯一一个与列宁交流过的美国人。哈默是去干嘛？做贸易，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提供武器、钢铁支持。即便是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也绝不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敌。 对于邓尼金和高尔察克，苏维埃政权从来都是定性为反革命的叛乱分子，而非“西方敌对势力”。列宁在革命过程中，对于国际舆论高度重视，特别注意英法美这些发达国家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和支持力度，不论干什么，都一定是占据舆论的高点——我的革命是内战，我承诺不干预你们，不参与你们的利益分配，也请大家不要干预我的内战，如果大家要同我往来，我热烈欢迎。 这是什么做法？这就是后来毛泽东说的，什么是战略？战略就是把自己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朋友搞得少少的——绝不是去动辄“不惜一战”，冒头去挑战既有的世界秩序。 第二，从温斯顿的叙述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在国际政治纷争中成长，它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国际化的视野来看待自己的事业的，也就不难想像为什么在后来苏联当局如此之重视国际情报网络的维系了。 回过头来再看波兰。温斯顿有一段话对波兰的描述很到位——这个古老的国度一次次被俄、奥、普撕成三片，在150年的奴役和瓜分之后，才又再次得到统一。它长期不见阳光和空气，四肢已被肢刑架拉脱了臼，但天赋的本性和一颗自豪的心脏还在，仍然昂首挺胸。要认识它，就要知道它不同寻常的苦难。——这文笔。 就在毕苏斯基建立波兰政权不久，不论是列宁，还是邓尼金，都反对一个独立的波兰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波兰人后来不再支持邓尼金的原因。为了获得生存回旋空间，波兰力挺更东边的乌克兰独立，作为波兰和苏联之间的缓冲地带。这一点让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很不爽，因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哪个国家都很客气，唯独对波兰持有敌对意识。 列宁的做法堪称杰作——他毫不犹豫，趁内乱刚刚平定，协约国一片惊慌，无暇顾及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动13万红军横扫波兰，试图建立波兰本土的苏维埃政权。在进攻华沙过程中，英法联军和波兰军已经集结，开始反击，列宁果断收兵，立刻与协约国展开谈判，保证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列宁从来不会跟西方强国发生直接对抗，从来都是作出一副遵从既有秩序的样子。 英国自己还有爱尔兰问题。爱尔兰问题对于英国，某种程度上类似台湾之与中国。按照温斯顿的说法，1200百万人口的英格兰，被夹在400万人口的爱尔兰和2000万人口的法国之间，两边都是延续了有一千多年宿怨的国家。英格兰一直试图以宪政体制将爱尔兰纳入版图，但始终没有能够如愿。 尽管在战前已经有了统一法，即爱尔兰可以向英国议会选送103名议员来代表自身权利，但两边的矛盾始终如一。直到一战爆发，爱尔兰和英国议会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要求出兵出战。包括后来在南非的布尔战争，爱尔兰也坚决支持英国政府出兵。 当然，战争一结束，很快矛盾再次回复原样——而且还加剧，因为在战争期间财政吃紧，对于爱尔兰的财政支持降低了不少，导致当地民怨沸腾。终于，在自由党执政之下，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案》，授予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以自主立法权限。 不过，南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依然风起云涌——爱尔兰民族主义党指挥下的各种暴乱、暗杀层出不穷。1918年地方大选中，战时支持协约国的领导人们全部落选。爱尔兰成立了致力于民族独立的辛芬党，1919年1月通过了独立宣言，并且推选出了内阁。紧接着，爱尔兰共和军，爱尔兰兄弟会等秘密的极端民族组织也陆续成立，开始了一系列极端的民族运动——针对英格兰驻军、警察以及派驻官员的谋杀行动。 1920年，之前的统一法废止，正式颁布施行自治法案，同时英格兰加大了对极端运动的镇压力度。到1921年，南爱尔兰几乎都成了战场，不断发生冲突和政治谋杀事件。温斯顿从陆军部调任殖民地部大臣，专门处理爱尔兰事项——从这些调动中可以看到，已经在完善温斯顿的履历了——从之前的战争部门，海军部、陆军部，一直到殖民地部。 1921年年中，即便连英王也需要出面来进行调解南爱尔兰与议会的纠纷了，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又对之前的自治法案进行了修订——允许独立自主的财政和税收权，警察和军队管理权，建立一个比北爱尔兰规模更大的临时政府，这就是爱尔兰自由邦的理念。
不仅英格兰与南爱尔兰有冲突，南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也有冲突。整个南爱尔兰信奉的是天主教，北爱尔兰是部分天主教，部分新教。北爱尔兰属于大不列颠的一部分，拥有一个小型自治政府，是服从并支持英国对爱尔兰的宗主地位的。从一战后冲突爆发开始，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之间也爆发了冲突，北爱尔兰政府把主要几条通向南爱尔兰的公路都封锁了，在边境上出现了几起非常恶劣的族群仇杀事件。北爱尔兰当然不希望南爱尔兰能够独立而强大，比自己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南爱尔兰则坚决不会走北爱尔兰的联邦道路。 南爱尔兰当时有四个主要政治领袖人物，德·瓦勒拉、迈克尔·科林斯、詹姆斯·克雷格、阿瑟·格里菲斯。瓦勒拉是极端的民族党领袖，与极端组织爱尔兰共和党都有联系，与格里菲斯一道属于坚定的独立派。科林斯和克雷格持有相对温和的态度，是南爱尔兰与英格兰谈判的主导者。这两人也是作为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极力争取的对象。 除去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南爱尔兰的各派势力之间也存在较多的矛盾，光是要达成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的协议，就颇费周章。瓦勒拉其实是最早的谈判主导者，不过他了解到英格兰的底线之后，就觉得根本谈不拢，索性干脆变成捣乱的一方——专事操纵极端组织开展暴动和谋杀行动。 迈克尔·科林斯则相反，他早期就是爱尔兰民族恐怖组织的成员，不过是在后来谈判和交流的过程中，逐步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用我们熟悉的术语来说，就是被和平演变了，慢慢趋向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些党派领袖之间也有不可弥合的裂缝，导致南爱尔兰内部也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1921年6月，迈克尔·科林斯和阿瑟·格里菲斯代表南爱尔兰两股分裂的势力，与英国政府在爱尔兰协议上正式签字，自由邦临时政府初步搭起了班子，出台了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谁知马上就出事——刚刚卸任英国参谋总长，到北爱尔兰担任议员的前元帅亨利·威尔逊被爱尔兰极端分子刺杀在家门口。这几乎就是爱尔兰自由邦内战的开始，紧接着就发生了瓦勒拉实际操控下的南爱尔兰几个城市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武装骚乱。 极端独立派的德·瓦勒拉与科林斯、格里菲斯和克雷格彻底决裂，认为后三者背叛了爱尔兰。于是内战开始。自由邦政府代表迈克尔·科林斯于7月正式向极端民族主义者如爱尔兰共和军、民族主义党宣战，组织南爱尔兰志愿军到各处平定暴乱。 一个月时间内，科林斯就经历了两次未遂谋杀，最终在8月死于极端主义者的狙击。在他去世前，托人给温斯顿捎去一句话“告诉温斯顿，没有他我们将一事无成”。——出生于北爱尔兰的连姆尼森主演的1996年电影《傲气盖天》就是讲迈克尔·科林斯的经历，非常经典的电影——几乎就是《勇敢的心》里现代版的威廉·华莱士。 就在当月，阿瑟·格里菲斯也因心脏病去世，一下子爱尔兰自由邦政府的两名领导人都去世了。接任的领导层只好采取铁腕措施，镇压并处死极端分子，才稍稍稳定了局面。 虽然在全书这部分对战后爱尔兰问题的处理上，温斯顿絮絮叨叨说了很多他的处理过程和想法，可能看起来没有写战事和战略决策那么精彩好读，但这一过程回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和机会，了解议会体制、英联邦体制下，英国政府如何处理辖内领土“一国两制”、“一国两政”的问题。谈判、立法、投票、武力镇压、经济制裁等等诸多手段是如何得到应用的，也许能为我们应对TAIWAN问题提些许思路。 温斯顿又提到了一战中的希腊。希腊之所以能在一战初期就坚定地站到协约国一边，一方面是因为长期受到东边的土耳其侵犯和压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了一个亲英法的首相韦尼泽洛斯。 这名首相从战争一开始就劝说国王坚定支持英法，并把爱琴海海域向协约国军舰开放，派出军队协助英军的达达尼尔海峡作战，以及后来的萨洛尼卡作战，并从土耳其手中收复了被强占多年的克里特岛。 英法联军在西线连连失利时，受到德国的恐吓，希腊国王为了收回对协约国的支持，免去了韦尼泽洛斯的首相职务，宣布倒向同盟国。这个神奇的韦尼泽洛斯，居然在1916年9月带着一支人马上了克里特岛，选择了反叛——成立新的革命政府！他还招募了新的希腊军队，直接到萨洛尼卡参战，帮助英法联军对土耳其的进攻。在他指挥下，希腊军队貌似回复了两千年前斯巴达的荣光，特别能打。 1917年6月，韦尼泽洛斯在协约国的助力下，反攻希腊，重新控制了希腊，放逐了老国王康斯坦丁，让其次子亚历山大继位为新国王。韦尼泽洛斯不但重新掌权，还把军队开进了宿敌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 这个新国王亚历山大是个情种，喜欢上了一个低级官员的女儿，坚持要娶其为王后。韦尼泽洛斯思想十分开明，为了取悦新国王，干脆调整了宪法，让亚历山大能够娶其为妻。然而这个国王短命，在大婚之前居然因为被猴子咬伤去世了！（被猴子！被一只猴子！）希腊马上又面临国王继位问题和大选问题，政治就是这么奇幻纷纭，大选下来，韦尼泽洛斯居然被选下台去了！ 当然，韦尼泽洛斯所干出的这番事业，也说明此人独断专行很厉害，关键时刻被政敌弄下去也完全可能。 在全书最后的总结中，温斯顿用了最简洁的文笔，对一战的全程进行了回顾。他重点回顾了一战前大国为了避免战争的努力，德国和法国的傲慢与自信，英国的过度谨慎，以及沟通中诸多的巧合，由于民族主义运动引发的突然事件，凑成了这样一场浩劫。 温斯顿强调战争中最重要的两次有决定性的事件——其一是俄国果断参战，其二是美国的参战。俄国的参战极大的消耗了德军实力，毋庸多言，但显示了英国国运的地方在于，正在俄国发生革命退出战场，给协约国带来巨大压力时，美国参战，完全改变了本来可能导致协约国战败的局面。 温斯顿说，这种运气事件，居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拿破仑战争时期，当时的英国对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实行封锁，引发了美国的抗议，美国差一点就加入了拿破仑法国的反英阵线，而此时，拿破仑大军已经杀进了俄国这个巨大的泥潭，之后兵败如山倒，最终美国没有加入反英阵线了。 这就是历史事件中偶然性的时机因素，正如他在文中描述的，如果拿破仑晚一点进攻俄国，那么美国就会与法国联手对付英国，局面一定会很难看。而一战时，如果俄国稍微坚持一下，十月革命能晚上一个月爆发，美国就加入了协约国，俄国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很有可能就不会爆发十月革命了。 温斯顿写道：历史上没有几个紧要关头能比这些更值得战略家、政治家和历史家去认真研究了。连续两百年里，英国都避开了可能导致其垮台的遭遇，不得不说是有国运的因素存在。 人类道德水准没有显著提高，也没有得到高明的指引，但人类手中却拥有了可以把人类彻底绝灭的工具。人类最好还是暂时停下来仔细想想他们想干什么。死神正恭候在一旁，满心期待地准备提供服务。死神在等待，等待那个意志薄弱、神情恍惚者发出的召唤。——让我想起了陈丹青介绍的布法马可的壁画《死神的胜利》。 这部著作在1925年结尾时预言了两个巨兽还在潜伏——其一就是已经被打下却仍然雄心尤在的德国，其二是脱离了国际社会躲在北极寒夜里磨刀霍霍的苏联。 最后两段纯粹是欣赏一下温斯顿的文笔：—— 当战争的废墟上重建了房屋和种植园，只有那些墓地、纪念碑和矮小教堂的尖塔，以及随处可见的坍塌的战壕和地雷爆炸后的巨大坑洞，会让人们回忆起往事。2500万人曾经在这里厮杀，1200万人死在这里。即使在昔日的战场，江河依然长年奔流，好像这些厮杀只是梦境。梦境真的到此为止了吗？我们的子孙会在荒芜的土地上再次流血呻吟吗？被20世纪的炮弹炸毁的地下，阵亡的将士与受害者的累累白骨被翻了出来，失败事业的恸哭声在风中回响。 为生存斗争的喧哗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废墟与死亡般的沉默，我们将在地狱中醒来。与其在岩石上慢慢腐烂，不如轰然一声沉入海底。 还是读一读名著原著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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