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题记：本文的压缩稿《洪深的父亲洪述祖》刊登于《民主与科学》2019年第2期。此前我另有一篇1.8万字的学术文章《宋教仁案中的洪述祖——兼论尚小明的<宋案重审>》，刊登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尚小明的《宋案重审》通过支离破碎、相互矛盾的资料堆砌，得出的是一个毫无新义的“莫须有”的结论：袁世凯虽然不曾指使洪、应杀宋教仁，赵秉钧虽然对杀宋计划毫不知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二人对惨案的发生完全没有责任，毕竟洪、应均为政府所用之人，洪且为袁之私人。与袁世凯关系特殊的洪述祖，是宋教仁案的唯一主犯。尚小明在该书中用力最猛并且偏差最大的所在，是第三章第二节的“袁洪特殊关系由来”。
尚小明为袁世凯和洪述祖“在此期间……偶有联系”所提供的仅有的一项确切证据，是该书第74页谈到的宣统三年（1911）七月间，袁世凯为安排诸子前往天津读书之事，写给以叔侄相称的亲信管家袁乃宽的一封书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最可虑者，诸儿就外，转致荒废。然寓内有毓生，在外有老侄及范、馨、述诸公，至交必不负我，差可放心。”
围绕这封书信，尚小明给出的解释是：信中的“范”指严范孙，即后来的天津南开学校的主要创办人严修。“馨”指张镇芳，字馨庵，袁世凯表弟，时任天津长芦盐运使。“述”即洪述祖。“可知，罢职后的袁世凯与洪述祖依然保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视洪为'至交’”。
为了验证尚小明自我标榜的“专业”表现，笔者于2018年7月15日通过电子邮件专门请教《袁世凯全集》总编、研究袁世凯最为“专业”的前辈专家骆宝善、刘路生夫妇：
刘路生老师、骆宝善老师：我是张耀杰。和骆宝善老师在安阳见过。有一事请教。北大尚小明的《宋案重审》里面百般捏造袁世凯和洪述祖之间有特殊关系。第十行的“述”，难道当真是洪述祖吗？敬请指教。7、15。
骆宝善、刘路生二位前辈当晚的回复，一下子揭穿了尚小明的自称“专业”：
耀杰先生：来信收到。尚引袁氏函中，范、馨，皆字，述亦应是字。述，当为蔡绍基，字述堂。袁氏托子与蔡事，见袁氏致赫士函（《袁世凯全集》第18卷701页）。骆宝善 刘路生 。
由此可知，尚小明在行文叙述方面就自相矛盾的“罢职后的袁世凯与洪述祖依然保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视洪为'至交’”和“在此期间二人仍偶有联系”，事实上是生拉硬扯、牵强附会之“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
1913年3月20日，有望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政党内阁总理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北站（时称沪宁火车站）候车赴京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刺杀。事件发生后，远在北京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上海方面的青帮大佬应夔丞，被国民党人认定为宋案主凶。随着国民党于1927年执掌政权，洪述祖在大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指使之下联合应夔丞主谋杀害宋教仁，便成为历史教科书里面的一个定论。
但是，在洪述祖的儿子、中国现代戏剧和现代电影的开拓先驱之一、“无党派民主人士”洪深眼里，父亲洪述祖一直是一位爱国者。尽管父子二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角色相差甚远，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爱国情怀。
一、赵凤昌与洪述祖
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宣统三年即辛亥年的八月十九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率先爆发，曾任张之洞首席幕僚，和革命党方面的黄兴、宋教仁、于右任、章太炎等人，以及官方半官方的头面人物盛宣怀、唐绍仪、张謇、汤寿潜、郑孝胥、庄蕴宽等人都有联络的赵凤昌，很快成为南北和谈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位于上海租界区南阳路十号的“惜阴堂”，也一度成为南北和谈的决策中心。
10月26日，清廷下诏革去邮传大臣盛宣怀的职务永不叙用，同时任命袁世凯一派的资深官僚唐绍仪接任邮传大臣。
10月27日，赵凤昌密电唐绍仪：“大事计旦夕即定，公宜缓到任，如到任，宫廷闻警迁避时，公须对付各使，杜其狡谋，以保将来中国，同深叩祷。昌。”
赵凤昌所说的“以保将来中国”之“大事”，指的是汉民族推翻满清王朝之后实现南北统一、立宪共和的爱国大业。赵凤昌的原配夫人洪元的族弟、常州乡党洪述祖，被革职后定居于天津宿纬路，与滞留天津的袁世凯亲信助手唐绍仪关系密切。洪述祖在唐绍仪家中看到赵凤昌的密电后，于辛亥年十月朔日（初一）也就是1911年11月21日，给他的“竹哥”赵凤昌字竹君写了一封密信，翔实通报了袁世凯进京组阁以及唐绍仪南下议和的相关情况：
“竹哥鉴：上月初在少川处读吾哥密电。次日弟草一诏稿，托人转说前途，迄未有效。直至项城入京，方以此稿抄两份分途达之（少川之力）。项城甚为赞成，而难于启齿，不得已开少川之缺（非开缺不肯行）。于廿七日入都商定办法。弟廿八日入都。于廿八日少川自往晤老庆，反复言之。老庆亦谈之声泪并下，然亦不能独断，允于次早决定。不料一夜之后（想必与载沣等密商矣），廿九早，全局又翻，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云云。菊人、项城均力争不得，项城退直，焦急万分；少川谋，即以此宗旨由项城奏请施行（约五日即可见）。倘不允，即日辞职，以去就争之。事机千载一时，南中切勿松动（惟到沪议政员，殊难其人，以少川来，南中人愿否？乞密示）。”
按照洪述祖的说法，唐绍仪接受赵凤昌和他自己的建议，以生病为由一直没有到北京就职。
11月11日，正在湖北孝感前线指挥战斗的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13日，袁世凯率领卫队来到北京。
11月15日，唐绍仪致电北京内阁，以“连日赶紧医治，毫不奏效”为借口，再一次请求“准予开缺”。
11月16日，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宣布内阁名单，唐绍仪的邮传部大臣改由杨士琦署理。
11月17日，也就是袁世凯责任内阁正式成立的第二天，唐绍仪从天津来到北京，洪述祖也于11月18日来到北京。
洪述祖此前擅自以隆裕太后的口吻起草的主张立宪共和的诏稿，由唐绍仪通过两种途径转交袁世凯审阅，11月18日又由唐绍仪当面交给庆亲王奕劻，由奕劻转呈清政府最高当局。11月19日，这份草诏被摄政王载沣等人拒绝。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洪述祖给远在上海的赵凤昌写信，一方面希望袁世凯“即以此宗旨奏请施行，倘不允，以去就争之”；一方面希望已经宣告独立的南方各省坚持立宪共和的立场“切勿松动”。与此同时，他还建议唐绍仪出任南下上海的议和代表。
洪述祖这封密信的着眼点，是赵凤昌来电中所说的“以保将来中国”之“大事”，也就是汉民族推翻满清王朝之后实现南北统一、立宪共和的爱国大业；而不是北大教授尚小明在其近著《宋案重审》一书中所说的“为袁谋划南北议和之事”。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还没有渠道也没有资格与袁世凯见面交谈的洪述祖，事实上充当了上海方面以赵凤昌、汤寿潜、张謇、庄蕴宽等人为核心团队的立宪派，与北京、天津方面的唐绍仪一派人间接联络的中间人之一。
二、洪深回忆洪述祖
宋教仁案发生后，逃到青岛德国租界的洪述祖于1913年5月3日发表通电，为自己在宋教仁案中扮演的“救国”角色辩护说：
【“述祖于辛亥秋，与唐绍仪在北方赞成共和，本为救国起见。一年以来，党争日剧，怪状百端，使全国陷于无政府地位，心窃痛之。尤以上年宋教仁等连带辞职，要挟中央，为党派专制祸始。中国教育幼稚，人材缺乏，合全国稳健分子，立贤无方，共谋政治，尚虞不济。宋教仁乃欲借政党内阁之说，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垄断政界，党同伐异。一室操戈是共争，非共和也，是党派专制也。其弊甚于满清贵族专制，其祸必至于亡国灭种。”】
在谈到自己与应夔丞来往函电中的“燬宋”等语时，洪述祖进一步解释说：“仅欲燬其名，并无夺其生命之意，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燬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
接下来，洪述祖承认了自己人微言轻的大胆妄为、不择手段：“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
我于2011年在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的第四章里，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情：网络中流传有洪述祖赠送安徽合肥人李经即“新梧先生”的“共和砚”拓本，其正面题词是“新梧先生鉴存述祖”。右边是篆书“共和砚”，落款为“壬子十月观川居士属陶心如篆并刻”。砚背墨拓的跋语是“中华民国三年即甲寅八月吉林宋小濂铁梅氏获观”。“壬子”即作为中华民国共和元年的1912年。“观川居士”即洪述祖。“陶心如”即陶家瑶，江西南昌人，字星如，一作心如。他的妹妹嫁给洪述祖的长子洪深为妻，后离异。“甲寅”即1914年。“宋小濂”是吉林永吉人，字铁梅。在宋小濂的跋语后面，另有洪述祖的亲笔砚铭：“辛亥九月，砚得，主共和诏书起于此，勒铭左侧志忘，中华男子洪述祖。”
2012年3月24日，我到江苏常州寻访常州名人洪深、洪述祖、赵凤昌、赵元任、庄蕴宽、盛宣怀等人的文献资料，拿着时任文化局副局长张戬炜先生亲笔书写的介绍信，在《常州日报》记者沈向阳先生陪同下，到常州图书馆亲眼看到了洪述祖擅自为大清皇室草拟所谓“共和诏书”的共和砚，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一处笔误：“心如”是洪述祖的内务部同事、常州乡党陶洙（1878—1961）的字，与笔者采信网络资料所说的江西南昌人陶家瑶并不是一个人。洪深于1912年迎娶的原配妻子究竟是不是陶洙的妹妹，也有待进一步考证核实。
由洪述祖这方“共和砚”可以看出，直到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1914年，因为被认定为宋教仁案的主要嫌疑犯而躲藏在被德国人占据的青岛租界区的洪述祖，依然是以“中华男子”自居的，他至少在主观上是有爱国救国的情怀和抱负的。
宋教仁案发生时，新婚不久的洪深还是北京清华学校里的一名19岁的即将留学美国的预备生。洪述祖举家搬迁到青岛之后，先是居住在青岛城区的湖南路，随后在崂山南九水修建了一处名为“观川台”的别墅，洪深每逢寒暑假就回到青岛家中住上一段时间。
1915年，洪深以“乐水”的署名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万字长文《青岛见闻录》，其中写道：“余至青岛，前后凡四次。两次在1913年夏间，一次在1914年春，一次在1914年夏天。统计在岛时日，不过四月。而见闻所及，颇有可记录者。……街上不见有多数巡警植立，然秩序之佳，乃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况。较之香港、旅顺，盗贼辈出者，不可同日而语……”
同样是在1915年，洪深受青岛崂山梨的启发创作了一部白话剧本《卖梨人》。
1916年夏天，洪深从清华学校毕业赴美国留学，入俄亥俄州大学化学系学习陶瓷工程。
1919年4月5日，被判处死刑的洪述祖，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分监被执行绞刑。按照洪深女儿洪钤发表在2010年9月2日《南方周末》的回忆文章《父亲洪深的两次当官》的说法，洪述祖在遗书里要求洪深“不必因此废学，毕业方回”。
此事给洪深造成了强烈冲击，这一年的秋天，洪深转学到哈佛大学，师从戏剧家倍克（Baker）教授学习“戏剧编撰”，同时在波士顿声音表现学校学习，又在考柏莱剧院附设戏剧学校学习表演、导演、舞台技术、剧场管理等课程，成为第一个在美国获得戏剧学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到了1942年，洪深对同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执教的马彦祥表白说：“我的那次家庭变故，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们，鞭挞他们。这样我就只有学戏剧这一条路。这条路我在国内学校读书时候就有了基础的。”
谈到洪述祖至死对于洪深的影响，洪钤接着写道：“祖父是和我没有任何联系的、一个难以追溯的人。可是，对于父亲来说，就不一样了，父亲回避不了这个被社会视为'罪人’的人。终其一生，都未能得到解脱。……祖父的'死’，带给父亲的是背负一生的'重枷’；在祖父'阴影’中，父亲一生走得艰难异常。”
1932年，洪深在《文学月报》1卷1期发表《印象的自传》，其中写道：
“我父亲不幸的政治生命使我陡然感受人情的残酷。我父亲下狱之后，许多亲戚朋友，尤其是我父亲走运时常来亲近的，立刻都拿出了狰狞的面目。一个不负责任无能为力的我，时时要被他们用作讥讽或诟骂的对象。而普通的人士呢，更是怀疑你，鄙视你，隐隐地把你不齿人类；仿佛你做了人，吸一口天地间的空气，也是你应当抱歉的事情。……但身受的我，却从此深深地认识到了一个人处在不幸的环境中的痛苦。”
1934年9月，洪深又在《社会月报》1卷4期发表《戏剧的人生——一九一一年冬》，其中介绍的正是洪述祖生前所公开表示的并不只是效忠于某一个人的“赞成共和，本为救国”的爱国情怀：
“我也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他和我谈《文昭关》这出戏，他问我'伍子胥鞭平王尸’这件事是不是对的。我说，平王无论如何不好，他是君，子胥是臣，是不应该的。我父亲说，平王对子胥一家这样残酷，他对楚国的人民必然也是暴虐的，子胥所为，就是现在的所谓革命。
“我当时总疑心我父亲作这种偏激之论，必是有为而发。可是我已经猜出我父亲是同情于武昌起义，我也对于革命热心起来……
“这几个月我的父亲，似乎很是忙碌。在天津的时候，一天到晚，到唐绍仪家里去；我们两家本来就住得很近的。有时候，又上北平去。一个人去，或是和唐绍仪同去。在家的时候，客人来的也很多。所谈的当然是时局的问题。其中的一位，……他的意见和我父亲的相同，就是清政府，实在的要不得，非推翻不可，而环顾国内，唯一有才能收拾时局的人，只有一个袁世凯。……
“后来清廷果然退位了，我父亲拿着一张报纸，读那逊位的诏书，面上微露不豫之色。他说：你看看，这样说法，岂不是清廷和袁世凯私相授受了；善后当然应给项城去办，但话却不能这样说法；这是徐世昌辈的主张，把我所拟诏书的原文，都改去了；我从前已经再三对他们说过，他们不听，有什么办法呢。我当时听了，完全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作为中国戏剧电影界的一名开拓先驱，洪深一生当中急于表现和证明的，就是从洪述祖身上继承来的那样一份爱国情怀。
1930年2月，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放映影星罗克主演的美国喜剧影片《不怕死》，其中有明显丑化华人形象的镜头画面，洪深发现后愤然离场。第二天，洪深带着学生辈的张曙、金焰、廖沫沙等人再次来到大光明电影院，等到银幕上再一次出现丑化华人形象的镜头画面时，洪深愤怒地跳上前去对该片痛加驳斥，号召观众退票，由此引出了一场历时四个月的法律诉讼。洪深终于胜诉，在法庭上败诉的美国派拉蒙公司被迫收回影片，上海《时事新报》还刊登了主演罗克的道歉声明：《敬向贵国人民表示十分歉意》。
同样是基于这样一种爱国情怀，洪深在一直排斥他的国民党和主动争取他的中共地下党之间，很自然地接受了后者，并且得到周恩来的信任和倚重。
1949年1月，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洪深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从香港搭乘苏联轮船前往大连。同年5月，一行人辗转来到北京。同年9月，洪深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结束后，周亲自安排具有行政才干的洪深出任政务院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的副局长，协助毛的老同学、老同乡萧三主持文化外交。
1955年，洪深以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兼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出访东欧八国，途中在波兰发现患有肺癌。同年8月29日，洪深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三、宋教仁案中的洪述祖
洪述祖的“赞成共和，本为救国”的爱国情怀，并没有妨碍他打着爱国救国的旗号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像洪述祖这样一方面爱国救国，一方面又千方百计谋取自己的私人权位，几乎是当年的官场人物极具特色的一种思维定势。几乎没有从政经验和军政实力的宋教仁，一门心思认定只有他自己出任立宪共和的内阁总理并且组建政党内阁，才能拯救陷入内忧外患的整个中国；袁世凯打着爱国救国、立宪共和的旗号谋求登上洪宪皇帝之宝座，都是这种思维定势的不同表现。
关于宋教仁案，我在《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的后记中给出的是这样的结论：
1913年3月13日，自称“特任驻沪江苏巡查长前大总统府庶务长管领禁卫军调任大本营”的共进会会长应夔丞，从上海文元坊家中致信北京椿树胡同的洪述祖，主动提出筹资“去宋”的设想。
3月14日晚7时，应夔丞发给洪述祖应密寒电：“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夔。”
洪述祖接到电报后，并没有在“转呈，候示”方面给出明确答复，而是在3月18日下午的川密电报中响应说：“寒电应即照办。”
3月19日下午12时35分，洪述祖在川密电报中催促应夔丞“事速行”。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击中。带领武士英执行谋杀任务的，是与国民党方面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关系密切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宋教仁、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
3月21日凌晨2时10分，应夔丞在川密号电中通知洪述祖：“廿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
3月21日上午9时20分，应夔丞给洪述祖发去川密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上述内容，主要是上海方面的应夔丞与北京方面的洪述祖，围绕宋教仁暗杀案所留下的纸上谈兵并且是单线联系的前台信息。隐藏在这些纸上谈兵并且单线联系的前台信息背后的，是上海方面的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等人，具体实施的一项十分周密的多层级、全方位的行动计划：他们一方面安排武士英充当在沪宁火车站枪杀宋教仁的凶手；一方面安排假冒古董商人的王阿法充当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告发应夔丞涉嫌犯罪的举报线人。负责制订这项多层级、全方位的暗杀计划的更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显然不是被当作替罪羊出卖牺牲的应夔丞，而是应夔丞与吴乃文、拓鲁生、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也就是在上海地区切实掌握着黑白两道军政资源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应夔丞在沪军都督府任谍报科长期间，吴乃文的职务是一级科员。应夔丞随孙中山出任“南京大总统府庶务长管领禁卫军”之重要职务期间，吴乃文的职务是沪军都督府谍报科侦探队长，他在刺探情报之余还专门通过绑架勒索为沪军都督陈其美筹集军费。
在2016年7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喋血枭雄：改变历史的民国大案》一书的第四章，我利用上海档案馆新近整理出版的《辛亥革命与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选译》中的相关资料，进一步研究考证了“宋教仁案中的陈其美与吴乃文”，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更加完整的证据链条。在该书第七章“袁世凯惩办王治馨”中，还翔实考证了张国淦等人加在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身上的各种不实之词。
总而言之，宋教仁案的真相并不存在于被尚小明《宋案重审》一书形容为“核心史料”的应夔丞与洪述祖等人的来往函电之中，更不存在于尚小明极力捏造的“袁洪特殊关系”之中；而是存在于出现在沪宁火车站凶案现场的所有涉案人员当中。这些涉案人员没有一个人是洪述祖的亲信，上海方面与洪述祖保持单线联系的应夔丞，也没有亲临凶案现场。自称“特任驻沪江苏巡查长前大总统府庶务长管领禁卫军调任大本营”的共进会会长应夔丞，虽然部分参与了宋教仁案的策划布局，从整体上操纵指挥宋教仁案，尤其是在案发之后一边派人选择性地抓捕应夔丞、武士英，一边故意放纵吴乃文、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等人的第一嫌疑人，显然是比应夔丞、吴乃文层级更高并且掌握着上海地区黑白两道军政资源的陈其美。
陈其美等国民党人放过参与执行谋杀行动的吴乃文、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等人，而专门揪住并没有到现场指挥杀人的应夔丞和洪述祖之间单线联系、纸上谈兵的书面证据大作文章，其目的显然不是通过调查真相来继承维护宋教仁所追求的共和立宪的制度框架，反而是通过挑起发动“二次革命”，来背离和败坏宋教仁生前所追求的立 宪 共和的救国事业和政制遗愿。
具体到与宋教仁同样追求立宪共和的洪述祖来说，他确实是具有爱国情怀的一个人，而且是具有一定的官场谋略和政治才干的一个人，同时还是大胆妄为、擅权谋私、贪赃枉法、劣迹斑斑的一个人。作为内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切实保障宋教仁的生命安全，才是洪述祖的职责所在。洪述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竟然与应夔丞合谋套取中央政府的巨额款项，甚至于打着中央政府尤其是袁世凯、赵秉钧的名义，在密信密电中怂恿鼓励应夔丞实施谋杀宋教仁的行动计划，直接促成了上海方面针对宋教仁的血腥谋杀，从而犯下了渎职枉法、教唆杀人的严重罪行。
话又说回来，仅仅依据洪述祖纸上谈兵的爱国杀人之教唆挑拨，是不足以被判处死刑的。洪述祖最终被判处极刑送上绞刑架，在很大程度上是充当了党派斗争的替罪羊和牺牲品。
洪述祖的人生经历告诉人们，仅仅具有爱国情怀是远远不够的，更加需要的是限权自律、依法作为的现代法治意识。依仗着一份爱国情怀任性而为甚至于恣意妄为的结果，往往是害人害己以至于祸国殃民。在这一点上，1919年5月4日火烧赵家楼的那些爱国的青年们，并不比洪述祖更加光荣和正确。
颍川郡叟张
本公号主要收录张某耀杰及其部分师友的文史杂谈、市井闲话。感谢转发和支持。
523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