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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2006年云南省文史研究馆、昆明学院、中国民主促进会昆明市委联合举办“王运生先生《庄子明辨》研讨会”的交流论文，此为作者Word版。感谢孙秋克老师授权发布！ 王运生先生《庄子明辨》阅读札记[1] 孙秋克 摘要：王运生先生的《庄子明辨》，为其多年研究积累的治“庄”心得。是书从字词句这类看似细微处入手，既强调基本功的训练，又提倡大胆怀疑精神，意在阅读、考校中还《庄子》一个平常面目，让人从平易中得到了悟；是书着眼于学界最为认可的内篇，探寻《庄子》思想的完整体系，提纲挈领，化繁为简，对旧说撮其要、删其繁、补其缺、正其误，而后进行融会贯通的理论阐述。 关键词：王运生；《庄子明辨》；主要内容；研究方法 一 《庄子明辨》是云南省文史馆馆员王运生先生的一部力作，仅只是题目，就足以让人感到其在《庄子》研究中的分量。《庄子》被尊称为《南华经》，原典博大精深，千百年来各类研究的厚重积累，难免让一些人望而却步。若无数年孜孜矻矻的勤奋努力，爬罗剔抉的精审辨识，欲求一得而不能，说到“明辨”二字，更是谈何容易! 在《庄子明辨》之前，王先生已经写了多种文史研究著作，从中可以看到他研究《庄子》的一些心得。我也一直喜爱《庄子》，而且认为，不论你的研究重心在中国文学的哪一个阶段，都必须对先秦诸子，对儒、道两家和后来的佛教，有相当深入的理解不可。二十世纪末，我到浙江大学徐朔方先生门下访学，徐先生是著名的小说戏曲研究专家，当时他正在给元明清文学的博士生，开设“先秦诸子研究”和“《史记》研究”两门课。课后我请教徐先生为何要开这样的课，他毫不犹豫地说：“连这些都不懂，还能研究什么!”看来治学之道，大家所见略同。 拜读了王先生的《庄子明辨》，我不禁心生敬佩和感动。敬佩王先生辨识精审，澄清了一些研究史上陈陈相因，稀里糊涂的问题，作为同专业的后辈学人，我对此感受尤深；感动于王先生灵心一片澄澈，读来让人领略到一个学者潜心治学，每有所得而欣欣然的境界。做学问也有为已而做和为他而做之分，只有二者合一，才能形成治学的较大格局，王先生无疑正是如此。 我和王先生早年是昆明师专中文系的同事，但是在他面前，我一向不敢以同事自居。在中文系，王先生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也是我专业上的良师益友。有疑难、有想做的题目，我不时会向他请教，每次都能得到耐心细致的指点。记得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多次谈论过《庄子》和治“庄”心得的撰写。王先生的《庄子明辨》，为我提供了进一步深研《庄子》的契机，但面对这部厚重的著作，我只能说一些浅见，请王先生正之。
《我怎样读<庄子>》，集中表述了王先生的治“庄”心得。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比较强调基本功的操练，并且提倡大胆怀疑精神。或许有人认为这并没有什么新鲜，但作为专业教师和后辈学人，我知道这是深味治学甘苦之言，也是切实的读书经验之谈。因此，将其视为阅读古代典籍的一把钥匙，应当不是溢美之词。我想除了读书治学心得，如果王先生把自己整理出来的那些疑难词语归类、识别规律归纳发表出来，对后学一定也会有所帮助。 王先生从不迷信经典，而是在阅读、考校中“处处想还它一个平常面目”，“从平易中得到了悟”——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清代学术名著《诗经原始》。著者方玉润在《自序》中说道，他痛感于汉代以来的学者，辗转相循于《毛诗序》和《诗集传》，而致“《诗》旨因之愈乱”，故起而述之，“不顾《序》、不顾《传》”，也不顾同时期另一权威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盖欲原诗人始意也”。正是方玉润这样的勇气和认识，成就了《诗经原始》在《诗经》学术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其实古往今来，有所成就的学者，无一不是秉持这样的治学态度，进而有所建树的。成就有大有小，但若连怀疑权威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能做个称职的教师呢？“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是王先生，也是我治学和要求学生的原则，所以手持《庄子明辨》，读来别有会心。 追本探原，才能避免人云亦云。而问题竟然常常出现在看似简单的识文断句上。若非身在其中，可能有人会觉得费解：难道大学老师还要把这作为学问和治学经验来谈吗？然而，这确确实实是事实，也是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的特点。不了悟于此，可说不得基本门径。虽然治学不能以孤证立论，但对于王先生治学从细微处入手，坚持独立判断、大胆怀疑精神，仅举一例即足以说明问题。《逍遥游》是《庄子》头等重要的文章，也可说是庄子思辨哲学和人格理想的核心；就其表现形态而言，又是先秦诸子中最具文学色彩的篇章。然而，文学表达的玄妙之思与哲学阐释的严密逻辑，在其中并不统一(关于这一点，我和王先生的感觉有所不同)。要弄清其哲学思想固难，想读通全文又谈何容易!但假若没有这个前提，欣赏其文学艺术又从何说起？清代批评家一再赞叹这篇奇文，但他们“草蛇灰线”、“满纸烟来霞往”、“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之类的话头，又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正因为如此，就《逍遥游》的重要性，王先生对它作一番“清议”，可谓得其環中。《读庄清议》特别清理了“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一句。对这个很重要的句子，历来的解释陈陈相因，至今要求一顺畅之解而不易得。何为“野马”？何为“生物”？“野马”，旧注都解为春日泽中或田间游气，因形如野马而名之。更有人把它和“白驹”相对，曰：“白驹，日影也，是日气謂之野馬，日景謂之白驹。”(周祈《名义考》卷二)现行教材新注，则往往不加辨别，一仍其旧。“生物”，古今注本均不加以解释，大概觉得没有解释的必要。我查了多种古籍，大致有三种含义：天地阴阳生成万物；事物的变化；有生命之物，主要指牲畜和野兽。我以前对旧注亦未加以仔细审视，并不觉得把“野马”解为“游气”有什么不妥，也没想到“尘埃”怎么能是“生物”，而且还能“以气息相吹”？王先生从古汉语组词和句式的特点，对这一句进行了解释，又对后文三个“其”字的文言习惯用法作了分析，从而推开陈陈相因的旧注，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讲通词句，文学形象也就呈现出来了。 读了王先生的“清议”，令我对自己以往不仅因袭旧注，还要强加解释，极力把它说通的做法，不禁产生了怀疑。我之所以特别有感于此，是因为古来依注解书，并强作解人者委实不少，手边就有两例：问：“'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万里底风也是这个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气。”(《朱子语类》卷一二五)“鹏之飞也，必待于野马、尘埃之相吹也。无野马、尘埃，则大翼不能举。此所以明物虽大，必有待而后行，非自然而然也。虽大不能免于累。”(王雱《南华真经新传》卷一) 前一例不知所云，后一例对错参半。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对这样的解释不加怀疑，并且极力想办法把它说通，那可就大有误人子弟之嫌了。自古没有怀疑精神，乃为学之大患! 怎样解释才是切当的，这可以再商榷，但至少王先生在治学态度和方法上，为我们做出了良好的示范。 如果说《读庄清议》是从字词句入手，去解决较大的问题，那么《什么是重言、卮言》《庄子思想中的几个基本观念》则殊途同归，通过对一个个概念的清理，以求澄清以往人们对庄子思想一些混乱的认识。至于王先生之解，是耶非耶？读者自可从中去领略、去探求、去寻找欣然而有所得的乐趣。这也是《庄子明辨》带给我们的阅读愉悦之一，同时这样的文章还告诉我们，什么是踏踏实实、不放空言的学风。
《庄子内篇思想发微》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到学界认为最为可靠的内篇，着眼于探寻庄子思想的完整体系。我注意到，王先生在阐述这七篇重要文章的主旨之前，都首先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对其进行概括，正所谓提纲挈领，化繁为简，先让读者不至于望而却步，而后篇末再加以总结，给人一个完整清晰的印象。这固然因为王先生擅长于文字表达，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在下笔前已经成竹在胸。文章混乱是思想混乱的结果，正如文章空洞是思想苍白的必然。学问之道，最怕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深入浅出，则是我们无论著述还是教书，都应当尽力追求的境界。《庄子明辨》善于化繁为简，不仅表现在《庄子内篇思想发微》这样的大文章中，即使对某一个理念的注解，也决不任意发挥。如“道枢”，郭象的《庄子注》用了近千字，王先生的解释却简明扼要。 王先生的化繁为简，不只表现在对旧说撮其要、删其繁，更表现在补其缺、正其误，而后进行融会贯通的阐述。这不仅是一项学者必须练就的基本功，也是站在前人肩膀上，推进当代学术研究的需要。在这个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文章，《郭象解<庄>有误》更有相对集中的表现。《从<文选>注看庄子思想的影响》，则从注疏的另一蹊径，拓展了研究旧注的视野。 在《读古书与现代精神》一文中，王先生有个认识值得我们注意：旧注是前人“托古述志的表现”，“注疏家对一书的诠释难免注入个人的爱恶”。是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学术，在个人和时代这样两个基本层面上，不同的语境永远存在。如果说前人注疏“托古述志”和“个人的爱恶”，都有个人的语境，那么“宋人注《学》、《庸》便是借题谈心、性”，却是时代的语境了。所以，读旧注不仅得知人论世，还要用现代精神来审视，从而做出具有现代语境特点的阐释。但这个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常识问题，在读旧注时往往会为人忽略。所以，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书山有路，学海无涯。王运生先生的《庄子明辨》，既是治“庄”路径的示范，也是治学精神的榜样。一书在手，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进而提高自已的学术水平。 [1]王运生《庄子明辨》，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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