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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yú]鼎，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西周最大的青铜器，大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腹深49里面，重153.5千克。大鼎铸有一对立耳，其腹部深而鼓起，腹上有曲折角兽面纹，略成蹄装的三足上还有外卷角兽面纹饰。 大鼎内壁铸有19行291字的铭文，全文笔触圆润浑厚，内含筋骨，布局整齐，风格雄健庄重，记载了西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
大盂鼎在出土面世之后，还经历了诸多人的转手，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其曲折传奇的经历值得一书。下面请耐心阅读。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陕西岐山一农民在地里干农活，锄头碰上了硬物，当把这物全部挖出来时，竟然是一个生满铜锈的大铜鼎。 当地首富宋金鉴听到后，立即意识到这是挖到古董了，他赶忙买下了这只大鼎并带回到家，等清理掉那些铜锈，在鼎的内腹部，他惊喜地看到了“文王”、“武王”、“盂”等字迹，他知道自己得到了一件周代的宝鼎——大盂鼎，他就把这件宝物藏在了家中。
不久，宋金鉴家藏有周代青铜器的消息就泄露出来，传到了县令周庚盛耳中，这位“父母官”得知后，对这件宝器上了心，经过多方施压，宋金鉴抵抗不过，只好把大鼎转给了周庚盛。 本以为与宝鼎无缘了，谁料，宋金鉴第二年却又见到了自己被迫送出去的宝物。1850年，宋金鉴入京参加会试，闲暇之余，在琉璃厂古玩市场游逛，竟然发现了熟悉的大盂鼎。当会试及第后，宋金鉴被封为翰林，春风得意的他，花了三千两银子又把大盂鼎买了回来。 然而，好景不长，十几年后，宋金鉴去世，宋家开始败落，这件宝鼎又成了众人觊觎的对象，宋氏后人无奈之下，把大盂鼎低价转让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保恒深知左宗棠喜爱文玩，所以他把玩大鼎没几日，就把大鼎送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虽然非常喜爱文玩，但他知道还有一个人比他更爱这些古董，那就是他的官途恩人潘祖荫。早年在左宗棠发迹之前，他曾被人谗言所伤，幸得侍读学士潘祖荫力保，并为其上下打点，才得以脱罪。因此，左宗棠对潘祖荫感恩戴德，常思回报，当获得这件宝鼎后，他不敢专美，就赠给了自己的恩人。 潘祖荫在当时是有名的金石收藏大家，他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在朝廷上颇有盛名。他虽然官高禄重，却常因购买青铜器而显得非常落魄。 当潘祖荫得到宝鼎后，他如获至宝，轻易不愿示人。当时虽然也有人觊觎这件宝鼎，但都因潘祖荫官高位重而没有得逞，大盂鼎才从辗转流离的命运中摆脱出来，在潘府正式安了“家”。潘祖荫得到宝鼎后，曾经与好友王懿荣、张之洞等人切磋研究、拓文注释。
1890年，潘祖荫在北京去世，其弟潘祖年秘密赴京，把大盂鼎及潘祖荫生前收集的其他贵重青铜器一起运回了苏州老家，存放于苏州南石子街的潘家老宅中。 这时，许多人看到潘家已经失势，就开始想夺取大盂鼎等青铜宝器，其中势力最大的莫过于光绪末年的两江总督端方。 端方也是一位金石大家，他对潘家珍藏的青铜器垂涎已久，他想尽办法逼迫潘祖年交出大盂鼎。在潘祖年的周旋下，宝鼎始终没有被端方夺走。就在潘家疲于应付的时候，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两江总督在革命中成了矛头所向，端方最终被兵变所杀，潘家的危难也暂时得到了缓解。 民国初年，也有外国人想重金购买大盂鼎，潘家拒绝出售。之后还有国民党大员，也是想尽办法打算从潘家手中夺取宝鼎，潘家后人又用自己的机智一一避开了祸患。
大盂鼎内壁铭文 当抗战全面爆发，日军侵入苏州，大盂鼎再次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凶残的日军哪里会放过这件稀世珍宝，他们肯定不会像端方、国民党大员那样有所顾及。在这危急时刻，潘家后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大盂鼎及所有珍藏都埋入地下，等局势稳定后再取出来。 最后，他们把所有的珍藏都埋进了二进院落中久无人居的堂屋，潘家人全体出动，连着干了两天两夜，最后又把屋子恢复成原样。参与埋宝的还有潘家的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大家都一致承诺保守秘密。事情处理好后，潘家人就转到上海避乱去了。 日军进入苏州后，果然对潘家老宅进行了全面搜查，甚至也进行了翻挖，但一无所获的日军失望地离开了。这些珍贵的宝物总算留了下来。它们虽然躲过了日军的搜查，却遭遇了内部的黑手，潘家的看门人趁乱几次进入老屋中偷取珍藏，只是大盂鼎太大，没有搬动，才保留了下来，而那些小物件则被卖给了一位姓洪的古董商，从此流落在外。
抗战胜利后，新中国成立，潘家后人经过商议，认为国宝应该由国家珍藏，他们就推举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写信给华东文化部，把珍藏数十年的大盂鼎和另外一件西周孝王时期的大克鼎一同捐献给了国家。 1951年，这两件宝鼎终于落户在上海博物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留存至今。 最后再解读一点历史知识，大盂鼎还可以看做是周代禁酒的证据，因为铭文上记载了康王对臣属的忠告，要求盂牢记商代因酒而亡国的教训，这正好对应了《尚书-酒诰》中周公对禁酒的记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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