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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大元帝国的忽必烈在其建国称帝后，施行的政策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在其问鼎中原之后，一面积极“汉化”，另一面却又坚定不移地施行“胡化”的政策。 忽必烈从小就深受中原儒家汉文化的熏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结识了一些中原的文士，对中原的情况十分熟悉，而且结识的这些儒士也对他以后的治国安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在众多的汉人儒士中，对忽必烈起到重要影响的是刘秉忠和姚枢。 刘秉忠（1216-1274年），早在忽必烈没称帝前就多次提出建议：“可以马上取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并且向忽必烈历数中原的历代王朝得失，指出了蒙古旧制中的弊端，建议采用汉法治国。
当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后，他也明白，如何建立一个既能保持蒙古之成法，又能适应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一整套国家机器是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完全采用汉化，做中原的皇帝，那势必要牺牲蒙古贵族的利益。而且，中原在当时仅仅是蒙古帝国的一小部分，要让征服者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和文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被征服的汉人（北方人）、南人（南方汉人）的文化远远超过他们这些游牧民族。 但是，忽必烈又明白，就是这一部分的汉人，却代表着先进的文化，是蒙古帝国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他们虽然战斗力不如蒙古铁骑，但他们的文化、经济却很发达。自己要想在中原站稳，要想创造出比祖父成吉思汗还要宏伟的事业来，最终他还是要依靠这一小部分。
因此，忽必烈在建立元帝国之后便毫不犹豫地利用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比如，重视农业，建设孔庙，确定国号，让宗室子弟取汉名、学汉文等等。其中最著名的，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忽必烈在秦汉郡县制的基础上，推行的行省制。 忽必烈将元朝全境划分为十二个一级政区，即中书省直辖、十行省及吐蕃。这一行省制度对以后的明清两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初步奠定了今天我国的行省规模。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忽必烈的行省制度对后世影响有多大，也无论他重用了多少汉人，修建了多少孔庙，他在一面施行汉化措施的同时，却又一面积极地在中原地区大力推行游牧文化。 忽必烈推行的“胡化”政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体制方面 忽必烈虽然听从汉儒的建议，设立了省、院、台等中央官僚机构，却又在这些机构中特别保留了断事官（掌刑政狱讼的蒙古官职）的位置。 在州郡等地方的机构中，也保留了“达鲁花赤”（成吉思汗时设立的监督官员）的职位，并且明确规定，必须由蒙古人出任该职。 二、军事制度方面 元朝时期的军队虽然均隶属于枢密院及行院，但是，在体制上却基本保留了游牧时期的万户、千户（金朝设立，元朝相沿）等官职。
三、文化教育方面 在文化教育方面，忽必烈一方面建孔庙，让人们学习汉文化，另一方面却又创立了新的蒙古文字（时称八思蒙古文），并设立蒙古国子监学，以提倡蒙古族文化。同时，忽必烈还设立了回回国子监学，以提倡波斯文等西域文化。 就在宗教信仰上，忽必烈也是压制中原地区的佛教流派，而大力推崇盛行于西域地区的藏传佛教。 四、生活习俗方面 在这方面，忽必烈更是基本保留了蒙古族的特有方式，就连其建造在中原的宫殿，其内部装饰风格，也完全是按照草原上的模式。相传忽必烈在大都兴建宫殿时，曾在皇宫内遍植从蒙古草原运来的莎草，并称之为“思俭草”，希望子孙后代不要忘记大草原。 至于在服装、发式方面，更是没有丝毫的改变。在守岁时的游猎活动，节日的祭祀、庆典等重大活动，也基本是依照蒙古旧俗来施行的。
相比于此前入主中原的其他少数民族君主，元朝帝王的“胡化”味道最浓。 比如，第一个入主中原并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其先后即位的各个帝王，汉化程度一个比一个高，到孝文帝时，更是将汉化进行的最为彻底，直接将鲜卑名改为汉名，将鲜卑族彻底地融入了汉民族之中。 契丹人建立辽朝后，推行南、北官之制，以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各参其半而并行之。虽然契丹人并未深入中原，只是占有长城内外一线的地带，但其汉化程度相比元朝还要高。 金朝建立后，因为女真人较早地接受了农耕文化的影响，故而在入主中原之后，能够很快地融合到中原的汉人之中来。到金世宗在位时期，甚至出现了许多世家子弟已经不大会讲本民族的语言了，由此可见其“汉化”程度之深。
只有蒙古贵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仍长期维持着本民族的生活习惯、语言等文化，而对于“汉化”的影响，又有着强烈的戒备之心。 这种拒绝民族融合的做法，只能把自己摆在了中原大众的对立面之上，使人时时有一种“非我族类”的感觉，而这种感觉的长期存在，又是不利于其统治的，元末爆发的农民起义之所以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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