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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工作中的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中国北京，处处飘洒着白纸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沉重、哀痛的气氛，因为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在这一天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周总理一生没有子女、没有房产、没有墓地，两袖清风、鞠躬尽瘁，一心只装着新中国和老百姓。甚至在逝世前，为了给国家和人民减少麻烦，还反复交代： “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周总理无愧于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无私的人。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缅怀着敬爱的周总理。 尤其是，当我们更加详细和真实地了解周总理临终前的一言一行之后，这股尊敬之情就会更加变得无法抑制，更加浓烈、更加真切。 周总理问：“张大夫，我实在忍不住疼了，想哼哼几声，行不行？”
尼克松访华时和周总理的合影 1972年4月，也就是在周总理日理万机地接待完“尼克松访华”的两个月后，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收到了一份尿检报告，报告显示：在周总理的尿液之中发现了4个红血球！ 此事犹如晴天霹雳，让张佐良难以接受，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宁愿相信这是一次误诊。万般无奈之下，他又悄悄地给泌尿专家吴阶平打了个电话，告知此事。 吴阶平听后同样是大为震惊，并提议迅速进行取样复检。 但是，几天后的复检结果却更加无情，周总理的尿样之中被检测出了8个红血球！周总理被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在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下，癌症确诊书几乎就等同于死亡通知书，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无法避免地步入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周总理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周总理从来都是争分夺秒地投入到为国为民的工作当中的，当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他“变本加厉”地废寝忘食起来。他认为，既然风来了，蜡烛要灭了，何不在熄灭之前，多留给这世间、这国家一点点温暖和光明！ 周总理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方式，也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十分感动和心疼。1973年3月，国家特意安排周总理到玉泉山疗养，就是想让操劳一辈子的周总理能好好静养一些时日。 可是，这对于闲不下来的周总理来说，终究不过是换了一个工作地点而已。据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在玉泉山疗养期间，“一周主持四个会议，会见两个国家元首”、“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通宵达旦”这样的工作方式对于周总理来说，依然是司空见惯的。高强度的工作使得周总理的重病之躯变得雪上加霜了。
晚年周总理时常坐在沙发上办公 有一天，张佐良突然听见警卫和秘书几乎变了调的喊声：“张大夫，张大夫，快起来，快起来。”张佐良慌忙赶过去，只见警卫秘书张树迎手里端着盛满鲜血的尿壶，原来病情恶化了的周总理拉的全是血尿。 张佐良感觉到天旋地转，稍微平复一下心情后，便急忙走进了总理的卧室，只见总理仰面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张佐良试图安慰一下周总理，但他尚未张口，周总理便摆手制止了他。周总理清楚自己的病情，他也不需要什么安慰。他只想利用这最后的时间，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几个月后，在周总理一再要求下，他又从玉泉山回到了西花厅，一如既往地没日没夜地忙工作。身边的工作人员实在是不忍心看着敬爱的总理如此残忍地自我燃烧，总是劝他多休息，甚至到了“苦苦哀求”的地步。 但周总理总是说：“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时间。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晚年周总理 就这样，周总理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了1975年11月，周总理的病情恶化到了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地步，甚至也无法正常进食。 有一次，大夫和厨师商议给总理做一份红烧鱼翅，给总理补充营养和增加食欲。但已经卧床多日的周总理吞咽很费力，总共只吃了八口，头上却冒出了斗大的汗珠。普通人只需要一二分钟就能完成的八口饭，周总理足足吃了半个小时。 到了1975年12月，周总理的身体继续恶化，已经完全无法进食，需要医护人员用管子灌输到喉咙里去。再后来，周总理又无法自主排便，医生只能在周总理腹部开了一个肠篓。进食、输血、输液、排液，周总理的身上全部是各种管子，躺在床上，翻个身都不能动。 随着周总理的病情越来越重，为了缓解他的痛楚，医生先后给他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这些药物的止痛效果是有限的，周总理还是经常会疼得浑身颤抖，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此情此景，见者落泪。 但是，饱受病魔折磨的周总理为了尽量不给医护人员增添麻烦，总是以超强的意志力默默忍受着。 仅仅有一次，他痛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小声地对医生说：“张大夫，我实在忍不住疼了，想哼哼几声，行不行？” 医生听后，连忙说道：“总理，总理，你疼就喊……没关系……没关系，怎么样疼得好受一些，就怎么样！总理，你别……千万别再拘束……自己了。”言罢，便赶紧转身去擦拭泪水，生怕被周总理发现。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永远离开了 1976年1月8日，这是很多人这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一天。 这一天，张佐良医生走进病房，发现周总理的脸色灰暗，嘴唇青紫，呼吸轻且快，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几个专家。专家们立即提出了抢救的方案，并且让张大夫把这个方案告诉总理并征得总理的同意。还好，总理当时有意识，同意了他们的抢救方案。 但这一次奇迹终究没有出现，周总理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手上的皮肤也开始慢慢变凉，突然有人喊道：“总理！总理啊！总理！你醒醒啊——” 顿时，整个房间内哭声一片。邓颖超亲吻了周总理的额头，说道：“恩来，你走了……” 风云变色、草木含悲，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如若那声嘶力竭的痛哭和呐喊能多挽留一些周总理的生命，我想1976年1月8日的哭声一定会永远持续。 周总理对张春桥说：“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邓小平同志。”
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的合影 事实上，从1975年12月，周总理就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医疗组的专家们和周总理都感觉到了，这是生命的最后阶段了，大家都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12月7日深夜，周总理又突然昏迷过去了。值班医生立刻召集所有专家、医护人员及警卫，对周总理进行抢救，周总理也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这一情况也被值班同志第一时间通报给了党中央，在京的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匆忙赶往医院。他们到达时，周总理已经苏醒过来了。 周总理睁开眼睛后，看见身边围着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意，他颤颤巍巍地和大家一一握手。
张春桥 张春桥是最后一个和周总理握手的，握完手后便转身离开病床。这个时候，周总理突然想起了什么，便叫着他的名字，想叮嘱他些什么。 但由于周总理的身体已是十分虚弱了，他的声音很小，张春桥并未听见。周总理又反复地叫了几次，才被身边的人听见，转告了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周总理跟前，俯身听他说话。 “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邓小平同志。”张春桥一边重复周恩来的话，一边表态：“总理，你放心！” 周总理刚从死亡边缘苏醒过来，心中第一时间考虑的还是国家的命运和工作，这如何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呢？
周总理忘我工作 中央领导同志陆续离开后，过去一直为周总理理发的北京饭店理发师朱殿华，也再次托人捎信来了，他想再给周总理理一次发，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次请求了。 周总理知道后，告诉工作人员说：“朱师傅给我理发20多年，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谢谢他了。”周总理已经病成这样了，可他心里依然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可是，谁又能知道，周总理这种不愿意给其他人添麻烦的背后，他又以惊人的毅力承受了多少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痛得浑身冒汗，他也不愿意哼一声，他生怕自己痛苦的呻吟成为了他人的心理负担。他选择默默承受所有的痛苦，就是要把更多的光明和美好留给他身后的国家和人民。 叶剑英元帅讷讷地说：“唉，他一生顾全大局……啊！”
晚年的周总理让人心疼 周总理的病情自然也牵动了许多中央领导的心，在他生命最后时刻，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他十分牵挂，只要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们就到医院来看望周总理。哪怕不言不语，能静静地陪着总理一会儿，便是极好的了。 其中，表现尤为关切的便是叶剑英元帅了，他从周总理被确诊到癌细胞开始，就全心扑到周总理的治疗工作当中去了。 叶剑英元帅不顾昼夜，只要一有时间，便会主动询问、关注周总理的治疗情况，并不遗余力地为周总理的治疗创造条件。他对周总理的治疗工作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想一切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最大努力和责任！” 叶剑英元帅基本上每隔几天就要去医院一趟，亲自看看周总理的状况，然后约医疗组的专家们和工作人员座谈，听取汇报，并对医疗和保健工作提出他自己的意见，作出明确指示。
晚年叶剑英元帅 叶剑英每次来都不会空手，他会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带来和周总理分享。后来，周总理无法进食了，他便把好吃的分给医护人员吃，叮嘱他们一定要尽心尽力照顾好周总理。 有一次，叶剑英元帅钓到了一条30多斤重的大草鱼，便马上派人送到医院给周总理改善一下饮食。但是，周总理怎么吃得了这么大一条鱼？便自己吃了一点，其余就分别送给医疗组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吃了。 可叶剑英元帅听说周总理吃了他钓的鱼，此后钓鱼的积极性就更高了，经常派人往医院给周总理和医护人员送鱼。 随着周总理的病情越来越重，叶剑英元帅到医院的频次也就越来越高，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周总理卧床后，他基本上是天天来。
晚年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 他们在一起也经常商议国家大事，一开始，他们往往一交流就是3个小时，随着周总理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慢慢减到了2个小时，再后来，周总理1个小时也很难坚持了， 直至最后，周总理发声都很困难了。他们便相对无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此时无声胜有声！ 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曾回忆过他们1975年底的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叶帅来了之后，和周总理握了握手，周总理则对他微微一笑。随后，叶帅便让大家暂时回避，并说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但医生护士也不能远离，便在屏风外监视着周恩来的心电示波仪。大家都知道，叶帅有大事要周总理商议，便都自觉退了出去。周总理病危之际，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四人帮”的问题，他嘱咐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权落到他们手里。” 叶剑英谈完话出来，把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叫到跟前，神情很严肃地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守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说，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周总理曾经的飒爽英姿 可是，周总理最终却什么也没有说，张树迎他们手里那张纸上也没有留下一点墨迹。周总理相信党和国家的光明之路是不可阻挡的，他保持沉默即可。 周总理逝世后，张树迎和高振普将白纸交给叶剑英，觉得很是愧疚。叶剑英望着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说一声：“唉，他一生顾全大局……啊！” 周总理住院期间，聂荣臻、徐向前、王震、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纪登奎等领导人都曾多次到医院探望过周总理，比如，李先念就先后到过医院52次。这充分说明，周总理是德高望重又深得人心的。 邓小平坚定地说：“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罗青长，也是我党的著名红色特工 12月20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总理突然提出要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 张春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也负责对台工作。加之那天是他值班，他就直接将秘书汇报过来的消息截胡了，以“周总理病重不宜见人”为由，直接拒绝了周总理的要求。 但是，秘书却十分想帮助周总理完成这个心愿，于是便找邓小平求助。邓小平听到消息，当即就十分生气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得到了邓小平这句话，秘书便赶紧安排会见事宜去了。 罗青长得知消息后，心里十分高兴，还以为周总理的身体状况突然好转了。但是，当他赶到医院的时候，才发现这终究不过是自己的美好愿望而已。 他睁眼望去，周总理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形容枯槁，原来俊朗的面容已经完全变形，原来挺拔的身躯也仿佛缩水。他更不知道，此时的周总理体重只有60多斤了。
周总理的身体已经不容乐观了 罗青长努力控制住自己悲伤的情绪，在病床前坐了下来，刚问了一声“总理好”，周恩来就歉意地对他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没等罗青长反应过来，周恩来又陷于昏迷状态。 医生护士们都涌到跟前观察情况并开始抢救。罗青长只好退出病房，在旁边的小客厅等候周总理清醒过来。一想到周总理这个时候还在操心国家大事，他的心就像被刀割一般的疼痛。 罗青长一直等到中午，周总理才苏醒过来。罗青长汇报时，周总理不断询问他的工作情况，并反复叮嘱他，不要忘记朋友，不要忘记同胞。 他们的交谈不过才15分钟，周总理就数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需要停顿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勉强打起精神，罗青长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 而周总理也在和罗青长短暂的沟通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再次陷入了昏迷。 毛主席发表了两首词，周总理听后发出了轻微的笑声
晚年毛主席和周总理 周总理不管身体什么状况，每天都必须了解国内外情况，以前是自己看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参考资料等文件材料，后来无法坐起来，就按照文件密级和报刊分类分别由秘书、卫士、医生或者是护士念给他听。 但是，1975年12月份以后，由于周总理进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精神状态，身边的工作人员便开始有了顾虑。周总理是一个心忧天下的人，如果这时候什么都念给他听，会不会对他的精神和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于是，一直负责给周总理念报纸的赵炜将这个担忧告诉了邓颖超大姐。邓大姐也觉得赵炜的担忧有道理，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赵炜叫到一起商量。大家都觉得在周总理生命垂危时刻，尽量不告诉他任何不好的消息。邓颖超听了大家的意见，果断地做出一个决定：“为了不给总理增加负担，新近的报纸就不要给他读了。”
伟大的革命战友 可是，不给周恩来读报纸也不行啊。要想个办法，既让周总理听到报纸的内容，又不能让他受到刺激。 邓大姐想了想说：“那就念旧的吧！”大家也希望能用“善意的谎言”让周总理感到安心，便按照邓大姐的指示，每次都是把以前的报纸改了日期，选择一些能让周总理安心的内容读给周总理听。这样一直坚持到周总理去世。
周总理阅读报纸 但也有一天的报纸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1976年元旦当天的报纸。 元旦一早，已进入弥留之际的周总理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地听到了电台的广播声，他知道是元旦社论，发表了毛主席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他赶紧让赵炜将当天的《人民日报》找来读给他听。 这一回，赵炜不敢再拿假报纸读了，而是给周总理念了当天的社论。当周总理听到毛主席诗词中“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把报纸放在他的枕边。 重病中的周恩来显然十分欣赏这两首词，多次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当听到工作人员将词中的字音念错时，他马上给予纠正，听到有趣之处，他还会轻微地笑笑，偶尔还会议论几句。 能够在病危之际，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对周总理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李先念第一个提出反对：不行，不开追悼会不能拿总理来开刀
一生为国为民的周总理 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总理生命垂危，已经失去了排泄功能的他需要通过手术来清除身体内的残渣，但这也只能是让他身体上感觉稍微舒服一点，对病情并没有任何帮助。 最后一次手术后，周总理显得神情恍惚，开始不再愿意接受医生的其他治疗了。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张佐良大夫和张树迎说：“我的病就这样了，已经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麻烦专家们了，他们应该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为更多的人治病。我想回家，回那里再治疗……唉，出来两年多了，真想回去住住啊！” 但是，周总理当时的身体情况怎么能允许他回家呢？周总理提了两次之后没有得到回应，也就不再提了。周总理是一个善于为他人考虑的人，他知道自己这个要求让医务人员很为难。
永远怀念周总理 1月7日，周总理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 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总理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留下了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周总理说完这句话，就一直睁眼看着门口的方向。值班医生就问：“总理啊，你有事吗？你是不是找大姐？大姐已经走了。” 周总理摇头表示没事，然后就一直睁着眼睛，不睡觉。 1月8日早会后，张佐良大夫走进病室时，发现周总理眼睛紧闭着，脸色灰暗，口唇有点青紫，呼吸轻而快，每分钟有30多次，脉搏虽然有90多次，但细弱无力。
周总理的追悼会 张佐良觉得情况不太好，于是按下事先准备好用于应对突发情况的电铃，召集了所有医务专家。谢荣教授立刻提出要给周总理作气管内插管，需要向周总理报告，征得他的同意。 张佐良便贴近周总理的耳朵，适当提高嗓音说：“总理，您的气管被黏稠的痰堵住了。阻碍呼吸，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黏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 周总理真的被叫醒了，他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于是，谢荣立即开始手术，希望能挽救周总理的生命。 但是奇迹却没有出现。经过加压输氧、体外心脏按摩后，仍看不到病情有所好转。慢慢地，周总理的脉搏越来越弱，心电示波仪上的曲线波也最终拉成了一条直线。 之后，医疗专家又进行了10多分钟的紧急抢救，但终究已经无力回天了。
周总理和邓大姐 当护士将一床崭新的白色被单把周总理的遗体慢慢覆盖住时，病室里终于控制不住地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哭声。尤以邓大姐那一句：“恩来，你走了……”，最是让人肝肠寸断！ 专家、医生、护士和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抽泣着，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床，大家都站到房间边，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腾出空间。 大家担心邓大姐一直这样悲伤，会引起她心脏病发作，于是几位护士过来将她搀扶到病室隔壁的房间里，先休息一下，以节省体力应对繁重的后事工作。 第一个来到病房的是李先念，紧接着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陆陆续续地来了。 上午11点，中央领导人陆续到齐。邓大姐向在场的中央领导转述了周总理生前提出的三点要求：一、不保留骨灰；二、后事处理不要特殊不要超过任何人；三、不要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邓大姐还说，对周总理的丧事一切由组织决定，她个人没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听完邓颖超的意见，李先念第一个提出反对：“不行，不开追悼会不能拿总理来开刀。这样的话我们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李先念的反对立刻得到领导们一致赞同。
邓小平主持周总理的追悼会 领导人讨论的结果，不仅追悼会要开，遗体告别也要搞，至于骨灰是否保留，需要经过毛主席批准。 而此时，惊闻噩耗的毛主席也是重病在身，行动不便！只能躺在床上，任由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不断呜咽着：“恩来，恩来……” 1976年，中国失去了三个伟人。距今已是45年了，所幸，世界终究如你所愿，中华民族、中华儿女正昂首挺胸地生活着、前进着、强大着……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这便是我们对于伟人、英雄和烈士们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恳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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