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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作为山东琅邪颜氏后裔，是衣冠南渡“百谱”之一。他出生在南朝时期的梁朝，一生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梁、北齐和北周，在隋朝开皇年间平静去世。战乱、冲突、对立、融合，是历史时代特征；死里逃生、颠沛流离、动荡不安，是颜之推一生的人生轨迹和生活特征；做官、读书、思考、写作、家教，是颜之推的主要人生内容；在其人生历程中，家国情怀、“三不朽”是深蕴其中的情感和追求。《颜氏家训》既是颜之推一生的代表性著作，又是居于中国家庭教育高峰之巅的名著力作，其家庭教育思想在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仍有重要价值。颜之推一生丰富传奇、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经过思考、总结和提炼，渗透在他的思想中，其思想体系的建构，烙上了深重的人生印记和时代内涵。在颜之推思想中，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开放包容道家佛家的思想综合体，这既是他苦难人生经历的精神升华，也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思考和记录，更是时代的思想声音，深刻体现了儒、道、释合流汇聚、中和融通的新趋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的思想史个案，并保留了宝贵的社会生活史、思想文化史资料。 颜之推（531—？），字介，出生在南朝梁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其祖籍为山东琅邪临沂，属于衣冠南渡的士人后裔。他经历了南朝时期的梁朝和北朝时期的北齐、北周，约于隋朝开皇年间去世，享年60有余。颜之推于正史有传，列入《北齐书》和《北史》之《文苑传》中，可算是青史留名。颜之推在中国现代受到重视，与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历史简编》对他的评价与重视有一定的关系。范文澜在论述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的成就时，将《颜氏家训》作为一个亮点，有着精当深刻的论述：“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之言，所以被看作处事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这个论断，具有“名著名人名言效应”，基本上将颜之推的历史文化地位确定下来，影响深远。在20世纪90年代，《影响中国文化的一百人》依据“历史上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曾经产生过影响乃至继续产生影响的人物”的标准，对颜之推的历史贡献和影响给予肯定，认为“颜之推无疑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颜氏家训》的强劲影响力，“深刻地昭示着颜之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异地位”。这就较早地对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进行了文化史视域的研究和阐述，并确定了最基本的话语概念。但是，从已出版的大型人物评传丛书“中国历代思想家评传”的序列看，至今尚未见一本《颜之推评传》。总之，对颜之推进行思想文化史的全面研究尚嫌不够。 颜之推出生在江南，但他的祖籍却是北方的齐鲁之地，是“衣冠南渡”之后的第一代。他在自述诗篇《观我生赋》的自注中说道：“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虽然在南迁的“百家”之中，琅邪颜氏不如琅邪王氏显赫，但也确是侨姓高门、大户门第之家。他与当时很多南渡的士人一样，虽然出生在南方，但心怀拥有北方血统和文化的优越感，在言谈举止、字里行间，总是流露着对于父辈故乡、自己祖籍情不自禁的怀念。譬如，他在家训中说：“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邹鲁之地，为我国古代儒家发源之地，产生了被后世誉为“圣人”孔子和“亚圣”孟子这样的历史人物，自是人文兴盛之地和学宗之域。受其影响，其先祖早就醉心儒学，以儒学为业，何况其先祖有8人进入孔门，直接受到儒家始祖教育，这当然是门楣之幸。据记载，颜家世代人才辈出，史不绝书，颜之推自豪地称为“衣冠之家”，也就是官僚地主、学者文人家庭。所以，颜之推总是念兹在兹，要求子孙牢记家世，不要有辱先祖。他说：“仰惟前代，故寘心于此，子孙志之。”由此看来，颜之推的家世背景，一是有文化，好读书，会读书，是书香之家；二是官僚地主之家，在社会上属于有地位的体面人家。这符合儒家所主张的学官一体、耕读合一的生活取向和人生目标，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回溯家世，颜之推对于从事“素业”，以读书博取功名是深信不疑的；另一方面，家史中先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颜之推人生中亦留下了深刻的精神烙印，决定了他的人生准则和价值取向。颜之推对自己北方血统的悠悠牵挂，对自己家世的深情追怀，流露在家训中随处可见的一种文化优越感，并不表明他对于自己出生的南方之地有偏见，或者是有情感上的不适，个中缘由只是那个时代南下一代“衣冠之家”的文化失落，以及对“昨日辉煌”的本能眷顾。由此才能理解，经历衣冠南渡之后，像颜之推这样的社会阶层对他们曾身处中原文化中心与现实形成的反差。 颜之推的七世祖颜含随晋室南渡后，居住在建康城南的长干，巷名曰“颜家巷”。颜家在此世居七代，一直到他的父亲颜协随南齐南康王萧宝融出镇荆州（今属湖北），由此举家从建康城迁入荆州城。这就是颜之推在家训中提到不能将父母的灵柩安葬建康城的由来。南朝梁武帝大通三年（531），颜之推出生在江陵城。其时，颜之推已有两个哥哥：大哥之仪，二哥之善。大哥之仪在《周书》中有传，史称“幼聪颖”，“博涉群书，好为词赋”。隋文帝时进爵新野郡公，拜集州刺史，被称为“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二哥之善史书无载。颜之推在家训中说：“每从两兄，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可见，这是一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睦温暖的家庭。颜之推的父亲喜读书，知识面广；擅书法，草书、隶书名重一时，史称他“博涉群书，工于草隶”，“胸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去世，时年42岁。可惜，他的20卷文集毁于烟火。颜之推出生时，其家道尚算殷实，属于典型的“亦官亦学”官僚知识分子家庭。因为他的父亲担任朝廷的“正记室”，是皇帝的文秘近臣，直接服务于皇帝，并受到梁武帝的信任；又是颇有声望、博闻强记的书法家，受人追捧和尊敬。所以他在《序致》篇中，以不无幸福的口吻回忆说：“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诲诱。”但是随着幼年丧父，家中一切亦随之改变。这种挥之不去的丧父之痛，伴随了颜之推一生，以致于他在家训《序致》篇中回忆道：“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家涂离散，百口索然。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有仁无威，导示不切。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备边幅。” 在颜之推的一生中，最心酸、最痛苦的，恐怕莫过于政权变易，以及由此引发的颠沛流离。据史载和《颜氏家训》的回忆，有如下几次。 第一次是在他19岁时，担任湘东王萧绎（后来的梁元帝）的右常侍，加镇墨曹参军，就遇上了侯景之乱（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颜之推目睹了战乱导致的大量人员死伤和社会动荡，特别是对于侯景之乱攻陷台城，造成“千里绝烟，人迹罕至”的死伤惨状，感到非常痛心；同时，他还直接面对叛军多次想加害他的死亡威胁，“值侯景陷郢州，频欲杀之，赖其行台郎中王则以获免。被囚送建业。景平，还江陵。”这一次动乱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令颜之推饱受煎熬。在侯景之乱中，梁武帝饿死，简文帝被杀，侯景弑君自立，后被斩首平定。颜之推不仅目睹了惊心动魄的武装反叛、皇帝废立、政权变更，而且还深陷其中，对他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所以，他用了“梁家丧乱”一词，既是在痛惜国家的毁坏和民生的凋敝，也是在诉说自己的惊魂。 第二次是西魏兵攻陷荆州，梁元帝遇害，他成为俘虏，后奔北齐，涉水再遇险。这次历险前后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梁元帝承圣三年（554）九月，西魏兴兵伐梁，十一月兵陷江陵，元帝被俘后遇害。国破之际，倾巢之覆，无数的家庭遭遇兵祸冲击，哀鸿遍野。随着都城被毁，皇帝被俘，一大批臣子被敌国生擒。颜之推作为梁元帝的“散骑侍郎，奏舍人事”，也在被押解人员之列。颜之推的哥哥之仪被解往西魏都城长安，他自己则被押往弘农（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一带），成为李远都督帐下的文书。这一年，颜之推24岁，距上一次遇险只隔了5年。这一次的破城之战以及梁元帝遇难，令颜之推痛伤心肺，惊慌不已。尤其是在破城之日，梁元帝火烧典册图书无数，这其中也包括许多颜之推多年的心血之作。所以，他在《观我生赋》的自注中，对此作了血泪式的记叙。笔下的“海内无复书府”“斯文丧尽”等文字，充满了忧惧、伤感和痛惜。在家训里，对于这次破城导致的焚书，颜之推在多处流露出内心的难受和不舍。次年，颜之推目睹了梁朝的宫廷之乱，陈霸先崛起，梁敬帝成为傀儡。朝廷的混乱无序，大臣的违逆不敬，也使具有浓厚家国情怀的颜之推痛心疾首。次年，颜之推奉命从弘农奔北齐，奉朝请，侍文宣帝左右。但在北上途中，过河遇惊天之险，几乎殒命。战乱、政乱和重险，三者交织，使颜之推又一次经历了生死考验。但越是如此，留在他内心深处的伤痛和印痕，就越是难以抚平。这一次的命途坎坷，除了政治动荡外，还多了一层勇克“砥柱之险”的拼搏传奇。而“大将军李显庆”既把他推荐给了弘农的哥哥，又把他推荐给了朝廷，北齐文宣帝“阅之”，“颇被顾眄”。颜之推离开动乱的末世梁朝，免除了政治上是非的缠绕，虽然在投奔北齐的过程中，依然阻隔重重，但结局还是圆满的，得到了文宣帝的赏识和重视。 第三次虽不是兵灾战乱、皇帝废立之类的际遇，但颜之推被卷入权力交锋的营垒之中，在激烈的争斗中，几乎丢了性命。情状的急迫程度，竟然令《北齐书》本传用了“方得免祸”这样的字眼。事件发生在北齐后主武平四年（573）十月。这一年，颜之推43岁，距离上一次历险19年。当时，在朝廷形成了以祖珽为首的汉族官僚地主集团和以穆提婆、韩凤为代表的鲜卑贵族、军事长官集团两个尖锐对立的政治势力派别，他们在国家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互不相容。鲜卑贵族集团视汉族士人为“汉儿文官”，充满蔑视；有时甚至粗暴地直呼为“狗汉”，必欲“杀却”而后快。矛盾的爆发点是：鲜卑贵族集团主张后主亲征晋阳，而汉族士人集团则联名谏止。最后，齐后主倒向鲜卑贵族集团，“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张雕（虎）、刘逖、封孝琰、裴泽、郭遵等为首，并斩之殿庭”。就事情本身而言，双方的冲突并不足以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从矛盾交锋的全局看，则是鲜卑贵族集团欲达到清除汉族士人的目的。因此，它的实质是两个政治集团为赢得政治主导权的生死决战。由于颜之推与祖珽一向交厚，“大为祖珽所重”，且“帝甚加恩接”，由此“为勋要者所嫉，常欲害之”。颜之推被鲜卑贵族集团视为政敌集团的成员，他们认为颜之推在“谏止书”上一定签了名。可最后齐后主依照“谏止书”上的署名传唤时，却没有颜之推的大名。颜之推侥幸逃过死劫，据载：“崔季舒等将谏也，之推取急还宅，故不连署”，但却丢了官职，“寻除黄门侍郎”。 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北周大军一举灭齐。这既为四年前的齐后主是否亲征晋阳画了一个句号，也为颜之推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颜之推与北齐亲贵、官僚被俘后，被押到首都长安，但他受到礼遇，被周宣帝任为“御史上士”。颜之推51岁时（隋文帝开皇元年，582年），隋代周，颜之推成为隋臣，担任过“太子学士”之类的文官。从短暂的北周生活，到隋朝开皇建年间，一共十多年的晚年岁月，颜之推的生活是平顺的，《北齐书》本传说他在隋朝“甚见礼重”。颜之推最后以一种圆满的人生方式走完了他惊魂起伏、颠沛流离的一生，《颜氏家训》也得以流传下来。 《颜氏家训》的成书过程，史书没有记载。在《颜氏家训·终制》篇上，颜之推说：“心坦然，不以残年为念”。可见，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他生前定稿成书。因此，《颜氏家训》在颜之推生前是已经成型的书，这是可以断定的。 对于颜之推而言，磨难出思想。正是他历尽坎坷、多次体验生死的一生，才给予了他厚重深沉的领悟。从颜之推身上可以发现：只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阐述深刻的人生观；只有反复经历过价值判断的人，才能提炼出取向分明的价值观；只有充分感悟了世界的人，才能深入总结自己的世界观。颜之推的人生经历与《颜氏家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颜氏家训》所体现的，就是颜之推来自于人生经历的经验和智慧。 二、一本居于中国家庭教育巅峰之上的名篇力作 《颜氏家训》是一本专门记录颜之推家教言论的著作，书名“家训”就已经道出了该书的内容和特色。如果仅就家训而言，历史地看，它已无新奇可言，因为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以来，家训篇章史不绝书，名篇名作代代相传，而《颜氏家训》只是中国文化中重视家教家训的一股新流，传承了中国家训文化和家庭教育、家风建设传统，顺应了自古以来将家教家训载于文字篇章的文化趋势，具有继承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它超越了前人，有创新光大的积极贡献。纵观此前家训，都只是单篇之作，一事一议，集中话题，聚焦问题；而《颜氏家训》则是一部博大精深、体裁固定的著作，具有思想的系统性、视野的宏观性、探讨问题的宽广性、说理的深刻性。颜之推通过《颜氏家训》，论述了家教家风的重要性，阐述了家庭教育、家风家庭环境对于人们教育、培养的价值意义，结合他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经验，论述家训所涉及、涵纳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把家庭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重大问题给予关注和研究，使人的成长立足于家庭教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因此，《颜氏家训》也成为一本居于家庭教育巅峰之上的力作名篇，南宋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评价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颜之推也因这本书成为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历史人物。 《颜氏家训》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论述家庭教育的标志性著作，建构了该书独特而开创性的“家训”学术体裁、话语体系、教育方式方法和学术（教育）思想。 首先，颜之推家训体裁明确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家庭，甚至是在家族这样特定的教育场域和教育环境下的教育形式。教育者是在家庭中具有生活经历、经验话语的长者，是具有家长权威的长辈；受教育者（教育对象）则是家庭全体成员，主要是家中晚辈。在《颜氏家训》中出现的第一人称“我”，就是《颜氏家训》的作者，也是颜家家庭教育的主角；出现的第二人称“你”“你们”，甚至是直接出现颜之推儿子“颜思鲁”的名字等，他们都是受教育的对象。 其次，颜之推家训话语体系的建构与确立，突出的特征是体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从思想传导关系。由于教育者的家庭地位，特别是从身份、辈分和人生阅历、生活经验（智力、识力、魄力、定力、决断力）等方面具有的权威性，因此，在家庭教育中，他绝对处于“训导”“训示”“训教”“训诫”的主导地位，即居于主动性、引导性的一面或一方，将自己的人生经历、经验、反思采取“灌输”的方式，传导给家庭成员，即受教育者。话语具有支配性、提示性、暗示性、警示性特征特点，话题围绕教育者人生经历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和经验总结，围绕如何实现人成长的人生观、善恶取向的价值观和与世界相处的世界观来展开。 再次，颜之推家训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是与家庭的存在形式、家庭组织关系、家庭生活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是家长作为“训导者”担任了“主讲教师”角色。二是全体家庭成员，主要是晚辈充当“学生”角色，他们是听者、受教育者。三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既是教学关系，又是血亲伦理关系（长辈与下辈的长幼亲属关系）。四是家训的场域是家庭空间，可能是书房，可能是厅堂，可能是庭院，也可能是长辈的卧室等，并不固定。总之，家训的“课堂”是居家范围。五是家训的教育方式方法，因为听者的特定性，决定了这种教育组织形式、教学方式只能是“小班教学”。教学方法以灌输为主，以案例教学（讲故事）、讨论互动（发言发问交流）为辅，融入启发式教学理念（有些问题教育者不作结论，由被教育者思考或自找答案）。家训的开展具有随机性、灵活性等特点，不像教育机构那样固定、规整。 最后，颜之推的家训教育思想是使每一个受教育者树立成人立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走正道，成事业，有担当，能作为，把家庭管理好，进而服务国家、社会。颜之推在开篇《序致》和收官篇《终制》中所阐述的写作目的，就揭示了他的教育思想和目的：一是要“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以传业扬名为务”。二是要“轨物范世”，“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三是要形成“整密”的“风教”（家风），代代相传。 在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中，有以下几点超越前人、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和启发意义。 第一，重视家庭建设和治理。颜之推把家庭看作是家庭成员最温暖、最安全、最可靠的避风港、安乐窝、共同体，他的家庭观念很强、很重，也很实在。一个人活在世上，连家都没有了，就注定是社会的孤儿和流浪者；只有把家庭关系处理好，把家安顿好、建设好、维护好、管理好，才无法使“堡垒从内部攻破”。他在《治家》篇中，提醒人们对待家庭和家人，治起家来“可不慎欤”！ 第二，重视家庭环境营造，重视积累和形成良好的家教家风。家庭是每个人的第一个，也是最终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家风对人的影响既是持续的，又是深刻的。所以，他用“蓬生麻中”“入芝兰之室”等来形容家庭环境、家教家风对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他认为，树立良好家风，经常受到严格的家教，就能免遭“门户之祸”。 第三，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比任何形式、任何内容的社会教育或者其他教育都显得更重要。家庭教育是经常的，是深入的，是温馨的，也是严厉的，这是其他任何教育形式都比不了，也都不可能具有的优势和优点。他在《序致》中揭示了家庭教育最本质的优势来自于血亲伦理，这是社会上任何关系都不具备的特殊性和优势，因此，家庭教育与生俱来就具有爱，具有严，具有规范的强制性；“圣人出自良家”，把家庭教育运用好，就不用担心子女的成长进步。 第四，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居于主导、主要、主动的地位，一定要突出家长的示范引领、言传身教作用。人出生于家庭，从家庭走向社会，家长是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因此，家长要修身齐家，首先要正派正义和贤德贤能，要用自己的修养、情操、言行影响家庭成员，即“以上率下”“自上而行于下”“风教”，这是最好的家教，也是最有感召力、吸引力、亲和力的教育方式。 第五，家教要早要严。人的思想、理想、情操、人生取向、行为方式是自幼开始形成的，早教易成，晚教则难改。所以，颜之推一方面强调早教，另一方面把严教贯穿在家教的全过程。他相信一个朴素的道理：“松是害，严是爱”，严父就是慈父，严教就是担负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只有从小就让子女明辨是非善恶、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孩子的成长才会顺利，才不会走弯路。 第六，重视教育的内容和学习的方法。颜之推通篇以身说法，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经验，不断例举历史典故和身边人的事例，从正反两方面总结、点评人生成败，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作为最生动、最精彩的教材，把“士君子”的成长规格作为教育内容，突出了教育内容的正统性和主流性。颜之推十分重视学习方法，他认为，再好的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如果不变成受教育者的有效学习方式方法，一切都是枉然。颜之推既强调向书本知识学习、向前人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十分重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把学习放到“涉务”之中，一生才受益无穷，才能不断进步。加强自身修养，养成学习习惯，终身学习，学以致用，这是颜之推家教思想的核心和法宝。 总之，颜之推透过《颜氏家训》阐发的教育思想十分精要，矗立了那个时代的一座教育丰碑，而且在后世乃至当代都具有闪光的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 三、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本、对道家佛家思想开放包容的综合思想体 颜之推去世后，颜家保持了书香之家、官僚之家的风范和门第，在隋唐之际，颜家代有人出。因此，《颜氏家训》得到了妥善保管，并从家庭流向社会，传扬开来。南宋藏书家晁公武评价《颜氏家训》是“述立身治家之法，辨证时俗之谬”的有用之书。《颜氏家训》一经流传，就得到了读者的喜爱，特别是得到历代知识分子、士大夫的肯定和推崇，这是因为该书的精神情感、价值弘扬和思想体系，击中他们的情怀，从而获得共鸣。 首先是《颜氏家训》所强调的家国情怀，是自古以来中国士君子、士大夫的精神底蕴和人生情怀，最能打动人心。家是人的起点，是人的出发地；国是人的归宿，是民族心理文化结构和个人精神深处最珍贵、最重要的价值；家与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没有国也就没有家。修身齐家，致良知，成君子，“达则兼济天下”，将个人、家庭和国家融为一体，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同家庭、国家安危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家国情怀，既是稳定的，沉静的，又是火热的，浓烈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家国担当精神都来源于此。它越是深入到社会底层，就越发深厚牢固。中国文化的典籍，谈及人生意义和目标，最本质地讲，就是家国情怀，或称家国精神。近代学者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的讲稿中，评述司马迁《史记》时，特别指出，史书列传，“多借史以传人”。他所说的“传人”，就是自古以来包括司马迁本人在内通过述史叙事所张扬的家国情怀，讲述的是故事，传导的是精神。颜之推在《观我生赋》里讲述的“鸟焚林而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是一种士大夫、读书人的家国情怀。他在《勉学》篇里讲的“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是一种家国情怀；他在《古意诗》里抒发的“悯悯思旧都，测测怀君子”，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特别是在《颜氏家训》中，这种士大夫修身、爱家、护国的家国精神随处可见，十分感人。清代学者赵曦明在抱经堂刻本《跋》中所说“谓当家置一编，奉为楷式”，就是对颜之推表达并推崇的家国情怀的准确回应。 其次是《颜氏家训》所展示的“三不朽”价值，是历代士大夫、读书人念兹在兹的精神人格和人生目标。人生的目标和价值是什么？从先秦时期就有人予以概括、提炼和表彰：立德、立功、立言，足以名垂青史，至于不朽。唐代学者孔颖达（574—648）解释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人生一世，要同时做到“三不朽”确实很难；但是，做到“三选一”确是很多士大夫、读书人的追求和梦想，这还是可能实现的。颜之推通过《颜氏家训》实现了自己追求的人生价值和目标，做到了“不朽”；他的子孙在《颜氏家训》的教育熏陶下，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颜之推在家训里反复强调的“善名”“扬名”“立名”等等，都是对“三不朽”价值观的宣扬和维护。所以，隋唐以后，《颜氏家训》成为民间流传的教科书，以“用启蒙童”。 当然，一本书成为名著，仅仅只有上述两条，还远远不够，一定要有时代特色、时代内容、时代声音，才能成为时代的记录和典范的思想资料。因此，思想既是时代的声音，又是时代的记录，还可以成为时代的思想标本。颜之推身处大变革、激烈碰撞的南北朝，他用眼看、用耳听、用心想、用嘴讲、用笔记，为人们提供了新视角、新概括和新思想，形成了一个立足于时代高度，潜入中国思想文化激烈整合深处，以儒家思想为本，对道家佛家思想开放包容的综合思想体。后世人们将《颜氏家训》称为“南北朝时期的三大奇书”之一，依笔者之见，奇就奇在颜之推用思想的触角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思想动态，既坚持从汉代以来形成并被确立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根本价值本位，即已经形成的传统、主流；又能承认儒、道、释进一步汇流交融的新变化，接纳与新思想新信仰相伴生的新生活新事物，把思想、认识与时代变化推向前进。坚持坚守，是颜之推思想深处珍视历史、固守传统的固有底色；包容纳新，是颜之推思想扎根社会生活，与时偕行的新生亮色。固本不排斥纳新，纳新不忘记根本，才能新旧中和，促进思想创造。历史地看，颜之推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思想、情感和态度是炽烈的，浓厚的，坚定的，充满着自信，对此，仅从他对自己三个儿子的命名就可以一窥全豹；现实地、前瞻地看，颜之推对于社会生活出现的信佛论道新元素和思想领域的多样化趋势，他的胸襟是开放的，眼光是敏锐的，观察是深沉的，思想是新潮的。将历史、传统与时代、现实、变化发展趋势结合起来，在价值本位、主流文化、正统思想上开放兼容、包容纳新，就是整合融汇，激荡出新。如此，颜之推就及时表达了在他所处时代儒、道、释进一步融合的新趋势新特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映时代变革由旧向新的思想认识；他如实记录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化新特征，这就为我们保留了一个完整的、生动的时代、生活、思想、文化互动相生的真实样本。这一点，正是他同时代人、同时代著作、同时代思想所很少具备的，也是颜之推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思想文化史上最突出的地方。 颜之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整合的巨变时代；时代巨变，本身就是社会思想的大熔炉。衣冠南渡之后，社会剧烈的动荡并没有丝毫平息的迹象，由北到南，国家、社会阶层、千家万户都卷入分裂、冲突、碰撞、争斗的漩涡之中。纵观颜之推一生，除了他最后十多年身处隋朝安享局部安定之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他无休止地经历朝代交替、政权易手、争斗不断，随着动荡动乱的节奏，不断地死里逃生，过着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除了政治、政权、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之外，全国范围的民族矛盾与武装冲突也犬牙交错。颜之推对动荡流离的感受，表现出无所适从、无可奈何，有时甚至是无比痛恨，只要留心观察，他的这种情绪在书中都随处可见。晚年时他还在感慨：“吾今羁旅，身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虽然如此，自汉代确立起来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正统性、主流性、主导性地位，也并没有因此被摧毁，依然是社会主流所遵循、维护的价值规范。因此，《颜氏家训》的基本文化立场依然是自汉代以来业已形成的中华文化，特别是其思想主轴、核心价值还是比较牢固的。所以，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仍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动辄“子曰诗云”，常念“周孔之教”，着力宣扬成人立人、仁爱仁道、忠恕孝道。他所坚持的儒家文化立场、精神、价值，可视为颜之推及其家训的根本。“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颜之推以世学儒术，“以就素业”“世以儒雅为业”为荣，这就是他坚守、守望传统的家世背景和家学渊源的文化依据，也是他自幼受到儒学熏染形成的文化自信底气。正是有此文化坚守和自信，《颜氏家训》及其作者的思想为后世学者特别是后世儒家所肯定。 但是，颜之推及其家训如果仅仅只是“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就会显得泥古不化、迂腐过时，因为时代在变，社会新要素、新热点和新问题正在萌生，这些新的社会因素、思想动态有它必备的社会基础，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它，作为思想者、学者尤其不能漠视它。战乱、动荡、饥饿、疾病和死亡，在那时极其严峻沉重地拷问着人们的灵魂，传统的精神寄托、精神归宿、精神慰藉、精神需求等等似乎无效，传统的精神价值也似乎失灵，新近由外而来的宗教——佛教，以及正在兴起的本土道家及其道教，似乎可以填补精神的空虚，起到“精神补位”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精神要素满足了人们新的精神需求，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和残酷现实。颜之推敏锐地观察到了，并积极进行了思考，从而如实地记录下来，这就有了体现在家训中新的社会内容：人们信佛，人们谈道。颜之推承认新的社会事实，尊重人们的精神选择，不仅没有排斥它，而且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它、包容它、接纳它。于是，在《颜氏家训》中，就有“养生篇”推崇道家养生学说，在“归心篇”中认同佛家“因果轮回、善恶相报”学说的记载，在其他篇章中也还有一些宽容儒家以外思想学说的言论。对此，后世总有学者，如清代朱轼（1665—1736）、孙星衍（1753—1818）等人站在儒学道统的立场上加以批判，认为颜之推偏离了儒家立场和价值，成为“杂学”和“杂家”，这些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学者的看法。这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因为离开了社会生活，离开了具体的时代内容，就不能聚焦问题，也不能得出共识性意见。只有贴近时代、植根社会生活的思想，才能赢得人们的“同情和理解”。 对于颜之推所构建的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本、对道家佛家思想开放包容的综合思想体，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情和理解的态度，透过《颜氏家训》的字里行间感悟作者所处的时代，深入到作者的思想底层去体察产生思想的社会生活，探究作者的思想同前人相比、与同时代人相比具有哪些启发与价值。退一步讲，仅从历史研究的个案、思想史研究的案例来看，作者在书中讲到的人们信道、信佛，对于我们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研究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生活构成、内容格局、生活气象等等，也是一份值得珍惜的历史资料，不必弃之如草芥。 总之，颜之推丰富传奇、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经过思考、总结和提炼，渗透在他的思想中，其思想体系的建构，烙上了深重的人生印记和时代内涵。在颜之推思想中，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开放包容道家佛家的思想综合体，这既是他苦难人生经历的精神升华，也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思考和记录，更是时代的思想声音，深刻体现了儒、道、释合流汇聚、中和融通的新趋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的思想史个案，并保留了宝贵的社会生活史、思想文化史资料。颜之推用思想的触角揭示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思想动态，既坚持从汉代以来形成并被确立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根本价值本位，即已经形成的传统、主流；又能承认儒、道、释进一步汇流交融的新变化，接纳与新思想新信仰相伴生的新生活新事物，把思想、认识与时代变化同步推向前进。坚持坚守，是颜之推思想深处珍视历史、固守传统的固有底色；包容纳新，是颜之推思想扎根社会生活，与时偕行的新生亮色。这是其思想综合体的突出特点和特征。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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