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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拟立项名单，共有196个项目入选。民俗学方面，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田兆元《神话叙事与社会发展研究》入选。两本著作都是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文化传承和传播价值的优秀成果，有助于国外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 民间故事反映人类掌控自身命运的历程 从前，有一个叫范丹的人，穷得连一升米也存不住。他便前往西天去问佛祖，自己能不能时来运转。旅途中，一家员外托他问，女儿怎么不能开口说话；路边小庙里土地公托他问，为什么多年不能升官；过大河时，大乌龟托他问，修炼多年为啥不能升天成龙。范丹走到西天见到佛祖，那里的规矩是问三不问四。他急他人所难，帮别人问清了三件事，便往回走。来到河边，告诉大龟，他不能升天是因为头上有24颗夜明珠压着，乌龟把夜明珠取下送给范丹，立刻升天成龙；范丹告诉土地公，他因左脚踏金、右脚踏银，所以不能升官，土地公把金银送给他，随后当上了城隍爷；范丹又来到员外家，女儿见他立刻开口告知父亲，“客人回来了！”范丹将佛祖的话转告员外，女儿见了亲丈夫自然会开口说话，于是，员外让范丹做了上门女婿。 范丹本为东汉人，桓帝时辞官不就，安于贫困，后被称为“范丹老祖”，但在民间故事《范丹问佛》里，他并非历史人物，而是乡野中的“穷小子”。 刘守华教授说，中国首篇 《问活佛》故事刊于1921年7月出版的《妇女杂志》第7卷第1期的民间文学专号。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在编纂民间文学集成过程中所得新资料汇总，《问活佛》（也称“求好运”）广为流传，总共有210余篇，分布全国、流行于20多个民族。可以说，“求好运”是汇合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丰富智慧和情感的故事，它集中表现了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由屈从命运到逐步主宰命运的心路历程。就实际影响而言，“求好运”可与《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祝姻缘》等四大传说相媲美。 各国民间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古已有之 “民间故事并非我们一国特有。以'求好运’为例，19世纪初的《格林童话》开始，记录成文的各国异文已达500余篇（不含中国），仅在芬兰就采录到177篇，它被故事学家称为'命运谭’，是一个世界性的巨大故事圈和口头文学经典之作。”刘守华补充道，唐代汉译佛经《贤愚经·檀弥离品》记载，一农民外出拜求端正王智判连环奇案，农民因代他人问难解困而获得好报，或许对中国“求好运”也产生过影响，并在后来的演进中逐渐本土化。 刘守华说，民间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古已有之，比如，印度民间故事伴随佛经流传到中国，日本约有一半的民间故事源于中国。 共同神话的认同，促进文化共同体扩展 民间故事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文化创造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神话这一文化瑰宝，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同样担当着精神灵魂的角色。从原始时代开始，中国神话逐渐形成相关的重要的文化认同元素。从兴隆洼的龙崇拜、河姆渡的鸟崇拜，到良渚的龙凤文化的交融、天地崇拜的交融，再到四方文化集聚中原，昊天上帝四灵五方格局的形成，中国神话数千年传承，绵绵不绝。 田兆元教授认为，神话是社会变革和人类精神自我完善的重要力量；民族之间、统治集团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是神话的根本内容，决定着神话的发展方向。 田兆元表示，中国图腾神话从杂多走向统一，逐渐共同化，如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后来化为龙凤更是如此。神话叙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认同性的建构。清明节，祭拜黄帝陵、炎帝陵；端午节，纪念屈原；重阳节，插茱萸……这些神话通过节日礼仪的方式在向世人强调血缘性和情感性，传达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共同的文化信仰。 “向外传播中国民俗很重要，而传播中国民俗学研究神话与故事的理论更重要。中国学者必须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方才具备对话世界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叙事学说、谱系学说，以及神话历史的观念通过译本向海外传播，是中国学术自立的表现。”田兆元最后说。 （摘自5月9日《文汇报》作者 付鑫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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