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四年（1059）十月，王安石接到新的任命：三司度支判官。
三司度支是掌管国家预算的地方，在这里工作能够掌握全国的财政收支情况。接到这个任命后，王安石没有推辞，立刻上表谢恩。
与此同时，司马光正担任着判三司度支勾院，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王安石和司马光成了同处一个部门的同事。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牢记的时刻。公元1059年，这两个北宋官场最具个性、最富才华的官员相遇了，从此开启了他们从挚友到死敌的传奇经历。
见面前，司马光早就听说过王安石的事迹，对于王安石淡泊名利的态度，司马光非常推崇欣赏（自己也一个德行）。
在三司的日子里，司马光和王安石迅速找到了许多共通之处：他们都胸怀报国的理想，都有着非凡的才华，都喜欢钻研学问，都讨厌庸俗圆滑的官场风气，都讨厌无聊的声色享受……
他们的相似之处实在太多了，甚至有些发生的故事也惊人的雷同，比如司马光拒绝纳妾这种事情，在王安石身上竟也同样发生过。
事情竟然也是由自家老婆主动发起。
王安石官越做越大，俸禄越来越高，在生活上却俨然仍是一个普通人。进了京城后，达官贵人个个喜欢生活享受，尤其是官稍微大一点的，都会有个三妻四妾，可王安石一点都没有再娶几房的念头。
王安石没想法，妻子吴氏却反而替他着急了，因为古人纳妾是正常事，像王安石这样的大官不纳妾，人家会认为家里养了个“母老虎”。吴氏不想当“母老虎”，就花九十万贯钱给他买了一个小妾。
一天下班，王安石到家里后，发现吴氏不在，自己房里却多了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没办法，都是一样的桥段）。
王安石的反应不司马光那样强烈，因为他连夫人的用意都猜不透，只能一脸茫然地问女子，你是何人，为什么来这里？
女子羞答答地告诉王安石，自己乃是根据夫人的安排，来服侍王安石的。王安石终于明白，原来是妻子搞的鬼，就继续追问详情。
原来，女子本是一个小武官的妻室，丈夫在一次押运官府物资的过程中，出现了翻船事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现在官府要拿丈夫问罪，如果能还上这九十万贯的损失，就可以宽宥他的罪行。所以就把自己贱卖为妾，来筹集这笔巨款。
王安石听完女子的诉说，宽慰了她几句，就直接告诉她：我也不需要你给我当妾，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女子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就这么让我走了？那九十万贯钱怎么办呢？
算了，钱就不用你还了。
王安石比司马光还牛，不但回绝了女子，还大方地搭进去了一笔巨款。妻子回家后，见事情已然如此，也不好再说什么。
在那段时间里，司马光和王安石经常聚在一起，或讨论国事，或谈诗论文，两人虽然经常出现观点上的分歧，但丝毫都未影响双方的友谊。
同时期内，还有两个叫吕公著、韩维的人，也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四人被人们戏称为“嘉祐四友”。可谁又能想到，这个亲密的小团体，后来会分裂成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
或许是历史觉得嘉祐四年的三司还不够热闹，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双星闪耀的时候，又为这里增添了一个同样光芒四射的人物。
如果大家熟悉前面的故事，会发现，此时的三司使乃是包拯，包大人。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其实三个男人也可以是一台戏。
三位历史红人就曾上演过一场劝酒的好戏。
话说，一日包拯在三司衙门宴请诸位同僚，大家赏花喝酒，都喝得很开心。忽然，包拯发现角落里还有两个官员，既不言语，也不喝酒，活像两根木桩一样地杵在那里，与眼前的情景的极不协调。
此二人当然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喽。
包拯笑眯眯地看着两人问道：“你们两位怎么不喝酒呢？”
王安石和司马光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我们不擅长饮酒。”
包拯豪爽地叫人给两位倒上酒，举杯劝道：“今天尽兴，你们一定要喝上一杯。”
照理说，本部门领导敬酒，怎么着也要喝一杯，可这两位从来都固执透顶的人，哪管什么领导不领导。
不管包拯怎么劝，王安石和司马光依然不喝。
而拿回包拯好像兴致特别高，非要让两人喝一口不可，他干脆端着酒杯径直走到了两人跟前，亲自劝酒：“无论如何，今天喝上一杯。”
司马光拗不过包拯，最后勉强喝了一杯，可王安石依然不为所动。
包拯接着又看了看王安石，意思是，你呢？
王安石仍然是那句话：“属下不会饮酒。”
最终，不管包拯怎么要求，同僚怎么劝说，王安石还是没喝一口酒。
包拯见状，也只好自己打圆场：“介甫硬气，佩服佩服！”
如此看来，王安石的拗相公，确实名不虚传。
也幸亏三司使是包拯，若是换成别人，王安石不知要被穿多少双小鞋。
王安石在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后不久，便向仁宗皇帝递交一封长达一万字的奏疏，史称《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篇奏疏里，王安石对当时宋朝社会存在的弊病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改革主张。
看了万言书，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安石此前迟迟不愿到朝廷任职。和生活上的随性不同，王安石对自己的政治理想有着缜密的设计和思考，他需要贴近契合实践的一手经验，而不是书斋中的只言片语。也正以为如此，他在向朝廷申请时，宁可成为一方小地域的主官，也不愿意出任有名无实的副职、闲职。
面对愈演愈烈的“三冗”问题和不断加深的政治经济危机，。王安石是官僚群体中难得的清醒者，他对庆历新政的失败有着更本质的认识，提出的革新思路也更具有创见。这次，是他第一次详尽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执政思路。
只可惜，此时的仁宗已入垂暮之年，早就没了改革的意愿和勇气，王安石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最后只换来了石沉大海。
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又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辞职竞赛。那年年底，这两位备受瞩目的政治明星同时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
“同修起居注”是负责记录皇帝言行、朝廷日常大要事的官职，任期届满后，极有可能当上知制诰或翰林学士。如此美官，在王安石眼里却是一个干不了实事的岗位，又提出了辞免申请。
朝廷不接受他的申请，直接派人把任命文书送了过来。王安石更牛，为了躲避来使，居然藏进咯厕所里。使者没办法，把文书在桌案上，想弄个“留置送达”。
王安石就拿起文书又追了出去，就这样推来搡去不知多少回，才勉强接受这个任命。
司马光也不想担任“同修起居注”，就拿王安石作说辞：你看，王安石水平那么高，都不肯担任同修起居注，我就更不好意思当了。
司马光的推辞信也写了四五封，但最终结果还是一样：让你干，你就得干。
好在两人都没在这个岗位上干很久，一年后，当司马光去谏院干活了，王安石则担任了知制诰。
知制诰是皇帝身边的近臣，相比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所上的奏疏应该更能引起皇上的注意，王安石又萌发了向皇上提建议的念头。
可令王安石哭笑不得的是，一次鱼饵事件让仁宗皇帝彻底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嘉祐六年（1061）三月，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
宋仁宗赵祯邀请各位近臣吃饭，饭后还让大家一起到宫苑里看他钓鱼。群臣见皇上兴致不错，都跟着去围观，王安石也在其中。
正当大家乐呵呵地盯着皇上的钓钩时，王安石又习惯性走神了，他对钓鱼一点都不感兴趣，就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旁边。正巧，王安石的身边有一个石几案，几案上还放着一盘点心。王安石倒也没把自己当外人，边走神边拿起几案上的点心吃起来。
嗯，味道还挺香，不错，再来一个。
王安石一边神游天外一边伸手掏点心，一颗接一颗，不一会儿，居然把金盘里的点心吃了个精光。
好吧，点心吃光了，皇上鱼也钓得差不多了。散场，走人。
王安石倒是吃开心了，可他不知道，那盘子里的哪是什么点心，分明是内侍为皇上钓鱼准备的鱼饵啊。
要说这事王安石确实过分了一点，吃鱼饵怎么也能吃成光盘呢？你就算不考虑皇上的感受，你考虑过鱼的感受吗？
仁宗事后也没找王安石算账，只是忿忿地对人说道：“王安石真是一个虚伪的人，就算你不小心把鱼饵当点心吃了，吃一颗也就该停下了啊，怎么能把一盘都吃光呢？”
没办法，仁宗并不理解这个特立独行的人。
隔了一段时间后，王安石向仁宗呈上了一份《上时政书》，言辞恳切地希望皇帝重视危机，果断革新政治。有那次“鱼饵”事件垫底，时政书的命运可想而知，它和万言书一样，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嘉祐八年（1063），仁宗皇帝崩逝，宋英宗赵曙继位。那一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了，他回到江宁（今江苏南京）家中为母亲办理丧事，并依律解官丁忧。
治平二年（1065）年七月，王安石守丧期满，朝廷召他回京任职，他却连上了三道《辞赴阙状》，表示自己还要静养，暂不考虑出来做官。
事实上，王安石远居江宁，并不代表不关心国事，他也时刻从友人口中获取着朝廷的情况。只是，病怏怏的英宗，无聊的濮议……那乱哄哄的朝局，让他心生倦意。
和王安石的冷淡相比，他的人望却在不断提升，士大夫群体中对他多有赞誉之声，很多人都盼着他能出来造福百姓。好友司马光甚至在信中说道：“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
治平年间，大宋朝野上下逐渐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呼声：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