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夫 | 从商鞅到韩非：法家思想的分化与合流

从商鞅到韩非：法家思想的分化与合流

战国中后期，法家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和韩非都有各自的法治主张，他们各有侧重，最后走向合流。

一、商鞅：严刑厚赏，刻薄寡恩

商鞅（前395—前338）一派，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凡是遵纪守法的人，定有奖赏，凡是犯法违令的人，必受惩罚。商鞅并非纯粹的理论家，而是一位积极入世的实干家，他在秦国变法修刑，前后推动两次巨大的变法，为秦国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其“明赏罚”极为严苛，难以延续多代。

商鞅管理平民很有一套手段，他燔诗书而明法令，排除复古影响，统一思想，乃愚民之策。《商君书》言“国强民弱，国弱民强”，商鞅便与民争利，让人民为耕战军功奔波。商鞅又大搞“连坐”之法，教唆民众相互举报，使人民无自尊自信，这是辱民。他还认为“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使民众家无积栗，挣扎在温饱线上。司马迁说商鞅是个“天资刻薄人”，由此可窥一二。

苛刻严峻的刑罚，固然可以用来惩治犯罪，形成威慑力，使民众不敢违逆皇权的统治，也不敢做出逾矩之事，但只能用来管理小民，无法牵制权臣。当时的民众用“商君之法，刻薄寡恩”来评价商鞅制定的刑罚，这也是商鞅一派的短处。

司马迁评价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将商鞅与老、庄、申、韩区分，这是有原因的。商鞅变法8年，过程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使得民见威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内行刀锯，外行甲兵”的治国理念让广大人民苦不堪言。商鞅作茧自缚，孝公去世后，他失去有力的倚靠，被五马分尸。

二、申不害：术为法用，玩弄权柄

“术”用现代汉语理解，就是领导管理艺术。申不害（前385—前337）的想法不同于商鞅，他认为管理一个国家，重中之重是防备大臣操纵权力、玩弄法柄，因此建议君主重视政治权术，应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实行统治。

卧榻之侧其容他人酣睡，政治大权也不可旁落。老子云“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国家权柄绝不可置于他人之手，这可能是申不害之流的理念来源。你若不听话，统治者生气了，你就没有好果子吃，你若表现得好，我就大力表扬你，让你更加忠心耿耿为国奉献，申不害的“术”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术。

申不害的观点并非一家之言。孔子说：惟器与名，不可假人。儒家重视正名，人要经守本分。春秋战国常有弑君事件，如何解决权臣篡位，只能靠君主专制，不仅法家施行此法，管子、老子甚至儒家都是如此。

也有人不赞同这点，例如孟子和庄子。孟子比较理想主义，觉得管理国家还得靠仁义，他去见梁惠王，竟然说出大不敬的弑君之言，说君主残暴，得而诛之便是正确的，君主治国不仁义便是该死。而什么都不在乎的庄子则说，无论是仁义还是法术，都无法起作用，因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商鞅和申不害的法术也就用来管管小偷小摸，违背法律的代价还是太小。

三、慎到：天子立势，君权至上

慎到（前390—前315）和屈原同时代，他也是个贵族，考虑问题以君主为先，慎到认为君主治国要有权势，他用至公之“法”与驭臣之“术”相结合，试图将君权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慎到的思想兼顾儒家与黄老之学。儒家言“天下为公”，慎到化用为“天子为公”，天子一心为天下，也能立势。黄老之学讲“因循自然”之道，慎到认为君主得人心也要借力发力，不违天理。

“君臣之间，犹权衡也。权左轻则右重，右重则左轻。轻重迭相橛，天地之理也。”慎到的观点类似于申不害，君臣具有利害关系，绝对不可以把臣子捧得太高。对于君主而言，高高在上的地位，一言九鼎的权利就是他的“势”，这种“势”不可旁落于他人，只有依靠法治建设，确立君主九五之尊的身份才行。

四、韩非：法术势合，集其大成

韩非（前280—前233）虽师承荀子，却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可是又深得老子思想之精髓，他的法家思想综合“法术势”三者优点，极具功利主义色彩。

韩非认为，前人提出的“法术势”缺一不可。“法”作为强硬的法令制度，天子贫民一概要遵守；“术”是国君控制大臣效忠国家的利器，能将权利集中于国君一人；“势”是君主的威仪，也是“法”“术”顺利进行的保障。韩非将前人思想系统规整，形成了新的体系。

韩非继承荀子的“性恶论”，法家言人皆有好利之心，韩非就是主张通过德与刑双管齐下，极力维护君权，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韩非的法家学说，也为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上观点见于钱穆《国学讲演录》之《诸子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