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大清王朝与再造中华大一统之路上遇到的最后一个草原游牧强权----漠西蒙古准噶尔汗国之七十年战争

天山雪后海风寒,

横笛遍吹行路难。

碛里征人三十万, 

一时回首月中看。

这首唐代边塞诗中所说的“天山”，就是今天东起新疆东部直至中亚最大国家哈萨克斯坦中部，将新疆将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的天山山脉。

自两千多年前西汉武帝时代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历朝历代围绕天山南北的西域地区，无数民族和部落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互相之间或者是与中原王朝之间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

时间进入公元十七世纪晚期，当时统治中华大地的大清王朝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国力处于上升时期，即将成为东亚大陆上最强大的政权，而此时，占据了天山南北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游牧强权—漠西蒙古准噶尔汗国，就成为大清王朝完成中华一统最后的敌人。

事实证明，这个准噶尔汗国确实是大清统一战争中最为强大的对手，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历时七十多年，消耗数千万两白银军费，其余军械、粮草等物资无以计数，清准双方死伤数十万人，从天山南北直到数千公里外的漠南蒙古，赤地千里，一片废墟。

据史书记载，说大汗噶尔丹在位时期准噶尔汗国的实力堪比清朝，为什么后世的人们感觉很容易就被康熙打败了？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请大家与笔者一同回顾一下准噶尔汗国的来历以及清准战争的经过。

蒙元王朝灭亡后，蒙古残余势力退回草原，在大明王朝连续数十年的强大的军事打击下，到了公元十五世纪初，蒙古高原上的各部族分为瓦剌和鞑靼两部分。

鞑靼部与明朝长期交好，准噶尔原属于和明朝长期对峙的瓦剌的一部分，后来瓦剌部在鞑靼部打击下向西迁移，直到今天的天山北麓游牧，此后在历史上瓦剌又被称为卫拉特。

不久卫拉特部分裂为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和杜尔伯特四部，也称为漠西蒙古，在明史上又称为厄鲁特蒙古。

卫拉特四部的游牧地区，西北不断向额尔齐斯河中游、鄂毕河以及哈萨克草原移动，西南向伊犁河流域推进，东南向青海迁徙。

准噶尔部初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中上游至霍博克河、萨里山一带，后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

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沿岸。土尔扈特部原游牧于塔尔哈巴台及其以北，西徙后，辉特部居之。和硕特部游牧于额敏河两岸至乌鲁木齐地区。

卫拉特四部分牧而居，互不相属，极盛时所辖地区北至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南至天山，东到阿尔泰山和蒙古杭爱山分界线，西包今巴尔喀什湖地区。

后金皇太极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卫拉特盟主固始汗就遣使至盛京向后金贡马匹、方物，表示归顺后金。

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开始取代明朝成为统治中华大地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包括准噶尔部在内的卫拉特各部首领二十二人联名奉表贡，清朝皇帝赐以甲胄弓矢，命其统辖诸部，确定了对清王朝的臣属关系，但此时清王朝并没有实际上控制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

早在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准噶尔部的首领哈喇呼喇去世，其子巴图尔继任首领，并在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在博克塞里（今新疆博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建成自己的都城。

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巴图尔参与制定《喀尔喀—卫拉特法典》，被称为巴图尔珲台吉。

在此期间，巴图尔珲台吉率军连续两次击退俄罗斯的侵略，迫使俄罗斯承认了准噶尔汗国，两国互通贸易。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巴图尔珲台吉授命喇嘛咱雅班第达将过去的蒙文改造而制定成“托沁”文字，作为准噶尔的统一文字。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巴图尔珲台吉去世，其第五子僧格继承台吉，但其众兄弟不服，起兵反叛，内战爆发，至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僧格才平定了叛乱。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僧格就被自己的两个哥哥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暗杀，他的三个儿子都年小，台吉位难以得到延续，正在西藏学习佛学的同母弟噶尔丹征得老师五世达喇喇嘛的同意，还俗回国，在和硕特首领兼卫拉特盟主的鄂齐尔图车臣汗援助下，擒杀了车臣，并将卓特巴巴图尔赶往青海。自立为准噶尔汗。

噶尔丹首先统一了西蒙古诸部，随后，他起兵进攻叶尔羌的黑山派和喀什噶尔的白山派，征服了土鲁番汗国，消灭了了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察合台汗国最后遗留下的这几个小政权。

在巴图尔珲台吉、僧格等大汗在位时，准噶尔汗国每两年都要向清政府遣使朝贡，清政府也赐予大量财物给准噶尔，并经常遣使通报情况。

但是，在准噶尔贵族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坚持分裂主义立场。

噶尔丹是个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妄图恢复成吉思汗时代的无上荣光。

在他自任为准噶尔汗以后，于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用计袭杀了和清政府关系最密切的厄鲁特首领车臣汗鄂齐尔图，强占了游牧在额敏河地区的和硕特部，并在该部强征兵丁，准备侵犯青海地区。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噶尔丹出兵天山南路，占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

噶尔丹取得准噶尔的统治权后，一反其父兄抗击外来侵略、捍卫国家统一的立场，逐渐走上与沙俄相勾结的道路。

噶尔丹在沙俄的挑唆和指使下，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东方，把矛头指向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正当漠北蒙古各部英勇抗击戈洛文率领的沙俄侵略军时，噶尔丹突然率兵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喀尔喀的土谢图汗，迫使喀尔喀蒙古诸部南迁。

噶尔丹如此有恃无恐，与沙皇俄国的怂恿和支持，密切相关。

从康熙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74年—公元1683年）间，噶尔丹几乎每年都派人去俄罗斯，“企图同俄国订立军事同盟和求得俄国给予'军队和枪炮’的援助”。

到了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6月，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为名，又向漠南喀尔喀蒙古进攻，俘掠人口，抢劫牲畜。

噶尔丹还公然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分裂主义要求，妄图把中国北部置于他的统治之下。

清政府为了保卫边疆的安宁，最后完成中华一统，开始了长达七十多年的清准战争。

1689年的乌尔会河之战，噶尔丹带着两万精锐长驱直入，一路打到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锡林郭勒盟内的乌珠穆沁，清朝大将阿尔尼率军两万迎击，几乎全军覆没。

公元1690年，噶尔丹率领大军进至乌兰布通，就是在河北和内蒙的交界处，距离北京城不过几百里路了。

康熙皇帝动员了十万大军，北讨噶尔丹。

清朝大军带着火炮等重型武器，经过激战，以惨重的代价战胜噶尔丹。

康熙在开战前联络了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为一己之私引兵偷袭噶尔丹的后方基地科布多，“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而去”。

噶尔丹闻讯无心再战，率军败退。

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朝经过几年休整后再战昭莫多，以伏击大败准噶尔军。

此战清军斩首2000余级，生擒百余人，余众基本四散，噶尔丹仅率数骑逃脱，其妻阿努中枪死。

昭莫多之战是清军击败噶尔丹军的关键一战。

从此，噶尔丹一蹶不振，势孤力穷，再也无力发动分裂战争。

公元1697年，即康熙三十六年3月初，噶尔丹流窜到阿察阿木塔台地方，“噶尔丹所，有诺颜格隆阿喇儿拜，下有一百余”，噶尔丹“遣人约丹济拉，会于阿察阿木塔台”。

公元1697年4月4日，噶尔丹在科布多地区布颜图河边的阿察阿穆塔台地方病亡。

噶尔丹死后，其女钟察海及其残部率部准备降清，但策妄阿喇布坦尾随而来，将之全部擒获。

此后，清朝以断绝贸易相威胁，策妄阿喇布坦于次年，即公元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8月、公元1702年（康熙四十年）分别将噶尔丹的骨灰和噶尔丹女钟察海送入清朝。

此后，准噶尔汗国历任大汗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等人时叛时降，清朝每次都给以迎头痛击，再到公元1758年，即乾隆二十三年，清朝大军乘准噶尔汗国衰微之时，一举平定天山南北，史载清军将整个准噶尔部落尽数剿灭，彻底铲除了这一股危害国家统一的分裂势力，并在此地设设置了伊犁将军，实施朝廷对天山南北地区的完全控制和管理。

清准战争使得中华版图上鸡尾部分，那块面积达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从此成为大一统中华永远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

接下来我们探讨分析一下，看上去兵强马壮，装备精良，而且又有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在背后的支持的准噶尔汗国，会大败于千古一帝康熙率领的清廷大军手中。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首先就是噶尔丹自身的问题，是在缺乏战略眼光和长远目标下的错误决定造成的。

当年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族的过程中是拉一派打一派，是有条件的征服掠夺，是军事政治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并不完全靠的是无情的杀戮。

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夺取汗位后，在重新统一蒙古的一路上，几乎完全都是武力征服，所有蒙古部落都跟准噶尔汗国打过仗，并且噶尔丹为人血腥残忍，早已与蒙古各部结下了血海深仇。

所以当康熙皇帝率领朝廷大军亲征的时候，许多蒙古部落都加入了清朝的一方，并且为朝廷大军提供了大批的粮草辎重，派人担任清军行军时的向导，很多部族派出军队参加围剿准噶尔军队，人心的向背最终决定了噶尔丹的失败。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建国不久的实力上升期，国力即将达到历史上的巅峰期。

大清刚刚平定了南方“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又在东北雅克萨之战中痛歼侵略军侵略军，处于开疆拓土、凯歌高奏的有利形势下，大清王朝是以全国敌西北一隅，噶尔丹基本上没有胜算。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的公元十三世纪初，正值当时东亚大陆上的几个大国金朝、南宋处于衰亡的前夜，其余西域、青藏地区处于分裂混战中，而如西夏、大理等蕞尔小国根本不值一提，蒙古帝国的崛起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第三个方面就是经济问题，清准双方综合国力的巨大差距。

当时，噶尔丹经过十八年的征战，建立的准噶尔汗国已经十分庞大，疆域北至鄂木河，沿额尔齐斯河溯流而上，抵阿尔泰山；西抵巴尔喀什湖以南哈萨克人的游牧地；东达鄂毕河；并控制天山南路的南疆地区。国土面积多达四百多万平方公里。

明末清初的的蒙古各部族其实和成吉思汗时代已经很不一样了，很多蒙古部落聚集在今天的山西，内蒙古，陕西一代，已经脱离了完全的游牧生活，转向了农耕与游牧并重的生活方式。

虽然准噶尔汗国的国土面积比清朝的一半都多，但论起国力，却远远地不如清朝。

准噶尔汗国所管理的人口最多只有八十到九十万，而大清王朝当时的人口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六千多万，超过准噶尔汗国全部人口总数的数十倍。

在冷兵器时代，甚至在火器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军事潜力和国防动员能力。

准噶尔汗国每次东征，噶尔丹只能率领区区的三万不到的士兵。大清王朝为了围剿噶尔丹，康熙皇帝所征调的左、右翼两军5万人，东北驻军2万人，边防军2万人，喀尔喀和科尔沁的士兵约2万人，共计10万有余。

除此之外，还征用了后勤民夫10万以上，这是按一名士兵配置一名民夫的标准，一旦战争爆发，远远不止此数量。

如此巨大的国力军力差距面前，噶尔丹只能选择速战速决。

可惜面对大清王朝这样的大一统帝国，一次两次的失败根本不足以动摇国家根基，而准噶尔汗国只要有一两次重大的失败，立刻就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第四个方面来说说，后世人们盛传的，在清准战争中，准噶尔汗国是否具有武器装备上的优势，火器数量和质量与清军持平甚至有所超越。

火力方面，清军拥有铁心火炮和子母炮。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中结阵严密，利用地形优势，有密林掩护，沼泽地阻拦，准噶尔汗国士兵们隐藏在“驼城”之内，而且有沙俄支援的滑膛枪据守。

“驼城”，就是将数千峰骆驼缚足卧地，背上加箱垛，上边蒙上湿毡，环形排列，形成临时城池，摆开阵势，誓与清军决战到底。

驼城战术，脱胎于欧洲中世纪的车堡战术，曾经被很多欧洲强国效仿，威力绝伦。

只不过已经过去了几百年，无论是配置还是熟练度都大打折扣。

根据现有史料，当时噶尔丹军作战远距离主要依靠火枪，贴身时才使用刀矛等冷兵器。

但清军却缺乏应对火器的经验，按照康熙帝的评价，“我军近与厄鲁特战，排列太密，为贼人乱枪所中。且进退并不鸣笳。此皆不习战阵之故也。”

在清朝初创时，由于早先明军装备的火器数量多，威力大，清军拥有丰富的对付火器防御的经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散失了。

清军当时除少数精锐部队外，普遍缺乏训练和纪律，这是清军在清准战争初期进攻乏力的重要原因。

此外，清准战争中火器已经逐渐成为主要武器，连一贯游牧骑射的厄鲁特蒙古军队，都已经以火枪为主要武器，清军能够对驼城造成一定杀伤，也与此前传教士南怀仁等人监造的西式火炮，也就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中的“红衣大炮”，发挥了巨大威力有关。

康熙帝在乌兰布通之战后意识到了火器这一问题，于第二年在北京建立了八旗火器营。此后在历次战役中，大清军队强大的火炮对准噶尔汗国军队逐渐拥有了压倒性优势，直至最后胜利。

最后总体来评价一下，康熙皇帝制定的正确策略在清准战争初期的重要意义。

康熙帝对与准噶尔汗国战争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其战前所订计划，归根结底就是力争“围歼”。

这是出于对当时整个国家形势做出的判断：此前十年，大清王朝先后经历了多场内外战争，“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两次雅克萨之战，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噶尔丹在新疆、漠北等地时，如果劳师远征，兵少则不敷用，兵多则势必又是一场异常耗时耗饷的战争。

康熙帝是想利用噶尔丹最为接近帝国统治核心的时机，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利用相对最短的补给线，距离北京最多只有千里，争取将其全歼，一劳永逸地解决准噶尔问题。

康熙三十四年，即公元1696年五月，噶尔丹又以骑兵三万，由科布多东犯克鲁伦河以北巴颜乌兰。

康熙三十五年，即公元1697年二月，康熙帝发兵十万，分东、西、中三路出击。

五月十三日费扬古统帅之西路清军在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与噶尔丹主力军队遭遇，激战竟日，清军猛攻敌军阵后，另遣骑兵进攻侧翼，噶尔丹军阵大乱，清军追击三十余里，歼敌数千。

噶尔丹率残部仓惶西逃，次年春，康熙帝亲赴宁夏，命费扬古、马思哈两路出兵，进剿噶尔丹残部。同年三月，噶尔丹在科布多阿察阿穆塔台暴病而亡。

噶尔丹死后，此后继任的准噶尔汗国历代大汗都没有噶尔丹的野心与才干，只能是不断小规模骚扰清王朝的边境地区，已经不足为患了。

到了乾隆二十三年，即公元1758年，清王朝凭借强大的国力军力最终平定了准噶尔汗国，拓地数千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草原游牧强权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