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

“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化的时代，广告、影视让人眼花缭乱，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我却是更钟情于阅读，也更多从阅读中得到乐趣。就像有的人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常常读书，他的生活与书本关系密切的人来说，这个人的“阅读史”，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他的生命史。”

洪子诚老师的这段话，想必很多人都有所共鸣。我们读的书可能是新书或旧书、专业书或小说、精装本或平装本、横排或竖排；我们读书时可能是正襟危坐，也可能是为了消磨时间而随意翻看；读书的环境可能安静，也可能嘈杂……所有的一切都会影响我们阅读的感受。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读到的书一度是从图书馆中借来的书页发黄、脱落的书本，而后是自己买的新书、精装本，而后可能越来越多的纸质书被电子阅读、乃至图像、视频所代替，这些对我们的阅读态度，乃至重读一本书的感想都有影响。

正如洪子诚老师所说，“过去是渴望拥有书籍的时代，现在是书籍拥有我们的时代。”在这个获取图书变得如此容易、每年甚至每周新出的书目如此之多的时代，我们对书籍的饥渴感也越来越低。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坚持阅读，尤其是重读曾经读过的书时，我们才更能体会到自己精神世界的变化。一些书我们在当初阅读时可能出于功利的目的而囫囵吞枣，但是多年后却发现了其中更丰富的内容；一些书可能曾经深深打动我们，然而重读时却为其语言的粗糙而沮丧，反而丧失了美好的印象。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很多人都彷佛被一股不自觉的力量驱使着，很难停下忙碌的脚步，静下心来读一本书。

但也正是如此，坚持进行非“实用”目标的阅读，在我们的生命中尤其能带给我们精神的超脱，正如华兹华斯在《丁登寺》诗中描述的：

……我感到

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

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

像是由高度融合的东西，

来自落日的余晖……

从洪子诚老师的阅读史里，小北摘录了他的一些感悟，这不仅是洪老师个人的“精神史”，也贯穿了时代的反思，启发着我们个人的阅读从来都是和时代紧密联结的，也是介入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方式。

读巴金

从《随想录》中，我有许多的感动。首先是巴金对亲人、友朋的真挚的情感，和对自己的生命、行为的真诚态度。这是贯穿巴金作品的动人的元素。这种感情其实并不复杂、深刻，而且可以说是天然而又“简单”的，但却持久不变。在笼罩着悲观主义迷雾的现代，这难能可贵地表现了他对人类基本生活及其前景仍一直抱有信心。

他的作品会有失误，艺术上也有欠缺，但他的生活和著作决无欺骗。他正直，正直得近乎憨傻。过去常说作家是民族的良心，现在听起来已经过时。但巴金的为人和写作，使这句话重新被我们相信……

这种叙事美学，却是巴金式的，独特而不可替代。这大概是一个真诚时代产生的美学。它在今天当然不可能再复现，真诚越来越成为稀缺的东西，但它肯定是值得辨析的财富，至少是值得我们在记忆中留存。

虽然在后来，巴金对某种具体学说（如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发生变化，在命运之途中也遭遇到各种挫折、磨难，但是，对不合理制度的憎恨，与强权保持距离，对弱小者、被损害者的同情，和对一个平等、公正的世界的期待，可以说终其一生都从未有改变更易。而他的文学写作，正是服务于这一崇高信仰的。

在我这里，一个值得敬重的个体生命的终结，和一个同样值得敬重的文学时代的终结，都是会让人长久伤感的事情。

读契诃夫

通常的理解，名著的重读将可能加深原有的感受、理解，但我更明白也很可能会损失一些东西。多次的经验告诉我，重读时既有可能因为有新的发现而欣喜，也会疑惑当年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动而惭愧。后面一种情况，不仅自己的趣味、感受力的信心受到打击，而且当初留存的情感记忆也被损毁。

处于这样性质的“主流文化”之中，温和的，有点软弱，敏锐纤细，而又比较“懂得相对的东西”，拒绝“党派性”立场的热衷，拒绝激昂的陈词滥调的“思想”迷恋的契诃夫，确实有些特别，也有些不合时宜。

他对于庸俗的揭发是尖锐的，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揭发又是温和的。他严厉地嘲笑了庸 俗和慵懒，但也似乎为这种严厉而有些难为情。他表达了对人的思想、精神生活高度的向往，但对这种向往本身也感到疑惑。

在契诃夫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值得关注的是一种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怀疑他打算首肯、打算揭露、批判的对象，但也从对象那里受到启示，而怀疑这种“怀疑”和“怀疑者”自身。这种“怀疑”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否定，因而不可能采取激烈的形态。

这种状况的产生，归根结底来源于作家对自己，和自己社会处境的认识。他可能是意识到“生活”本身，在他所批判的“制度”之外原本就包含着“琐碎、卑微方面的悲剧性”，也可能明白相信自己同样没有办法处于“生活”的残酷逻辑之外……

读丸山昇

相对于一些历史“终结论”的学者（他们已经把研究转向某些过去忽略的“细部”）的认识，丸山认为我们对中国现代历史、文学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问题”的了解、把握仍有待继续。

1990年代后期，丸山自觉体力、精神逐渐衰弱，为没有更多力气跟踪、把握中国文学现状而感到“没有多大长进”的沮丧，也为重读自己过去的文章发现没有新的话可谈而“真的十分厌烦”。从这里能够看到那些“问题”在心中的纠结程度，看到那种逼迫的力量是怎样的难以解脱。不过，这种沮丧，这种自我的“厌烦”，不也体现了对学术有所“承担”的学者尊严的人格吗？

投身于具有正当性的思想、文学潮流之中，但坚持自身的独立性，拥有处理、解释问题的独特的思想框架和方法，这是丸山对鲁迅的“发现”。这种鲁迅阐释，其实也是丸山性格的一个投影。

当随声附和之声在空中到处飞舞，模糊并掩盖存在的裂缝、偏差、扭曲的时候，此时，揭发偏差、扭曲，就是坚持独立立场的清醒者所应承担的工作。

在这篇读后感性质的文章的标题里，我用了“尊严”这个词，来概括读丸山昇先生著作之后的感受。这确有一些踌躇。在我们生活的许多崇高词语贬值或变质的时代，这个词可能过于重大，但也可能过于媚俗。不过，如果从坚持某种目标和信念，通过“抵抗”形成某种属于自己的独立方式，不断寻求对于“事实”的接近这一点，使用这个词应该是恰切的吧。

读《鼠疫》

加缪是属于这样一类作家，他的个人生活、行为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具有无法剥离的“互文性”。面对这样的作家，读者在种种背景资料上的无知，在作品感受、理解的“方向”和“深度”上，肯定会有不言而喻的损失。

全面地说，如果不应该完全否定“幸存者”身份意识在写作上的积极意义，那么，也不应该对它有可能产生的损害毫无警觉。这种意识、观念在写作上，既表现为“良知”所支持的提供“见证”的责任感，表现为对美学标准的历史维度的重视，也表现为收集并强化“不幸”的那种“自怜”与“自恋”，表现为将“苦难”给予英雄式的转化。

在《鼠疫》中，“幸存者”的那种“见证”意识当然也随处可以见到，不过，也可以见到时时的警醒和辩驳。这里，加缪需要同时思考、处理这样的相关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现代悲剧事件、难以置信的特殊历史时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如何重新“定义”英雄和英雄行为。另一个问题，是艺术和道德的关系。

加缪这种有着“情人”外表的“正派丈夫”作家，大概比较合乎我的胃口。他积极面对时代的思想、诗学问题，但也不反应过度。无论是在主题，世界观上，还是在艺术方法上，“适度”，对理解加缪的艺术来说，确实是一个“关键词”。

这种“适度”的美学，或美感形态，是在一个感受到荒诞、非理性的世界中，试图解决人如何保持尊严，如何克服他的幸福受到的威胁，和如何重新赋予“正派”的、古典的丈夫以“现代品格”的问题。

读乐黛云

以己度人是我常犯的毛病，因此就很容易地忽略不同生活经验在心灵中留下的不同刻痕，忽略她的那种对“政治”厌恶、恐惧，对知识分子群体警惕的心理内容。

这种隔膜，这种丝毫没有觉察，不由得使我想到，人们有时候在言语，在文字，在举手投足中的寄托，可能难以被“读”出，如果不是自己出来解说，就永久埋藏，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地失散飘逝。

她既不会同意将孤独、悲凉感过分强调，更不会容忍将这种有具体社会历史内容的抗争、韧性战斗的孤独，看作是缺乏宗教救赎情怀的“逍遥”而放置于受批判的位置上。

乐黛云的“新的人文精神”，强调把人当作人看待，反对一切使人异化为他物的因素；强调关心他人和社会的幸福，关怀人类发展和未来，接受科学带来的方便舒适，但警惕科学可能对人类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赞成对权威、中心消解的解放的思维方式，也试图弥补由此带来的零碎化、平面化和离散的消极因素。

乐黛云描述的，可能也是我所憧憬的。不过在我看来，那大概是一种“乌托邦精神”，虽动人，富于魅力，却有点缥缈。但乐黛云却坚信不疑，并一直为向这一境界的推进，不避繁难地做出自己的努力。这正是她的可爱，也是她的可敬之处。

她知道怎样生活在个人的相异性之中。在“接受模式”的时代，她努力抵抗着“同质”文化的混淆，而在“多元取向”（实质上是另一种“同质化”）的时期，则抵抗着涌动着的强大潮流的同化力量。

读黄子平

在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的开展中，置身潮流中心，呼应各种潮流并为它的涌动推波助澜，这并不需要特别提倡，缺乏的倒是一种相对冷静的态度：了解“潮流”，却不深陷其中，与之保持某种间隔。黄子平说，“浮躁的艺术家不可能成为浮躁年代的见证人”。同理，浮躁的批评家对艺术可能蕴涵的“年代见证”，也不可能有深入的发现。

言说、叙述、写作，就是挣脱“灰阑”的拘囿，渡向对岸的“羊皮筏子”，就是面对现代生活的荒诞、焦虑、恐惧的一种方式。

在黄子平看来，“大声疾呼显得滑稽；智性而温婉的话语，才有可能具备持久的内在力量”。这也就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人生和文体形态的特征的概括。

问题也许不在文字的多少。“宏观研究”“深刻的片面”“革命历史小说”等概念和问题的提出，“边缘阅读”策略的运用，有关人的困境和“挣脱”这一困境的思考，与钱、陈二君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框架，连同“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的难登大雅之堂，却仍经常在大雅之堂征引的名言——这一切，似乎都已经成为八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遗产”了。那么，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读戴锦华

因为常不满意自己文字的含糊、模棱两可，初读戴锦华的书最先产生的强烈印象，是那种“强势”的风格：果断自信，立场、观点的犀利、确定，咄咄逼人。相信许多人也有相似的感觉。这是一个以社会批判作为活动、工作支撑点的学者所必需的品格。

找不到“代”的归属，没有可信、稳固的叙述基点的“失语”，确实是一种无奈。但欠缺某种确定身份、位置，因此或许能获得某种“方便”。在今天的历史叙事中，确定的“代”际归属所形成的历史记忆基点固然十分重要，但突破这一基点也值得重视。

“女性主义”于她主要不是“面具”，不是自恋的镜子，而是关切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生存处境的立场、理论，是试图穿透、拆解文化中蕴涵的性别秩序、性别话语（包括内在化于自身的男权文化残留）的“工具”。

戴锦华对于语言、文字的脆弱、“不真实”的一面，肯定有深刻的认识。趋近“真实”，粉碎某种遮蔽，揭示超乎表象的现实世界的真相，这是她执着的愿望，是持续不断的索求的目标。

比起戴锦华文字那些确定（坚定）的方面，我更重视那些不确定的方面，也从这里面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不是从理论，而是切身经验告诉我，不纯粹性的信仰，比坚定、纯粹的信仰，也许较为可信。

读《日瓦戈医生》

虽然《日瓦戈医生》写了个人命运为“历史”所制约、限定，却没有让个人生活经验，让丰富的生存之谜，隐没、消失在“政治的确定性”之后。不过，这也不是说它的内涵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对“生活”的感恩这一点，是我1980年代完全忽略的。在与苦苦追寻“政治正确性”的心情稍有距离之后，我才发现、理解了这一点，并意识到它的重要。由此我认识到，对苦难、不幸的倾诉，“政治抗议”等等，自然十分重要，但不是生活的全部，也不是《日瓦戈医生》的全部内容。我才懂得感谢在描述艰难时世时采用的非感伤、非怨恨的叙述语调。

日瓦戈和他的作者在那样的乱局中，不愿趋炎（潮流），也拒绝附势（权力），坚持自己确立的“志向”，这哪里是“庸乐自居”的“避世”者可以做到的？没有很大的勇气，能够抵挡得住各种极端力量的吸引和打击？正是有了这样的勇气，才能看到事情的许多方面，察觉到一个以无情的手段来推进人性理想的设计有变成其反面的危险。

当然，尊敬、倾听，甚至认同，也并不就意味我们原先对莱奋生（《毁灭》）、对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敬意必须全部丢弃；他们之间在心灵深处有某种共同之处。

俄罗斯作家和他们创造的人物的生活和性格，与大自然一样也有许多神秘的东西。这种神秘，是大自然赋予的。大自然对他们来说，不是外在的被征服、待欣赏的对象，他们就“属于这个美景”，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对他们来说，生活不应全部由“变成政治的一些虚假的社会生活原则”来解释，生活有很多的面向，有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谜。

-End-

编辑：孙嘉婧、黄泓

观点资料参考：《我的阅读史》，洪子诚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