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农村基层干部—农民间的非良性互动

​国家—农村基层干部—农民间的非良性互动与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受阻

——以 1949 年至 1978 年间的山东省为例

王凤梅郝锦花

[摘要】 1949 至 1978 年,国家权力对农村的调控是通过国家—农村基层干部—农民这一模式来完成的。在此期间,为促使既定工业化战略尽快实现,国家给农村基层干部施加过

[关键词】国家；基层干部；农民；非良性；互动

1949 至 1978 年间,中国在农村的行政管理模式可通过国家—农村基层干部一农民这么一个示意图表示出来。在此期间,国家、农村基层干部,农民之间有合作也有冲突,总体上是一种非良性互动关系。本文把视野定格在 1949 至1978 年间的山东省,分析国家—农村基层干部—农民间的非良性互动关系,及其对农村国家政令在农村的施行,主要借助于农村基层干部P,同时,又必须对他们所做的偏离国家意图的行为进行调控。农村基层干部对国家控制的反应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否则就是失职,会丧失自己的政治前途。另一方面,作为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大部

1949 至 1978 年间,为了顺利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需要农村为之提供资金原料,要完成这些棘手任务、就必需农村基层干部给予大力配合。为达到此目标,国家对农村基层干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以调控。

1、通过整风、整风补课、反“瞒产私分”调控农村基层干部

合作社中实施一些过激措施。这些政策主要由农村基层干部具体落实。实践中,这些举措引发了一些问题,,因党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些干部对农村出现的问题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认为农村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裕中农“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毛泽东提出“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D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1957年8 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农村的大辩论主要围绕合作社是否有优越性和应不应该实行统购统销两大问题展开。在各级组织动员下,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围绕大辩论的两大问题及整社的诸多问题展开大鸣大放,提出的大量意见涉及农业社经营管理,干部作风等问题®在农村整风和整风补课中,出现了一些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比较过火的行为。如1958 年夏末,山东各地在乡、社,队干部中开展“拔

计,仅一两个月时间,菏泽地区有 1.6 万名基层干部被拔了“白旗”,占当地干部总数的 14.6%,④至 1959 年3 月底止,山东济宁全区共拔了“白旗”干部 26593 名,最多的郓城县共拔了 3150 名,最少的微山县也拔了722 名。具体到各公社情况也不一样,有的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几,有的占百分之几十,个别的甚至把生产队干部被撤换 60%,全队 54 名党员都当过干部都被撤过职,@与此同时,一些虚报浮夸,弄虚作假的干部却得到鼓励和提拔重用。这严重助长了浮夸、弄虚作假和强迫命令作风。

1959 年反右倾引发的反“瞒产私分”对农村基层干部也造成强烈冲击。1959 年7 月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后来发展成为反右倾运动。当年末至1960 年初,在基层开展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掀起了反“瞒产私分”,使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极大冲击,打击面之广,不下于整风补课和“拔白旗”运动。毛泽东在公开讲话肯定了“农村基层干部存在本位主义,普遍有隐瞒产量的现象”这种说法。他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我以为,产品本来有杂,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从上面的叙述可看出,毛泽东认

象是存在的,也应受到批评。这为一些地方展开反“瞒产私分”提供了口实。 1959 年 10 月 15日,中共山东省委下发了《中共山东省委大搞社会主义教育克服右倾思想以推动当前工作的通知》,根据此《通知》,一些为避免饥荒,想让群众多吃到些粮食而在完成征购任务方面不够积极的干部便被批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

报产量征购,实际产量远低于此。一方面,基层干部们努力征购,这使广大群众对干部极度不满;另一方面,

2、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冲击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经历了许多全局性重大变化:推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国民经济急需进行调整和整顿。在此期间,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共中央政策指导上的失误,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及城乡人民生活的极度困难,十分自然地在群众中引起许多批评意见和不满情绪。另外,在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部也产生了很多阻碍经济恢复财,侵占集体和社员利益,经济犯罪和违法乱纪案件不断增加。1962年,许多纠偏措施开始见成效,被动局

1962 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全会精神。会议认为山东的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尖锐,提出必须全力抓好社会主义教育,开展整社、整队、整顿企业工作。从此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式开始。1964 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工作会议,认为全国 1/3 基层组织领导权存

安、历城7县重点进行,随后扩展到各地。因中央指导方针的偏差,派赴各地的工作队普遍存在宁左毋右倾向,对基层干部采取“是贼不是贼,先打三肉锤”的错误做法,变相体罚逼供,或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不予解放.④据山东 1965 年5 月对7个重点县的初步统计,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基层干部占干贪者占干部总数的 80%以上;领导权被筹夺的生产大队占 10%左右。在基层组织中,县级领导核心调整 1/3,社级调整 1/2 ,大队调整 1/2.@当然,农村社教使基层干部中一些品质,工作作风恶劣的人受到惩治,但许多烷兢业业地开展工作的干部也受到重创。通过农村社教,农村基层干部遭遇了大换血,没被换掉的,经对国家的政令,农村基层干部的反应是双面的,一面是积极响应领导,想尽各种办法完成上级交给的各接受上级布置的任务后,为免受责备,也有的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农村基层干部一般都很卖力地执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以任务套产量,在统购工作中发生了极严重的强迫命令与违法乱纪行为。1954 年夏秋

倍以上。经过这样的评定,自给户与缺粮户很多被提升为余粮户。工作开展过程中,一些干部急于快速甚至高标准完成任务,采取了一些过激手段强迫群众卖粮。九区委会先后扣押群众 14 人,将区委会变成拘留所@仅从这一县来看,不排除部分干部作风极端恶劣,不顾群众死活,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现象。不过当时干部中为完成国家统购任务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思想比较普遍,下至村干部,上至县委书记。公社化过基层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在制定与执行政策上也有矛盾。大部分农村干部没脱离开土地和劳动,在总体利益上与农民一致,尤其在中央政权几乎控制所有社会资源情况下,这种利益的一致性更明显。故农村基层干部在执行国家指今的同时，有相冲突的一面，但这矛佑一般都没有显形化，只通过很隐蔽的方式反映出来。例如,“浮夸风”掀起后,除部分干部希望争头功捞取政治资本外,大多数干部都是怕遭批判被迫浮

考,遇到上级检查就弄虚作假。据 1961 年对山东一个生产大队的调查:1960 年,该大队浇麦报了四次喜,得了红旗,实际到麦收时地还没浇完。为应付上边的参观检查,大队干部在大路两旁大搞丰产方,派人放哨,看到检查生产的干部的汽车一来就吹哨子,让群众放下饭碗往地里跑①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地方的农村基层支持。“四清”运动中,它成为基层干部的一大“罪状”,却也是基层干部与工作队“争夺”群众、抵制运动的一大武器,@下面是一个大队的干部如何与群众一块隐瞒产量及应付上级不切实际任务的个案。山东泰安

但他们在分配时还是依据实际产量 228 斤,没让社员分空头帐。同年秋季征购,公社分配的任务是116381

务,公社又要该大队再多卖1 万斤或 5000 斤,否则红旗还得扛回去。支部书记王玉银当场表示:粮食实在卖

怕公社不愿意,大队干部就采取明答应暗顶的办法,编造了个 40 间的建场计划报送公社,挡了一下风头,结

接利益冲突。农民作为被管理者,基本是顺从的,但因体制造成的直接伤害,尤其在基层干部的过火行为之

国家政令在农村的实施,具体执行者是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直接对农民进行管理和调控。尤其在人民公

食征购、农副产品派购等都不必通过社员,直接从社队就提走了。在这种体制下,农村基层干部直接扮演国

着食堂的建立,各地都建立起一套通过食堂来控制粮食的制度。在这方面,山东陵县灯塔人民公社的粮食管

生产队社员口粮和牲口饲料粮,一律实行粮证供应,由公社财经部分解供应计划发给各生产队粮证,责成粮

部对农村的控制更为有力。当然,这也为农村基层干部营私舞弊甚至胡作非为创造了条件。

部是不吃“公家粮”的半脱产或不脱产农村基层管理人员,他们的经济收入全由当地生产队负担,这便是“干

部误工”设置的依据。对其在工分总额中的分额《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大队和生

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合计起来,可略高于生产队工分总数的 1%,但不能超过 2%。”①由于这两级基层干部

数不断增加。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山东省泰安县徂莱公社许家大队享受工分补贴的仅四五个人,20 世纪 70

称的都有固定补贴工分,正副队长有“操心分”,作业组长有“喊人分”,妇女队长有“职务分”,会计有“业务

分”,保管有“责任分”,等等。②由于以上原因,生产队大小干部经常以各种理由逃避劳动,最常用办法就是

大队 75 名干部的补助竞占全部收入的 19.1%,@基层干部的工分补贴,加上上级从生产队“平调”的劳力也

又减去一大块。④据杜润生领导的一个调查组概算,农民工分的 25%支付了各种形式的补贴工。有个形象

的说法,农民锄地到第八锄头才是给自己干的,前边几锄头都是为别人劳动,@

山东查出干部个人贪污盗窃、多吃多占、铺张浪费不包括集体部分)的粮款,一个专区多数都在 1 千万以

干部 1416 人怀包括脱产干部)平均每人粮食 230 斤、钱 176 元。曲阜县油坊大队大小队干部 78 人,仅贪污

管的一个堂兄,堂见偷偷给了我些粮食,让我带回来全家凑合了几天,直到父病好,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②

这意味着,在那个饥荒年代,即便是生产队一个小小保管,在护住自己及家人肚皮的情况下,偶尔还可以救济

这一切说明,农村基层干部既利用权力管理和控制着农民,同时也与普通农民之间存在很直接的利益冲

网

仁)农民的“反行为”

相对于政府对农民的控制,农民作为一个被动接受者也有其内在或外在的反应,高王凌将之定义为农民

的“反行为”。他提出:“在以往中国农村问题的大多数研究里,仅把视角定位于“上层”,即国家政策的制定

及实施过程,而它的对象——农民即社会层面),却在研究的视野之外。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发

们一直有着'反道而行’的'对应’行为,从而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改变,修正,或是消解着上级的政策和制度。

直以自己的方式对国家所给予的控制做出反应,许多时候,他们的“反行为”是通过与基层干部的隐形或显

农民的“反行为”中也曾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行为,如闹退社、抢粮事件等。并社中的急于求成导致矛盾

激化,自 1956 年3 月至4 月短短一月内,菏泽地区曹县闹退社分队的就 20 起,至4 月中旬,继续要求退社的

仍有 1053 户,@ 1957 年麦前,昌乐县全县有 111 个高级社的 901 户社员要求退社单干,其中贫农 480户,占要求退社总数的 53.28%。因当时对社员要求退社问题的处理欠妥及其他原因,虽经说服教育,仍有91 个

高级社的250 户社员要求退社,并在麦前麦后发生了 81 个高级社的 81 起人民闹事的严重事件.Q 因粮食缺

乏,政府又按浮夸数字征购粮食,引起严重粮荒,又引发了抢粮事件。1957 年5 月,利津县盐窝区发生了群

众抢粮事件,参加抢粮的约 1000 余人,共抢去粮食2.9 万多斤.@诸如此类的冲突,谭启龙在他 1959 年给省

委书记处的信中也曾谈到,“由于措施失当,生活没有安排好,抢粮,闹事此伏彼起,郓城闹的最凶,抢粮达

130 多起,有万余人参加,抢去粮食 19 万多斤,有的结火持枪到外县抢粮,并打伤了人。 3 月 22 日,金乡曾有

不过,以上的显形冲突相对较少,农民的“反行为”更多是通过不合作及应付的态度表现出来。如面对

统购种什么,够吃就行,反正公家保证供给”。仁)某些老中农不愿多种地,开始出现扔地,卖地现象。九区

成的混乱情况也严重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些社劳动出勤率仅 50%左右,晚下地,早回家,一天干不

克,老头枕着轱辘睡大觉"@ 1959 年3 月 21 日,谭启龙到济宁视察,共待了 22天,其间,他听到也看到许多

现象,并在给省委的信中作了描述“这个地区去年大丰收是肯定的,那时群众情绪高涨,干劲十足,情况是

好的。秋收以后,情况变坏了,特别是春节以后,局势日趋紧张、严重,至3月中旬,人心动荡,大有'一触即

除在集体劳动中持不合作态度外,群众为表达内心不满,还经常编一些歌谣。1955 年统销过程中粮食

会主义。”@大部分合作社在分配中普遍扣留社员劳动所得,有的只给社员口粮,其余的都扣到社里,有的除

贪污借支牡干一般都常支钱),引起资金紧张和社员不满。有的社员愤慨地说“辛苦办社增了产,多打粮

食到不了咱,政府知道也不管,”“黑脸的挣,白脸的吃,谁叫咱入社来。”另外还有些人对干部在分配中搞特

殊不满,说“干部大衣蓬一蓬,一年三百工”,“群众头发白松松,不做不成功,做了三百工,还说不劳动",“干

当时广大农民另外一种非常普遍的“反行为”就是偷窃。1961 年,一份调查也曾谈到当时这种社会现

象,说小偷小摸相当普遍,种的东西不等成熟就被偷了。这份资料将这些偷窃的人分成四种,其中的第三种

说的就是这种“反行为”式的偷窃,“第三种人,是越偷越有劲。有人说:公社什么都是公家的,我偷一些没关系。’”O其实像这样的偷窃在当时很普遍,社员甚至认为不偷自己就很吃亏。即使在饥饿至极的情况下，

东西不算偷,集体里也有自己一份,自留地里的东西却是属于其他社员的私人物品,一般不偷。这说明,此时

的偷窃已不属于道德层面的概念,而属于自我保护的一种途径。这种偷窃的社会现象一直贯穿整个公社时

1959 年曾说农民的这些抵抗都是合理的,但当时中国农民的这些“反行为”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压制。现在

看来,农民的这些“抵抗”对国家政策的修订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们静悄悄地影响了制度的变迁,这正

混乱。根据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农村调查组山东小组对山东单县的调查,1954 年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虽有发

展,但好多农民的入社动机是为人社后在卖余粮时好说话,少受罪。有的群众说:“参加合作社吧！不参加

“生产多了卖余粮,费力费心,还得挨冻,受罪,丢脸”。甚至个别的卖粮户分散土地或直接毁坏青苗:如朱双

楼老中农朱德科为了将来不卖余粮,把 13 亩 8 分地送给他的亲戚;程楼有 3 户农民把 3 亩小麦故意犁掉;老

中农仇自起是自给户,在 1954 年秋统购中被区干部张逢修打了一拳,扣押半天后卖了 310 斤粮食,因而把一

“这不怨您,这是上级的政策变了。”有的贫农和新中农怀疑气愤地说:“这一定是过去被斗地主的儿子当了

干部,现在向我们进行报复了。”同时,干群关系变得也日益紧张,有些地方的群众见了干部就躲着走。八区

区干部张逢修统购中在杨营乡主管工作,有一天他从区里往该乡走,路上遇见该乡 30 来个群众到终兴集去

力劳动,对国家整个情况知道的少,遇到问题的时候,提意见的时候,就往往容易从个人方面考虑的多些,往

往容易忽视国家方面的利益。”@以上谭启龙的讲话虽是从正面解释了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不过从另

去千家万户有吃无吃靠自己作主,现不同了,一切大小事都归到合作社来了,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后,许多人

还不习惯,感觉不得劲,不摸底,领导上又缺乏经验,有些事情办的不好,如分配不公等等。因此我们内部的

许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如有的社员闹退社,不好好干活,嫌分粮食少,骂干部,打干部,干部也感到不好当,

社干埋怨乡干,乡干埋怨区县等等……一般地说,作领导工作的,也就是当负责干部的,因为了解的情况比较

益出发考虑问题多一些,容易忽视一般群众个人的要求,个人的利益。反过来,一般的农民群众,整天参加体

力劳动,对国家整个情况知道的少,遇到问题的时候,提意见的时候,就往往容易从个人方面考虑的多些,往

往容易忽视国家方面的利益。”@以上谭启龙的讲话虽是从正面解释了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不过从另

一个侧面,我们也可看出,干群关系紧张已是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