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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9年 度田事件：皇上办事也难啊！ 公元39年，刘秀下令度田，清查天下土地和户口，方便政府的管理和税收。 此时东汉政权刚刚完成大一统不久，刘秀作为一个雄主，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改变西汉末年以来的混乱局面。比如他“退功臣而进文吏’，采取措施抑制开国武将和外戚的势力；宣布“天地之性人为贵”，禁止虐待奴婢，还释放了大批的奴婢和囚犯，以便发展生产。他还加强中央集权，精简政府机构，一副励精图治的样子。 可是刘秀发现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土地和户口资料非常混乱。从西汉中后期开始，天下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很多人口依附大地主，不在中央政府的掌握之下。经过王莽时期的大混乱，很多土地多次易手。到了光武帝时期，土地究竟在谁手里、谁家里有多少人这种问题，已经搞不清了。但是不搞清这些问题，就不知道怎么收税、怎么安排徭役。所以刘秀非常着急，下令要搞清楚天下的土地户口情况，这就叫“度田”。 度田令一下，各地的地方官们有点挠头。尤其是河南郡、南阳郡这两个地方的官员。因为刘秀的亲戚的功臣大部分是这两个地方的，他们在起家的过程中兼并了大量土地，难道要查这些皇亲国戚的家庭情况？地方官根本不敢查。而在其他地方，地方官往往和当地的豪强地主勾结，出现很多度田不实的情况。 刘秀很快发现了这些问题。刘秀推进度田的决心很大，一看地方官都在乱搞，决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表示自己的坚定态度。于是他首先拿河南郡等地的地方官开刀。比如河南尹张伋以及十多名刺史、太守一级的大官，全被抓起来杀掉。刘秀用这种处置表示即使皇亲国戚也要查！各地的豪强地主这才得知刘秀打算玩真的了。 这时天下刚从大乱中平定，无论地主还是平民，都有作战经验，所以豪强地主带头煽动平民百姓造反了。尤其是东部人口稠密土地狭窄的地方，民变最为严重。 刘秀对付这种事还是有一手的，毕竟他就是靠这个起家。还是软硬兼施的套路，一方面让各地官员放手镇压，另一方面分化瓦解造反的百姓，宣布只要五个人一起杀掉一个同伙投降，就既往不咎，放你们回家种地去。于是民变很快平息了。刘秀把那些不听话的豪强地主迁徙到外地去，削弱他们的势力，让他们老老实实做顺民。接下来刘秀派出谒者到各地，纠正错误的度田行为。这样做一方面安定民心，另一方面也便于继续推行度田，获得准确的土地和人口资料。经过这一系列操作，刘秀打击了豪强地主，又迫使地方官员按规矩进行度田，总算把这事办成了。 结论：刘秀的度田政策限制了豪强兼并土地，增加了中央的财富税收。  可以说,"度田事件"已经演变成危害东汉政治稳定的事件。 公元42年 马援平定二征之乱：交趾的汉化 公元42年，汉光武帝派将领马援等人平定交趾（包括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流域）的征侧、征贰姐妹的叛乱。 这次叛乱的起因是汉光武帝改变交趾不交赋税只交贡物的制度，派官吏到当地征收赋税，当地的越人部落首领对此不满。交趾郡的征氏姐妹不满交趾太守苏定征收赋税过重，愤而起兵，征侧被推举为“征王”。 此外，苏定在交趾推行东汉的法律，引起当地越人贵族的不满，其中就包括征侧的丈夫诗索。诗索做了犯法的事，苏定处死了他，这加快了征侧反抗的进程。征侧起兵后，九真、日南、合浦（位于今越南北部、广西南部）等地纷纷响应，叛军席卷了六十五座城池。因为东汉只派了郡守到当地进行管理，县还是由当地的越人贵族统治，郡守无力控制局面。苏定和其他郡的太守只能自守，不能平定叛乱。 汉光武帝得知叛乱消息后，下诏让长沙、合浦等地制作车船，修筑道路和桥梁，储存粮食。准备工作就绪后，光武帝派马援率领两万士兵和两千艘车船，水陆并进，前去征讨征氏姐妹。汉军行进到浪泊（今越南仙山）时，遭遇叛军并与之交战。汉军大胜，杀死敌军一千多人，叛军一万多人投降。 征氏姐妹率残部逃离了战场，马援率军追到锦溪（今越南永福省安乐县）与征氏姐妹交战，杀死了征侧、征贰，将她们的首级传到了都城洛阳。马援率军继续清剿征侧余党都羊等人，斩杀和俘虏叛军五千余人，三百余名叛军俘虏后被流放到了零陵（今广西与湖南部分地区）。 平定叛乱后，马援参照汉朝的法律，对越律进行了调整，奏请朝廷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相互矛盾的地方十几条，向当地的民众颁布执行，交趾等地都遵循马援修订的律法。马援还取消了越人贵族统治各县的世袭权，命令越人在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等方面按照汉朝的风俗习惯行事。此外，马援还让汉军帮助所经过的郡县修筑城郭、兴修水利。军队中的部分将领和大部分士兵留在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再分散安插在雒越（百越中的一支，主要分布于交趾）人民中，后世称之为“马留人”。形势稳定后，马援率军回朝，被光武帝封为新息侯。 结论：二征之乱的爆发，是东汉建立后重建对交趾地区的统治，引起的当地贵族的反抗。马援平定二征之乱后，越南地区进一步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受到中原政权的管辖。  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平定岭南之乱后世以之于神明敬之 公元64年 白马驮经：佛教与中国结缘的开始 公元64年的一天夜里，汉明帝刘庄夜间得梦。他梦见一个身材魁梧、脚踏白云、头放绿光的金人在空中飞行，最后落到自己的殿庭之前，汉明帝正要上前施礼，却见金人腾空西去。第二天一早，明帝就召集群臣解梦。博士傅毅回答说：“周昭王时，西方有佛出世，其身高一丈六尺，遍体金色，光芒四射，陛下梦中所见的金人，或许就是佛吧！”博士王遵接着说道：“按《周书异记》这本书里的记载，佛出世时，天地间呈现了许多祥瑞，周太史苏由曾预言，佛的声教将在一千年后来到中国。臣以年代推算，苏由预言的正是现在。陛下梦见的，想必是佛无疑。”汉明帝顿生赴西方求佛之心，于是诏令蔡惜、秦景、王遵等18人组成使团，远涉千里前往西域求取佛法，史称永平求法。 自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代开始，印度佛教就开始了向周边国家的传播，到明帝时期，佛教已经在西域地区广泛流行。东汉使团到达西域大月民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后，遍寻佛迹，广觅高僧，抄得佛经四十二章，并遇见了高僧迦摄摩腾、竺法兰。摄摩腾、竺法兰精通汉语，于是蔡惜等人便邀请两位高僧来汉地传播佛教。二人接受邀请，67年，二位印度高僧和东汉使团一起，用白马驮着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次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应西域高僧的请求，按照天竺式样建造庙宇，把佛经和驮经的白马都供奉在里面，取名白马寺。白马不仅代表了东汉使团白马驮经迎佛教入华，同时“白马”亦是佛教话语中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传说释迦牟尼出家时，所乘坐骑就是一匹白马，一千余年后，大唐高僧玄奘西去取经，所骑的也是一匹白马。 白马寺于是成为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寺”字即源于“鸿胪寺”的“寺”字，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了汉文《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四十二章经》译出后，收藏在当对的国家最高图书馆“兰台石室”的第十四间，受到了汉明帝刘庄的虔敬与珍视。 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逐渐完善了佛教经、律、论三藏体系在中士的传播。在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可以说，佛教中中国扎根传播最初的二百多年，整个过程都与白马寺息息相关。 在白马驮经之前，黄老之学和各种神仙方术是人们主要的信仰，白马驮经后，佛教渐渐走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并且逐渐壮大发展成诸多派系。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白马驮经奠定了中国对佛教外来经书的翻译传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佛经的译者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白马驮经以后，来华的僧人都十分重视译经事业，涌现出了如鸠摩罗什、真谛等著名外来译经家，同时如法显、玄奘等高僧也延续了佛教向西域的取经求法之路，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传说。 结论：白马驮经是中国佛教史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自白马驮经之后，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从此开启了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的漫漫长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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