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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是人民军队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领导人，其出身行伍、军功赫赫，甚至还在投身革命之前便已享有 “军神”之美誉。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他善于学习，勤于动脑，指挥艺术逐步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长征的路上，刘伯承指挥部队巧渡乌江、智取遵义城，使红军转危为安的同时，也与贵州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黎平会议期间，刘伯承被重新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 1934年12月23日，因反对李德军事路线而被贬至红五军团任参谋长的刘伯承在洪州司再次见到了前来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从后者口中，刘伯承得悉：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黎平会议）上，中革军委已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空虚的贵州前进；而他自己，则被重新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
▲重返红军总部后，刘伯承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夺取遵义。 回到红军总部后，刘伯承的头等任务是尽快夺取遵义！他认为，夺取遵义的关键在于能否尽快渡过乌江。 避实击虚，“巧“渡乌江
▲乌江水流湍急，河岸陡峭，非渡口不能过。 乌江，古称延江、黔江，这条贵州第一大河由该省西南向东北流向四川，在涪陵附近汇入长江。其江岸陡峭，水流湍急，暗礁四伏，非渡口不能过江。
▲面对杂音，中革军委重申了进军遵义的战略意义。 12月底，红军前锋已经逼近乌江南岸。但敌情依然严峻，前面贵州军阀侯之担部紧急沿江部防；身后的薛岳纵队又加快了追击的脚步。面对这种前后夹击的局面，有人提出”不要过乌江去遵义，回头去与二六军团回合“。为此，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重申了进军遵义的战略意义。会后，刘伯承与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共同研究了渡江计划。决定：红一师在龙溪、红二师在江界，实施强度。同时，工兵负责在江界渡口架桥，保证主力过江。随后，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红一军团工兵连和干部团工兵连赶往江界，以加强渡江作战的指挥工作，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 1935年元旦，红二师前卫团（四团）抵达江界渡口。就在团长耿飙和政委杨成武在江边侦察敌情的时候，突然发现刘伯承和张云逸也跟了上来。通过抵近侦察，刘伯承发现：乌江南岸的村庄以被敌人焚毁，江边的船只也全被掳走，就连村民也被抓到对岸去修工事；敌人在对岸渡口配有连哨，其上游数百米处（当地人称为“老虎洞脚“）虽有条小路通往渡口，但那里几乎没有沙滩，登岸十分困难，而且这里也有敌人的排哨；在离江边大约两华里的后方，有敌人的团预备队和总预备队。在接下来举行的小型作战会议上，刘伯承分析道：敌人的防御重点是渡口，这里兵力多，工事强，不易强攻；“老虎洞脚“虽然难于攀登，但敌人兵力少，防备较差，有夺取的可能性。因此，他决定，佯攻渡口，主攻小道，抓紧时间、准备架桥。
▲几乎就在红四团突破乌江的同时，一座竹石结构的浮桥建成了。 与耿、杨分开后，刘伯承和张云逸又分头赶往干部团工兵连和一军团工兵连，检查那里的渡江准备工作。当刘伯承来到一军团工兵连驻地时，连长王耀南正和战士们讨论如何架桥的问题。当听到王连长反映“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架桥的材料“时，刘伯承让他不要着急，并鼓励道”过去你们架过许多桥，不少同志都是老工兵了，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地提一提，办法会有的“。经过的刘伯承启发，材料问题终于解决了。当四团指战员在前面奋力夺取渡口的时候，工兵们用一个个填满重石的竹筐代替铁锚、以多层重叠的竹墩充当桥墩，再用竹筏将其前后连结，上铺木板作为桥面。就这样，当红四团以强攻结合偷渡手段成功拿下渡口后不久，一座长约二百五十余米、宽约五米的浮桥也搭建完毕。 1月3日下午，红军中央纵队和五军团等部顺利由江界渡江。当毛泽东走在这种用竹、石搭成的浮桥上时，不禁连声赞叹，“真了不起”！ 兵贵神速、诈取遵义
▲渡过乌江后，红六团紧随败退之敌向遵义冲去。 乌江天险被突破后，接替红四团担任前卫任务的红六团紧随败退的敌军向遵义方向疾进。1月5日当晚，他们抵达团溪镇后宿营，准备翌日再向遵义追击。天刚亮，刘伯承就已经冒雨追上了六团。他告诉团长朱秋水和政委王集成：从团溪过新场、龙场坪再往前，有个小村叫深溪水。那里离遵义城不过三十华里，驻有敌人的一个营。你们的任务是斩断敌人的这个触角。注意，行动一定要秘密，务必要全歼！
▲在刘伯承的干预指挥下，遵义城门被“诈”开了。 这天入夜，红六团冒着大雨逼近了深溪水。这里是遵义近郊，守敌没想到红军会这么快到来，更没相对会在夜间遭到攻击。因此，当红军发起攻击时，敌人要么在聚众赌博、要么在蒙头大睡。整场战斗只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那些还活着的敌人都成了红军俘虏。为摸清遵义虚实，王集成从俘虏中挑了几个人，向其宣传红军的政策。思想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俘虏们不仅将城内敌情尽其所能地告诉了红军，其中的一个连长还亲自绘制了一张城内布防简图。了解完敌情后，王集成和朱秋水决定伪装成败退下来的敌人去诈开遵义城门。刘伯承非常欣赏这个大胆的想法，他提醒他们，“伪装要特别注意，要装得像，不能叫敌人看出来。最好是发挥一下俘虏的作用，让他们引路”。至1月7日2时，遵义城门被“诈”开了。
▲智取遵义后，刘伯承及时拔除了娄山关这颗钉子。 轻取遵义并未令刘伯承失去冷静。他考虑到，当中央和军委军委进城后，势必要对接下来的工作和任务进行重新安排。因此，上下需要一个较为安全稳定的环境。刘伯承对于遵义周围的敌情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敌军大部队因为距离尚远，暂时还构不成直接的威胁；但那些刚从遵义逃到娄山关和桐梓的那股敌人，也不能不防。特别是位于遵义城北九十华里的娄山险关，更像是一道锁匙封住了黔北通往四川的通道。如不及时将其掌控在手，不仅遵义有虞，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自由也将受其钳制。想到这些，刘伯承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即前往红四团。 这时的红四团刚刚进城，正在号房子，准备休息。刘伯承赶到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行。四团还不能休息。你们四团马上出发，追歼北逃之敌”。他向耿飙和杨成武解释道，六团实际是智取遵义，因此有三个团的敌人向北逃走了。这是个必须后患，必须趁敌人在娄山关和桐梓立足未稳之际，为他一个穷打猛追，扩大红军的前进基地。当耿、杨二人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后，刘伯承又叮嘱他们，一定要“夺关快，伤亡少”。红四团接下来的战斗行动完美地诠释了“夺关快，伤亡少”这几个字的涵义。1月8日，他们通过正面攻击与侧背迂回的战术冲破了娄山关防线、连夺桐梓、松坎等要地。同日，刘伯承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那细致入微的警戒工作为那次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会议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四渡赤水期间，刘伯承的作用至关重要。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为加强作战指挥成立了前敌指挥部司令部。作为前司令部的一员，刘伯承直接参与了这一时期的作战指挥工作。3月6日，红军在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在渡口，刘伯承再次见到了红一军团工兵连长王耀南。在表扬工兵的架桥工作后，刘伯承问王耀南，你们当初在太平渡和二郎滩架的桥还在不在？还没等对方回答，他又接着说道，“你赶快派几个得力的人去把两座桥看起来。如果坏了，马上组织修复，我们将有大用处”。接下来的战斗表明，刘伯承所说的这个“大用场”是指红军从太平渡和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进入云南。（文/武安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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