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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有一支非常奇特的队伍，她一直守护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的周围，她全部由干部组成，装备精良，作风顽强，在作战中无比英勇，被后人亲切地称为“御林军”，她就是中央红军干部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的四所学校，即中央红军大学（又名赫西斯大学，以在广州起义时牺牲的苏联赫西斯烈士的名字命名）、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二位烈士而命名）、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命名）和特科学校合编组成干部团，由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任政委，参谋长钟剑伟（遵义会议后为毕士梯，又名杨林，朝鲜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  干部团下辖由彭杨步兵学校改编的第一步兵营、由公略步兵学校改编的第二步兵营、第三营、由特科学校改编的第四营（又叫特科营）和由中央红军大学改编的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第一营、二营培养连排长干部，三营培养连政治指导员，四营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上级干部队培养营团军政干部。四个营干部是：一营营长李荣，政治委员丁秋生；二营营长黄彦斌，政治委员苏启胜；三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四营营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黄金山。上干队队长是红军大学教员肖劲光，政治委员余泽鸿。四个营都编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全团共1480人。  宋任穷 长征中，干部团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直接指挥。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干部团还曾多次与主力红军相配合直接参加战斗，如土城之战、娄山关之战和巧渡金沙江等。尤其是在三渡乌江、四渡赤水之战中，特科营工兵连为全军部队架桥渡河，为保证全军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长征中的直接作战行动干部团在长征中直接参与的主要作战行动有三次： 第一次：一渡赤水的土城之战 毛泽东曾说，他一生曾打过四次败仗，其中就包括一渡赤水之前的土城战役。  土城之战 干部团第一次直接参与作战行动就是土城之战，也是干部团付出伤亡最大的一次。 土城位于贵州西北部的赤水河畔。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即决定红一方面军向黔川边境集中，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时敌人为了阻止红军入川渡江，调集滇、川、湘、黔和蒋嫡系部队约二十万人，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企图歼灭红军。 1935年1月28日，红军由遵义附近进抵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带。在土城枫树坝、青杠坡与敌人发生激战。先是红三军团、红五军团投入战斗。但由于中革军委对川军兵力判断失误，两个军团与川军在青杠坡经过一个上午的血战，没有捞到便宜。此时，川军的增援潘佐旅赶到，红军两个军团顿感异常吃力。三军团大量伤亡，战士们子弹打光后开始与敌人进行长时间的肉搏，十团政委杨勇中弹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嘴唇传出，牙掉了六颗，满脸鲜血。而红军的增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赶到需要三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朱德提出要去前沿亲自指挥战斗，毛泽东拦不住，就问附近还有其他部队吗？陈赓说：“有，我们干部团在！”毛泽东说：“上去！跟着总司令把敌人压下去。”陈赓集合队伍，带着人就冲了上去。  端着步枪冲向敌人的干部团，果然是一支英勇无比的队伍，他们迎着川军猛烈的火力，呐喊声和冲锋的脚步不曾有过瞬间的犹豫和停顿，而朱德亲临前沿更使他们勇气倍增。川军被这群头戴钢盔的红军前赴后继的冲击吓住了，之前国民党还从没见过头戴钢盔打仗的红军队伍。四营营长韦国清，指挥迫击炮，把仅有的几发炮弹轰向了川军指挥所。下午两点，增援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赶到了，与干部团一起发起新的冲击。这一次，红军一直打到了川军指挥所的跟前。 毛泽东一直在望远镜里看着干部团冲锋，看见川军凶猛的进攻终于被压了下去，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个陈赓，可以当军长！” 战至当日黄昏，红军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未能全歼，成对峙状态。这时川军独立第3旅、教导第2旅、第5师2个旅、第1师第3旅7团等部队分别从不同方向向土城杀过来。中革军委审时度势，认为再战于红军不利，遂主动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前进。 第二次：再克遵义之战 红军到扎西后，遵义附近敌人薄弱，红军又二渡赤水，进占贵州桐梓。中革军委指示，“坚决消灭娄山关之敌，乘胜克遵义城”，并指示夺取娄山关，是“开展战局的关键”，“对野战军顺利转移至关重要。”  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位于娄山之巅，四面群山如剑，是川黔交通的险关要道。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和一军团第一团攻克娄山关，击溃附近之敌。此时，干部团再次领命，由桐梓出发，一天行军一百二十里，由上干队接替三军团十三团扼守娄山关。干部团其余部队奔赴遵义城西南，与红一、三、五军团一起，对蒋军周混元部以及吴奇伟两个师展开激战。敌一部固守遵义城石羔嘴制高点老鸦山。在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十团张宗孙团长负伤，参谋长钟剑伟牺牲，只有黄克诚一人在指挥战斗。陈赓和宋任穷带着干部团刚进入阵地，便展开进攻。干部团由北向南正面进攻，十一团从左侧助攻。这次进攻，红军所有的机枪都开了火，官兵们不顾一切地蜂拥向前，红军攻占了老鸦山。红一、三、五军团主力歼灭了遵义城内外的敌人，遵义被红军第二次攻占。  《娄山关》油画 这两次作战打得很激烈，干部团损失较大，仅土城一战干部团就损失百十来人，五位连长牺牲，令人十分痛惜！我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个优良传统，一向非常爱护干部，重视培养、训练干部。在革命根据地是这样，在长征途中也是这样。后来，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向毛泽东汇报了干部团伤亡较大的情况，说：“干部团学员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同意宋任穷的意见，非常惋惜地说：“对呀，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 第三次：抢占皎平渡之战 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为了迷惑敌人，曾虚张声势，佯攻贵阳，掉转头又直逼昆明，目的是调动敌军远离金沙江，准备挥戈渡金沙江北上。果然，蒋军中计。 1935年4月30日，就在滇军主力火速回援昆明之际，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突然北返，开始了对金沙江渡口的偷袭。  皎平渡全景 具体部署是：红一军团在左，经武定、元谋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在右，抢占洪门渡；红五军团掩护中央纵队居中，在嵩明和寻甸之间越过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抢夺皎平渡口。在中央红军确定的三个渡口中，皎平渡口被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因为这个渡口的两岸是悬崖峭壁，在这里渡江会出乎国民党军的预料。为了确保抢渡成功，中革军委在皎平渡口方向上再次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干部团。 5月2日，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指示：令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电台一部，“赶于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 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干部团的同志们知道，这一仗至关重要，是关系红军安危的一次战斗。 在劝禄县城北面的一个小山村里，周恩来在刘伯承的陪同下来到干部团。周恩来和刘伯承对抢占渡口的作战计划进行了详尽研究，最后决定：以干部团三营和一个工兵连为先头部队，由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领，以当天一百六十里的急行军速度赶到渡口，消灭渡口敌人继而强渡金沙江，巩固北岸阵地；南岸部队迅速收集船只并组织架桥，为主力部队渡江做好一切准备。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其余的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跟进，以当天一百里的速度急行军，然后宿营休息，随后在先头部队抢占的渡口渡过金沙江，占领江北二十公里处的通安州，阻击和消灭向渡口增援的川军。  巧渡皎平渡 最后，周恩来交代了一旦发生最坏情况的处置方式：如果干部团已经渡江，但是渡口没有保住，主力部队无法渡江，干部团要准备在江北单独打游击。 干部团的先头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了。 在部队到达距离皎平渡还有五六十公里的一个叫沙老树的地方，抓到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此人正要奉靖卫团（地主武装）的团总命令去渡口通知把渡船全部烧掉。命令还没送到，却被红军抓了个正着。 于是，刘伯承立即决定派一个先遣连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三营其余两个连和工兵连随后跟进。 先头营的前锋是政治八连，他们在教导员罗贵波和副营长霍海元的率领下，直扑江边，当晚12时许抢占渡口成功。立即利用找来的两条船，把一个排送到北岸，并顺利控制北岸。干净利落抢占了皎平渡，无一伤亡。 最后，随后赶到的三营和工兵连在无法江上架桥的情况下，四处寻找船只，最终找到了七条船。 在抢占皎平渡之后，为了掩护后续主力红军顺利渡江，干部团留下一个连守备渡口，其余主力部队由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率领通安州进发，以阻止准备向皎平渡开进的川军刘元璋的两个团。 接敌后，干部团全部都上好了刺刀，准备与六倍于己的敌人血战到底。参谋长毕士梯、总支部书记方强、卫生队长蒋耀德身先士卒，带领部队不断向敌人猛冲猛攻。陈赓在望远镜里发现守敌顶不住红军的猛攻，已经开始动摇和混乱，立即抓住有利战机，命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全团官兵端起刺刀冲向敌人的阵地，数倍于红军的刘元璋部硬是被红军“不要命式”的猛冲猛打摧垮了意志，大败。所剩团长以下六百多人全部投降。  在干部团掩护下，中央红军靠干部团找到的七条船全部顺利渡过了金沙江。 长征中的重要保障行动干部团除了这上述直接参与的作战行动之外，还有两次重要的架桥保障行动。 第一次：架设乌江浮桥 1934年底，干部团在贵州黎平休整后，跟随中革军委纵队抵达乌江南岸。 1935年1月2日，由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强渡乌江，准备抵贵州北部后，夺取遵义、桐梓。干部团奉命派出特科营工兵连参加架设浮桥渡乌江任务。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均是陡峭的高山。干部团团长陈赓、四营营长韦国清亲自率领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到江界河渡口，砍竹、伐木、扎竹排。由于乌江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且光滑，桥桩难以固定，几次被急流冲走。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对架桥很有经验，他们想了不少办法，最后用竹篓装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以此代锚，才固定住了浮桥。 浮桥架设成功，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贵州。 第二次：重架乌江浮桥 1935年3月底，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再南渡乌江时，干部团走在后面，三营担任守乌江浮桥任务，并按照指示，等待殿后主力红五军团过江后拆桥。当干部团得知红五军团已从另一个渡口过江后，把浮桥拆了开始追赶主力（宋任穷在回忆文章中说是接到了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干部团追赶了四十里终于追上中央纵队，向刘伯承汇报了拆浮桥的事，当时朱德和周恩来也在场。 一向敦厚的朱德听到把桥拆了之后发火了，他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罗炳辉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谁让你们擅自把桥拆了？回去把浮桥重新架起来！随后，朱德又说：桥架好后交给九兵团，他们过河后拆桥。如果明天早晨七点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就拆桥。 宋任穷带着干部团三营和工兵连又急赶四十里返回乌江边，大家忍着饥饿连夜架起浮桥。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九军团还没有过来，在反复核对时间无误后三营就又把桥拆掉了。后面追了两三天才追上队伍。 后来才知道，由于部队不断行军打仗，无法停下来架设电台天线，中革军委一时和九军团联系不上。九军团为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过江，和敌人周旋，未能赶来渡乌江。后来终于取得联系后，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与大部队会合了。 长征中的编制调整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央决定干部团同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也有说是红军大学）合并改称新的红军学校（也有说是红军大学），校长倪志亮，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未到任）。由于陈赓以前曾对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左”倾错误问题不满，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张国焘恨陈赓。红军学校成立时，张国焘不让陈赓继续在红军学校工作，将其调到红一军团任师长。 干部团被编成红军学校的特科团，韦国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下辖四个科：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 张国焘公开搞分裂后，特科团坚决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作斗争。中央红军北上时，特科团在团长韦国清和政委宋任穷带领下，脱离红军学校，坚持跟随党中央北上。因当时特科团的学员大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这些学员又大都跟着张国焘南下了，因此最终特科团实际上只剩下了几十个原来红一方面军的干部。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在艰难地过了雪山草地，胜利突破腊子口封锁线之后，到达了甘肃泯州的哈达铺。在哈达铺中央对红军进行了改编，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机关（包括特科团）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属三个纵队。特科团被编入第三纵队，与红一军团教导营合编改为随营学校。校长由原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陈奇涵担任，政委仍由宋任穷担任，政治处主任是莫文骅。 随营学校下属一个上级干部队，队长周士第，政治委员董必武；两个军事连，一个政治连。一连连长黄彦斌，指导员李志民，副连长刘少卿。二连连长霍海元，三连连长杨百浪。一个特科营，辖一个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营长韦国清，政委陈仁琪。仍担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的直接警卫任务。 1935年10月，随营学校和陕北红军干部学校会合于瓦窑堡镇。之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随营学校和后方卫生部队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周昆，政委宋任穷。 中央红军干部团长征中的历史使命胜利履行完毕。 有人说，红军干部团是李德主导组建的红军版的“暴风突击队”，用以验证李德的“短促突击理论”，在作战中担任“特种兵”的角色。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一直担任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自己在回忆录中已经说明，组建红军干部团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培养干部，这是红军一直以来的光荣传统。此外，红军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的警戒和防卫，并非作为突击兵力使用，不到万不得已是舍不得拿出去使用的，因此说她是中央红军的“御林军”应该更合适些。 宋任穷、肖劲光和陈赓 中央红军干部团在长征途中可谓战功卓著，也战将辈出。凡在干部团任过职，文中有记载的连以上干部建国后正国级1人（董必武，实际上是毛泽东把他放到干部团让陈赓他们照顾的，同去的还有徐特立），授大将2人（陈赓、肖劲光）、上将5人（韦国清、宋任穷、陈奇涵、周士第、李志民）、中将4人（莫文骅、丁秋生、方强、谭希林）、少将4人（苏启胜、苏进、王智涛、刘少卿）、正部级1人（罗贵波）、副部级1人（蒋耀德），还有许多没有统计在内的连排干部及上千学员，以及那些如钟剑伟、黄彦斌等一批壮烈牺牲的干部，他们都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向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先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铁冰之梦”深度解读军史，赓续红色血脉】 参考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战史》、宋任穷《忆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成仿吾《干部团在长征中艰难历程》、刘少卿《红军干部团光辉战斗的经历》、王树增《长征》、金一南《苦难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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