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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为人知的范浚的一桩笔墨官司 陈星 心性恬谈，不求闻达，似乎与世无争的范浚先生也会与人打笔墨官司？当然这笔墨官司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真正经官动府，耗费了范浚一定的精力，最后胜诉，当然这里所说的笔墨官司并非文人之间相互以文字辩难或攻讦，而是另有其故，要知端的，且听慢慢道来。 这还要从宋代的朋党之争说起。宋代民间开堂聚徒讲学之风蔚成风气，如周敦颐、张载、程颐、朱熹、苏轼等都是门生弟子遍天下，由于政见及学术取向不同有所谓譧、洛、关、闽、蜀等学派，反映到朝廷行政上则形成朋党，有时斗争非常激烈，欧阳修曾作《朋党论》以论说其事。宋真宗、仁宗两朝，朋党之争尚在可控范围，至宋神宗赵顼即位，召王安石入对，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相，以其为代表的新党，或称变法派上台执政（本文所称新党、旧党或变法派、保守派并无褒贬意义，只为行文方便），陆续推行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募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等，民间骚动，遭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或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神宗锐意变法，司马光、苏轼等旧党人物纷纷被贬官、免职或流放。元丰八年（1085）神宗崩，太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时年方十岁，由被誉为女中尧舜的英宗皇后、神宗生母、哲宗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大名高正仪，小名滔滔，史称宣仁太后）垂簾听政。次年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入相，尽罢新法，并立《元丰党籍碑》，刊刻新党人物姓名于其上。南宗初丞相张浚曾评：“元祐人待熙丰人太甚，所以取祸”（见《朱子语类》）。初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尚属君子之争，止于口舌，到后来其门生故吏则愈争愈烈，不择手段，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哲宗元祐八年（1093）太皇太后高氏薨，哲宗亲政，改元绍圣，章惇为相，复行新法，北宋王朝最后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短暂黄金时期宣告结束。苏轼、黄庭坚等一大批正人君子贬谪到边远地方，苏轼贬儋州（海南岛），黄庭坚贬到宜州（今广西宜山县）。元符三年（1100）哲宗崩，徽宗赵佶立，章惇罢相，苏轼北归。崇宁元年（1102）新党人物大奸臣蔡京任相，次年，为报复元祐旧党，诏立《元祐党籍碑》于京城端礼门及各州县，列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或亡或存三百零九名文武官僚姓名于其上，罗列罪名，剥夺官职，禁子孙入仕，由蔡京亲自书丹题额。崇宁五年（1106）因慧星堕地，诏毁党人碑（现在尚存二块，都在广西，为几十年后子孙引以为荣重刻）。民间传说遭雷击或被正义之士击毁，京剧有《党人碑》表演义士谢琼仙击毁《元祐党籍碑》之事。几十年间朝政反复如翻烧饼，靖康元年（1126）金兵入侵，徽、钦二帝被俘北狩，北宋灭亡，建炎元年（1127）徽宗第九子高宗赵枸即位于南京（河南商丘），宋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新旧党争表面平息，实则更加暗流汹涌，逐步演变为主和主战之争。 范浚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少有文名，政和七年（1117）时年十七，作《送兄茂瞻机宜之官广东》诗，次年十八，作《叹旱诗》，宣和三年辛丑（1121）先生时年十九，时宋徽宗被蔡京以丰大豫亨之说蛊惑，兴花石纲，造艮岳，大兴土木，引起青溪方腊起事，波及兰溪，先生远避祸苏州，访姑苏台遗址，作《姑苏台赋》，通过对吴王夫差“盘游怠荒，次陂池兮台榭，宿嫔妃兮御嫱。虽生人已困于赪尾，而土木之工未央。知歌管之娱，而不知吴民之痡”的荒淫行径的强烈谴责，表达了对国破家亡的忧虑，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回兰溪时经过钓鱼台作《述严赋》。大约在南宋建立后，有人看中范浚的文名，假冒范浚的姓名，作了一篇《和元祐赋》与其他和赋一起出书发行，《元祐赋》及伪作《和元祐赋》的内容及立场观点现已不可考，但肯定对范浚的名誉甚至家族名声大有损害，一见到署自己名的《和元祐赋》一向信奉“是心如太虚，外物如浮云。浮云有去来，太虚无得丧”（《心箴》虽然是后来所作，但思想形成已经很久）的范浚先生也无法淡定了。他在《答姚令声书》中说：“然寒温问外，首及妄人假仆姓名和《元祐赋》，锓板散鬻，若欲仆亟图自辩白者，此足下爱之深也”，意思是说姚令声来信说到有妄人假借范浚的姓名作了《和元祐赋》，已经出书四处发卖，希望范浚赶紧想法辩白。范浚回复说：“仆亦闻诸道路，谓伪和赋集，颇已流布。仆固陋甚，妄人又欲以此涴蔑之，是支离寝丑而更蒙不洁也”。意思是说，我早听外间传说，伪和赋集已经广泛流布。我本丑陋，妄人又以此来污蔑我，使我更蒙上不洁之物。范浚又说，那个赋做的很差劲，几乎无一语可读，根本不象我的文章，熟悉我文章的人稍读一下就可明白其伪托，好像荠苨（沙参）乱人参，蛇床（蛇床子草）混蘼芜（川藭）一样。“其为盗窃姓名则易见也”，“传闻失真，翻转名实，古人所叹！” 对于姚令声其人，正史无传，据南宋王明清《挥麈录》记载，知道他姓姚名宏，字令声，越中嵊县人，宣和中入太学上庠，南宋建炎间曾经任删定官，范浚好友。其父亲姚舜明，字廷晖，嵊县人，移居诸暨，文革时墓被毁，有墓志铭出土，现藏诸暨市博物馆，宋钦宗靖康之变时任监察御史，与秦桧、范筠友善，有同朝之谊。靖康之变，时秦桧任御史中丞，起草《上金帅粘罕书》，乞存赵氏，拉廷晖签名，廷晖拿回家一夜，最终推托不签，结果秦桧被俘北上，廷晖安然无恙，南宋初曾经任婺州太守，调任衢州太守，绍兴五年（1135）卒。秦桧认为廷晖纯直，不签名是他儿子姚宏主谋。秦桧当国，姚宏多次向秦桧求官，秦桧薄其为人，不予理睬。姚宏后来监杭州税，调任江山县知县，有人告其以妖术求雨，逮至大理寺，竟死于狱中。《范浚集》中有《送别姚令声删定还诸暨》诗一首，诗云：“昔嗟九载一相见，伊我与君倶赋诗。只今又话十年别，襆被可辞同宿期。”可知与范浚年龄相仿，略长于范浚，生活在南宋中兴期间。又云：“惜君抑塞抱奇才，拳跼骅骝垂两耳。如君不入中兴用，帨帽直酒来耦耕”，可知姚令声当时仕途失意。至于那个妄人，一无可考，应该是真正借重范浚的文名，寻仇陷害可能性不大。说到元祐体赋，不能不说到唐宋的科举制度，唐朝科举考试有秀才、进士、俊士、明经、明法、明算等五十多种科目，其中进士主要考诗赋，北宋沿之，科考有九经、五经、三礼、三传、三史、诗赋等科目，至熙宁王安石变法，尽废诗赋、帖经、墨义，改以经义、论、策取士，元祐三年（1088）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正月奉诏主持贡举，恢复诗赋考试，辟黄庭坚等人为参详、点检试卷等官，得奏号进士五百人，但是遭到新旧两党的强烈反对。次年苏轼弟弟苏辙任翰林学士兼吏部尚书，以经义、诗赋两科考试进士。时天下士人久荒于诗赋，苏轼、黄庭坚带头作律赋示范，时人号称元祐体赋。南宋中兴，宋高宗赵构是个铁杆苏粉，行住坐卧苏东坡文章不离身，字也学苏体，推崇元祐之政，志在恢复嘉佑之治，先后执政的李纲、吕颐浩、赵鼎、 秦桧等人都是苏粉或者说是假装苏粉，于是元祐体赋大行其道，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当时俗谚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所以元祐体赋一类书流行天下，类似于现在的高考、公务员考试辅导书。 对此，范浚的对策是：打官司。因宋代出书，都印有书坊名和地址，所以原告不难寻查，对此范浚说：“近亦尝白官司，移文建阳破板矣。前散鬻者，人得之，当即以供瓿覆药楮。有不得其详者，足下以是告之。”意思是，我最近已经禀告官府，官府已经发公文到福建建宁府建阳县（今福建南平市建阳区，宋代出版业兴盛），由官府毁除印书坊的书板，至于以前卖出的书没办法了，让他们拿去盖陶罐，做包药纸好了。具体打官司的过程，范浚没有详述，以范家“多膴仕”和在官场的影响力以及范浚本人与州县官吏的交情与知名度，加上宋代法令对于出版权、著作权、署名权、名誉权等已经有较完善的保护措施，（当然不能与现代出版法相比，这里不详考），所以这场官司打得干脆利落，十分漂亮，以范浚胜诉告终。 关于范家和范浚对元祐党争的政治倾向，范浚没有明明白白指斥王安石新党，但是仔细考察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范氏家族和范浚实质是站在以司马光为首旧党一边的。一、范浚父亲范筠，字安礼，范锷之子，哲宗元祐三年（1088）进士，授承议郎，历提举，累迁至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资政殿大学士，进少保，封长社郡公。中进士与受到重用都在元祐旧党执政时，从家族利益出发，必然对旧党怀有感恩之情。二、范浚有《寄上李丞相（李纲）书》，书中说：“往者国家承平久，天下无事，士得以沉潜学问，而又有韩（韩琦）、富（富弼）、欧阳（欧阳修）、司马（司马光）、二苏（苏轼、苏辙）诸公，落落然踵起为儒先生，各以所学收率天下之士。或博约其人，使知所趋向，或借之清谈绪论，以成其名，是以天下之士是所依归，益自懋勉磨厉，以德行文章政术称者，蔼然辈出，奋迹立朝，咸能偘偘正色，以忠节直道，远猷鸿业，与夫高文大册，声诗雅什，为国光华”。可以说对北宋一代的六位保守派人士推崇备至，六人中司马光是元祐旧党首领，二苏是骨干，由此可见范浚的政治倾向，同时他敢于在李纲之前推崇这六人，也可以从中想见李纲的政治倾向了。三、范浚有献给宋高宗的《进策》二十五篇，所提建议皆平实而切实可行，绝不好高骛远，无一言提及王安石及其新法，可见他对新法的全盘否定态度。当然宋高宗即位后，下诏停王安石配享宗庙，削其舒王封爵，又追赠苏轼资政殿学士，后来又崇赠太师，谥号文忠，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皇帝的态度不能不影响到天下士人的价值取向。四、《范浚集》有《读周礼》一文，严厉批判了汉代桑弘羊一类的刻薄聚敛之臣。《马喻》说吴越水乡，千里马反而不如“顽筋弱骨，短胁薄髀”，“小步缓出，钝不得前”的凡马。又有《书曹参传后》一文，说：“惟参以为就己之能既出何（萧何）下，惠帝之明且不逮高祖，与其易律改贯，过为草扰，孰若习前守旧，与民安业，坐以无事？” “惟参守画一之法不少变，是其所以与何齐名而比功者也”，认为祖宗之法已尽善尽美，不必大肆更张，明确反对熙宁以来王安石的变法 。 五、朱熹于范浚为晚辈，仰慕久之。朱熹说：“自荆公（王安石）诸人熙丰间用事，《新经》《字说》之类，已坏了人心术。绍圣以后，又复新政。败坏一向，至于渡江”（见《朱子语类》）。范、朱二人虽未晤面，但在否定王安石新法方面是心心相印的。 范浚年纪轻轻，遭遇此事，使他对世道人心的险恶，朝廷朋党之争的残酷无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心有余悸，使从此他把官场视为畏途，所以后来绍兴元年（1131）朝廷诏举贤良方正，朝官引荐，而范浚坚执不起，恐怕这也是一大原因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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