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所经历的乍得政变

我所经历的乍得政变

周立先

周立先在乍得湖边

       我是1965年从湖北省安陆一中考入外交部直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的。

        进校学习刚一年，就赶上了“文革”。1970年春天，北外整体南迁至湖北沙洋七里湖“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当时，学校只剩下64、65两个年级学生。在我们毕业前夕，外交部给中央打报告，要把我们这批学生分配到最基层去。那时和我们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我国又极有可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需要一大批外语人才，周恩来总理批评当时的外交部领导没有眼光，这批学生要留下来继续学习并多次指示北外要进行教学改革，让我们边劳动边学习外语。经过一年半的劳动锻炼，1971年8月中旬，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外整体回到了北京，我们又回到了课堂。又经过一年多的强化学习和到外事单位实习，1973年3月，我们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毕业分配。当时，我国已经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再加上各外事部门长期没有补充新鲜血液，所以外交、外贸、铁道、交通、水电等国家各部委和军队各机关都需要大批外语人才。

        我和妻子是大学同班同学，1973年3月，我们一起分配到了当时的国家外贸部（现商务部）直属的十大外贸总公司。我分到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妻子分到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

       参加完广州春季交易会后，我到机械总公司报到，然后分到进口三处机床科工作，主管铣床的进口。当时我们主要进口日本、西德、法国的产品，后来也进口美国的产品。

       记得是1974年7月的一天，我刚和日本客商谈判回来，办公室的同事说处长找我，我放下谈判记录本立马去了处长办公室。朱铭九处长笑盈盈对我说：“小周，组织上准备派你去我国外使馆工作，你去交接一下工作，到部里去办有关出国手续。”对一个学习外语、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能够出国工作，这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和肯定，自己所学的专业更有了用武之地。我问处长，组织上准备派我去哪个国家。处长说，非洲的乍得，边说边和我在世界地图上查找起来。

       乍得共和国，国土面积128.4万平方公里，首都恩贾梅纳，人口1640万，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内陆国家，东邻苏丹，南与中非、喀麦隆交界，西与尼日利亚、尼日尔为邻，北接利比亚。乍得气候炎热，大部分地区全年平均气温达27摄氏度，北部地区高达29摄氏度。官方语言为法语、萨拉语和阿拉伯语。

       和同事交接完工作，就立即去外贸部人事局办出国手续。接待我的是人事局主管出国干部工作的张瑞延同志。他向我介绍了出国工作应注意的事项，我印象最深的是告诫我不要脱离国内的实际情况，不要脱离群众。当时国内普通家庭都没有电视机，生活条件好的少数家庭也只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他建议我今后买电视机最好买十二英寸黑白的。谈话后，人事局给我开了介绍信到外交部领制装费。制装费分三个级别，寒带地区1000元，温带地区800元，我去的地方属于热带地区，制装费650元。

       拿着这笔巨款，先到专给出国人员制作服装的“红都服装店”，做了一套西服、一套中山装，又到“出国人员服务部”购置了箱子、一些日常衣物和日用品。

        出国前夕，部人事局组织出国人员办学习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组织我们去河南林县参观“红旗渠”，学习林县人民艰苦创业、战天斗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

       1974年9月20日左右，我第一次踏上了出国的征程。公司专门派车把我送到机场，部里人事局的张瑞延同志也到机场为我送行。这一次同行的有我国驻乍得大使王人三及夫人、经济参赞马学魁及夫人以及经参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因为我是头一次出国，他们对我很照顾。我们一行六人乘坐中国民航的波音707型班机从首都机场出发前往巴黎，然后在巴黎转乘法航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

       1974年9月24号晚上，我们一行抵达乍得首都恩贾梅纳机场。机场候机楼是一排平房，设施比较简陋。尽管是晚上，一下飞机，一阵热浪扑面而来，让我初尝非洲大陆的炎热。

1974年11月1日至7日中国青年足球队访问乍得时和使馆全体人员的合影。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周立先

        当时，我们使馆连同后勤人员不超过三十人。因为使馆馆舍有限，我们商务处和经参处都在外面租房办公和居住。商务处是一独栋别墅，有一个单独小院，院里种满了热带树木和花草，我们雇用了一位黑人兄弟当门卫并兼作花匠。

        商务处连同我一共三个人。比我先期到达商务处的有我们的领导鲍成仁一等秘书，他是陕西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的红小鬼，革命胜利后，调干到人民大学学习，之后分到外贸部工作。金继启，是我在北外法语系的同学，比我高一年级。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和金继启同学有很多交集。我们是同学，又是湖北老乡，又一起分配到外贸部，他在部里工作，我在总公司工作，后又到一个商务处工作，一个办公室、一个宿舍。再后来组建集团，他在集团当领导，我们又在一个集团工作。他的为人、品德和领导艺术一直是我遵循和学习的榜样。他除了是我的同学、老乡、同事外，他在我心目中可称得上亦师、亦友、亦兄长。

       当时的使馆实行的是供给制。我们在国内的工资照发，在使馆的吃、住都是免费的，每月还有相当于42元人民币的外汇生活补贴。用餐，使馆有食堂，早、中、晚都吃的很好，午餐和晚餐都是四菜一汤，有鱼有肉，有荤有素。

       乍得除了热，自然环境也比较差，蚊子、小虫子特别多，墻上、树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壁龙，白天它还在地上跑来跑去。我到乍得的第二天早上，刚到使馆吃完早餐，在院里转转熟悉熟悉环境，不知是欺生呢，还是因为我身上还有北京的味道，一只壁龙一下子掉在我的脖子里，还钻进衬衫的两个扣子之间不出来，碰到这种情况，喊也不敢喊，但心里的确害怕，后来在同事们的帮助下，费了不少劲才把它给弄走了。

        我们在使馆的工作繁忙而有序，有非常严格的外事纪律，外出必须二人同行，一言一行都非常注意，我们深知，我们的所作所为不光是代表我们个人，还代表着中国外交人员的形象。在使馆内部，还提倡一专多能，除了外语本行外，我们大家基本上都会开车、放电影、外文打字、油印、做饭等。商务处的工作主要是了解驻在国的贸易政策、法规，促进我们同驻在国的贸易往来，调研当地市场，拜访重要客户。

乍得湖   图片选自网络

       到乍得后，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乍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我们外出办事，乍得老百姓只要见到我们，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向我们挥手致意，孩子们还不停地喊着，中国！中国！此情此景，常常令我们无比感动！乍得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那个时候，国家没有电视台，没有报纸，只有广播电台和新闻稿。人民生活非常贫困，民族矛盾日益严重。

       记得是47年前的1975年3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因为平时没有什么娱乐，第二天又是星期天休息，我们商务处的三位加上司机，四个人凑在一起打扑克，一直打到夜里12点才休息。

       早晨天刚亮，我们睡得正香，就听见不停的敲门声，小伙子们，快起床，快起床，外面好像有枪声，我们商务处的领导边敲门边说。我和金继启一咕噜就从床上爬起来。领导说，你们赶紧收拾收拾去使馆。我们立即把该拿走的东西收拾到提包里，开着车去使馆。一出门，路边的排水沟里，卧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不过，他们看到是大使馆的车并未阻拦。到了使馆之后，才知道可能发生了政变。使馆很多同事是在凌晨被总统府那边的炮声所惊醒。据有战斗经验的马学魁参赞说，不像是炮声，是炸药包的声音，乍得没有大炮。我们使馆左侧的邻居是总统的侄子、乍得国防部长的家，一大清早，不少军人爬在他们家外面的排水沟里，之后把国防部长从家里带走了。 

乍得风光   图片选自网络

        据在外交部工作、也是我同学的杨富国参赞提供的信息，这次政变除了乍得国家极端贫困、民族矛盾激化外，起因是因为对马卢姆将军的审判。马将军于1973年8月以策划政变罪被逮捕。直到七五年政变前，乍得军心不稳，民怨沸腾。为维护其统治，托姆巴巴耶总统决定对马卢姆将军进行公开审判，还称之为“世纪审判”。审判是在我们使馆右侧的议会进行的，主审法官是一位女士。所谓的证据荒唐可笑，没有可信度。军人政变成功后，推举马将军为军政府总统，后来还和他的主审女法官结婚了。据杨富国参赞回忆，这次政变的主导者是宪兵司令卡穆盖少校。此人对我十分友好，其弟是一位农业专家，在蓬戈尔我农业专家组工作。当时总统知道其统治地位不稳固，狡兔三窟安排了多个住处。卡少校以送急件为名，得知了他当晚的住处将其抓获。政变成功后，军人在电台宣布，总统在战斗中受伤不治身亡。实际上，总统在被抓后不肯投降而被枪杀的。总统的卫队长被迫宣布支持这次政变，后被处死。总统府后面是沙里河，河对面是喀麦隆，总统卫队的一些女兵纷纷跳入河中想到喀麦隆避难，但因不通水性，均被淹死。

        与此同时，我们使馆的工作也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在政变的那天早晨，我们使馆为了掌握第一手信息，王治澍、樊赤几位同志开车上街了解情况，被几个政变军人用枪顶着后背押到了他们的司令部，后经寻问得知是中国的外交官，随即便被放回。这天上午，我也和一位司机驾车上大街上查看情况，除了荷枪的士兵外，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也没有枪声，我们很幸运，没有碰到任何麻烦，查看了一圈就回使馆复命了。当时，我们这些翻译的重要任务是听广播，了解政变情况和政变后各国的反映，供领导参考。我和金继启同志分配听法国电台的报导。我记得他当时刚从香港采购了一台收录两用机（驻外使馆人员所需物资大都从香港采购），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杨富国同志是使馆的主要翻译，任务更加繁重。据他回忆，政变后十天，他天天坐在收音机旁听当地的广播，重要的还要录下来，然后整理成文呈使馆领导参阅。因为工作紧张，他很少睡觉，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满嘴都起了大燎泡，到五月份回国休假时嘴角下的结痂还在。

        政变成功后，军政府举行了一个庆祝仪式，邀请各国驻乍得使节参加并请他们坐上主席台。我国驻乍得王人三大使也在邀请之列。在大会进行中，突然有人往主席台扔了一颗手榴弹，军人部长和几位大使都钻到桌子底下，其中一位部长和埃及大使还碰破了头。只有中国大使王人三、苏联大使和美国大使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王大使回到使馆后说，他眼看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主席台滴溜溜的转。值得庆幸的是，这颗手榴弹最后没有爆炸。

       政变后没几天，我去拜访一个客户。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位背着枪的士兵径直朝我走来并对我说：“我几顿没吃饭了，你能给我一点钱吗？”我说：“兄弟，对不起，我身上没带钱。”他说：“没关系。”很幸运这位兄弟并没有为难我。

        乍得发生政变，国内对使馆工作人员十分关心，使馆电台同国内的联系由每天的二次改为每天的十二次。我们的安全状况由政府的各主管部门第一时间通知给我们的家属，使我们倍感温暖。

乍得风光   图片选自网络

        朋友们看到这里，可能会问我，在这个环境下，你怕不怕！说实在的，当时年轻不到三十岁，我一点都不感到害怕。这是因为，在我们外交人员背后有一个伟大的祖国，非洲国家和人民对我们有着非常友好的情感；二是，外交人员有国际公约保护；三是，我们都受过传统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作为一个外交人员，关键时刻会挺身而出，做好自己应做之事。

       做外事工作，一直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西装革履、汽车洋房、出入高档的社交场合、觥筹交错、谈笑风生、风光无限，这些好像是外交人员的工作标配。但是，外交人员的清苦、舍家、艰辛，甚至危险的另一面很少有人提及。其实，在那些时局动荡、治安状况极差的国度，外交人员的处境是很危险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把外交人员称之为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外交战士，这是对外交人员工作的一种肯定和褒奖。

       在乍得使馆工作仅一年多的时间，我被调往驻马达加斯加使馆商务处工作。但在乍得使馆工作的这段经历令我终身难忘。我要感谢使馆的领导和商务处的领导对我的培养和关照，我要感谢使馆的同事们对我的帮助。我非常怀念这段经历，怀念在一起战斗过的领导和同事们！

               2022年3月写于北京

周总理参加外交活动留影   图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