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阳学派 在诊疗上具有重阳特色的学派 火神派是由清末四川名医郑钦安（1824～1911）创立的一个重要医学流派，以注重阳气，擅长使用附子而著称，具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特色。郑钦安则由师承自一代大儒刘沅刘止唐，所以后世称刘止唐为“火神之祖”。[1] 基本信息
渊源 中医学之重阳、扶阳思想源自《周易》、《黄帝内经》，并于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中得到充分体现。仲景以降，此一思想虽延绵不绝，然或损或益，或偏于理上一得之解，或限于临证一方之用，终未能成体系之学。及至晚清，邛州郑寿全出，始将此一思想之来龙去脉及临床运用之层层次第揭露无遗。若于学派言，殆此乃得构成。郑氏之学，卢氏等继之，是方有今之扶阳学派云尔。此次论坛。得卢崇汉、李可、吴荣祖诸扶阳大家光临，畅谈心法，与会大众欢喜踊跃，叹息未曾有。更为可庆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之王国辰社长、张立军编辑亲临论坛，为使各大家之宝贵心法惠及更多有缘，乃不辞辛劳，组织力量，将此次论坛之语音进行编辑转录，复经各老之斟酌补益，而成是书。书将付梓，国辰社长索序于末学，末学浅陋何敢言序，但将其中大事因缘记之耳。 创始人 他在临床诊疗过程中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其传人有吴佩衡、祝味菊等著名医家，当代也有不少火神派的传人，如成都唐步琪先生等。 扶阳学派理论 《易经》为古代哲学著作，乃中国哲学的总源头，更是《内经》阴阳学术思想之渊源。《易经》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系辞传》），“道”包含阴阳，阴阳就是道，就是规律和方法，天地万物之理，大而宇宙，小而一草一木，皆不外阴阳而已。并且认为阴阳是运动变化的，而推动其运动变化的动力则是阳气，即阳气起主导作用。因而开篇即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后又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周易。本经》） 此外，《易经》在八卦排列次序上，特将乾卦列为卦首，并以“元亨利贞”作卦辞，而坤卦乃位其后，意在昭示阳气既是一切万物肇始之源，又是其坚固善终之根；而阴从属于于阳，须待阳动而后动等，充分体现了“阳”为主导，“阴”为从属的重阳思想。由于阳气的主导推动作用，使阴阳不断运动发展变化，从而化生万事万物。受其影响，《内经》从“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角度出发，把宇宙万物之一的人放到天地自然界里考察研究，发现阳气在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中至关重要，而且是贯穿其生命全过程的。人之生命孕育、生长壮老已、健康寿夭与疾病等，无不与阳气有关。 用疗特点 由于扶阳学派擅于治疗阴证，借鉴《伤寒论》的经方用药，形成了重用附子、干姜、桂枝和肉桂等补阳药物的特色。在临床上该学派的医家多能大胆使用此类药，屡起沉疴，让世人折服。长期的阴证诊疗经验，也使得该学派的医家对相关补阳药物的应用颇有心得，比如“附子一药，辛以润之，致津液，通气化，可使肾中五液蒸腾敷布，阳生阴长，此即阳中求阴生化无穷之理”（李可）；“附子的这个偏性，这个毒，正是它救命回阳之所在”，“桂枝法已经不是单地地解表法。用在外证它它可以起到解表的作用，用在内证上，它可以协调阴阳”，“四逆法的运用那就太广了，它的作用不仅在于回阳救逆，还在于温肾纳下，临床上大多数慢性病人和危重病人最后都要从这个法上去收工，也可以说这个法才是治疗的真正目的，而其它的法都只是手段，手段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达不到目的，要想真正治愈病，真正收工，是很困难的”（卢崇汉）。由此不难看出，该学派立根于《周易》和《内径》对自然和人体的基本认识，效法于《伤寒论》的理法方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诊疗特征。由于根基深厚，见识卓绝，该学派的医家多能闻名于世，且代有传人。比如属于这个学派的现代著名医家就有李可、卢崇汉和刘力红等人。目前这个学派的影响日益剧增，已经召开了首届扶阳论坛大型学术会议，继而成为了引领中医学界发展方向的一面旗帜。三、扶阳学派是对中医标准化趋势的否定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以后，西医的发展模式和理论形态就一直在消极地影响着中医的发展。中医学界的一些人士接受了西医教育，在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力按照着西医的标准来改造中医，比如改造中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象西医诊疗理论那样把中医诊疗理论建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即中医的标准化研究。 创新发展  扶阳学派 我们知道中医家不仅针对每一个病人进行个性化的诊疗，每一位中医家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特色的个性化诊疗体系。一个中医家在自己的长期医疗实践中形成的个性化诊疗体系，是该医家针对每一个病人进行个性化诊疗的前提。每一位中医家个性化诊疗特征的形成，取决于该医家的所面对的疾病分布特征、自己的个性、知识结构等诸多因素。它是每一位中医家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和智慧的体现，也是不断超越现有的中医医疗水平的途径。 比如扶阳学派，就是基于中医基本理论形成的一套在诊疗上具有重阳特色的学派，该学派在治疗属于阴证的疾病领域里代表了目前中医学界最高的水平。如果从中医的标准化来看，扶阳学派无论是从疾病诊断上还是用药上，都不符合既定的标准，但该学派的医家取得的临床疗效是这些标准化的中医理论所做不到的，因为他们的理论是首创的，并没有包含在既定的标准里。 贡献 扶阳学派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医理论自身展开的结果，它的产生是自然的，绝不是为了符合某些医政官员的意志或者满足某些大人物的需要。扶阳学派对中医理论的创新完全是基于深厚的中医基本理论在中医理论框架内发生的，它是对已有的中医诊疗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完善，这才是符合中医理论发生规律和文化特征的理论创新。但中国固有文化的衰败也使得今天的中医学界日趋愚昧和无知，那些学了中、西医皮毛的一些中医学界的人士既缺乏象扶阳学派医家那样对中医基本理论的有效继承，也没有弄清中西医各自的理论特征和发生规律的前提下，就无所畏惧地从事所谓的中医理论创新。于是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几乎每一天都在各式的媒体上对外宣布自己创造了一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中医理论”，并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的理论结合了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优势。但是我们只要对其理论稍加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种理论怪胎只是在一种没有理论根基的幻觉的主导下制造出来的一种混合物，这些“新中医理论”没有任何临床意义，也就没有任何生命力，它们的存在仅限于发明者自己的孤芳自赏，不可能再继续传下去。这就是时代的喧嚣，更是中医学界的愚昧和浮躁！创新必然是对传统的一种继续和完善，中医理论的创新必须象扶阳学派那样，把自己的根基牢牢地建立在中医基本理论之上，然后在中医理论框架之内进一步拓展与延伸。象现代的那些中西杂交的创新，带来的只能是理论的驳杂和思维的混乱，这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而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理论破坏和智力游戏。未来的中医发展，不仅需要不断地壮大中医队伍的规模，更需要众多的象扶阳学派那样的创新学派之间的争鸣。我们期待着中医学界能够出现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将是中医在新的历史时期真正繁荣的标志。 理论特点 ①学术上以《内经》为宗,“洞明阴阳之理”,“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郑钦安语) ②临床上则用“仲景之法”,用药多为附子、干姜、肉桂等,附子常用至100g以上甚至300g,尊附子为“百药之长”(祝味菊语),用方则多为四逆汤、白通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这是火神派最鲜明的特点。 ③用药上虽有执滞之嫌(其它医派如寒凉派、温补派亦有此特点),但该派持论还是公允的,并不专用姜附,其它药当用者则用,并不偏颇,“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郑钦安语)。 ④对附子的应用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经验,包括其配伍和煎煮方法,如祝味菊用附子多配伍磁石、枣仁等;吴佩衡大剂量投用附子时,必须久煮3h以上,以口尝不麻舌口为度。理论总是抽象的,实践才是具体的。 著作 郑钦安的《医理真传》成书于清同治八年(1869),这是火神派的奠基之作,《医法圆通》成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该书羽翼了《医理真传》。郑氏还著有《伤寒恒论》。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郑钦安三种医著在1869—1940年间曾多次刊印,共有30种版本流传于世。在清末,刊行版本种类之多,刊行频率如此之高,除了经典医籍和陈修园的著作外,能如此流行和传播的医书是少见的。1962年云南中医学院将《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作为教参资料翻印;1987年、1990年四川巴蜀书社先后校点出版《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唐步祺);1993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校点刊行《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余永敏等);199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上述两书;1996年四川巴蜀书社出版《郑钦安医书阐释》(唐步祺),含郑氏所著三本著作。郑钦安火神派思想可谓薪火相传。 其它火神派传人的著作主要有:祝味菊:《伤寒质难》、《祝味菊医案选》等;吴佩衡:《麻疹发微》、《伤寒论新注》、《吴佩衡医案》等;卢铸之:《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金匮要略恒解》、《卢氏医学心法》、《卢氏临证实验录》等;刘民叔:《素问痿论释难》、《伤寒论霍乱训解》、《肿胀十三方》、《华阳医说》、《鲁楼医案》等。范中林:《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等等。这些都是研究火神派思想的重要资料。 参考资料 [1] 中医扶阳流派_中医流派_中医中药网 · 中医中药网[引用日期2021-0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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