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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但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高大的，他的人格是伟大的。 怀 念 父 亲
文/于澄洁 父亲大号于世荣，在叔伯兄弟中排行为五，因此小名叫“五荣”，他的同龄人都称他为“老五”。生于1915年农历10月18（公历11月24日），1992年农历6月18日去世，享年77岁。如果现在还在世的话，恰好是100岁了。 父亲一生坎坷，十几岁时经历了两次大的“年馑”，一次是民国18年，另一次是民国21年（据史料记载，这两次年馑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二十多岁时逃荒到甘肃平凉泾川一带。解放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多次“学习班”（即“蹲牛棚”）。直到“包产到户”以后，才真正过上了“有尊严的活着”的农民生活。
（文中配图为于世荣先生遗像） 一、能干的父亲 小时候，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形象很高大。父亲有超过一米八的个子，两只大手似有千斤的力气。我们家有一把镢头，比别的镢头宽了近一倍，是父亲专门用来挖苜蓿根的，一般人根本抡不动。（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生产队专门供牲口做青饲料的，据我们中学生物老师说，苜蓿根可扎到地下十二米深。一般在三年后就长得不旺盛了，需要连根挖掉。）父亲挖的苜蓿根总是比别人的长几寸，重量几乎多一倍。与父亲一起干活的老贫农说：你爹的镢头好，人快不及家伙快。（我心里对此话不以为然：那你也拿一把这样的镢头试试？） 父亲是最能干的，队上的农活，大犁、独犁、撒籽、溜种、耱地、踏胡基（打土坯）、缛草（往铡刀口喂草），等等，没有父亲干不了的。虽然我没有见过父亲赶大车，但我们家入社前是有大车的（那辆大车在生产队解散后又分给了我们家）。除了农活之外，父亲会修理自行车、架子车。给队上修理架子车是记工分的，偶尔也有外村外队的乡亲来找父亲修理架子车或自行车，还可以有几毛钱的收入。（为此，镇税务所的老孙还到家里来征过两块钱的税款。） 父亲对牛情有独钟，解放前家里曾有一头母牛，为家里添过好几头牛犊。母牛老死后，青化街上有位卖牛肉的麻子脸师傅要收走牛肉，父亲拒绝了。他对屠户师傅说：“听说牛不剥皮就不能脱生转世，不然我会连牛皮一起埋掉的。”入社前家里有两头牛，一头驴。其中一头牛外号“大队长”，因其个头高大力大无比而得名。由于“大队长”的肚子太大，我家的大车辕是向外张开的。生产队解散以后，父亲每年喂养一头牛，阴历10月23青化街庙会上买一头小牛犊，一个冬春就养大了，训练小牛干活（老家称为“调牛犊”），干半年的农活，次年10月23卖掉大牛再买小牛。如此这般，一起到父亲临终，我也记不清父亲养过几头牛了。养牛是很辛苦的，“牛无夜草不肥”，每天半夜要给这畜生添草拌料，特别是寒冬腊月，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父亲爱牛，一般舍不得借给别人使役。但有一次，他的一位老朋友的儿子来借牛，勉强借给，牛被累得太厉害了，回来后不吃不喝，父亲发怒要去找那人理论，被哥哥劝住了。毛主席说过，“牛，这是农民的宝贝。”在父亲眼中，我家的牛的确很宝贝。 父亲在1980年曾患过一次中风，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但晚年一直坚持为乡亲们修理架子车和自行车。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我们都劝父亲不要干了，但父亲说：“善门难开，善门难闭。”他已经不为挣钱，只是为了让乡亲们少跑一些冤枉路。我在暑假带孩子回老家住一段日子，有人来修车子，我让父亲歇着，我来干，但父亲看不上我干活，嫌我笨，看着别扭。
二、有文化的父亲 小时候，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很“有文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都能背诵和讲述。凡是队上谁有不认识的字，都请教父亲，父亲大都能认得，如果有的确不认识的字，回家查《四角号码新辞典》，然后再告诉请教他的人。后来得知，父亲只正式读过一年私塾，而且和先生的关系并不好。所以父亲是“自学成才”的。以前父亲还经常给村邻写对联，直到哥哥代替了他，因为哥哥是中学生，而且书法功底很深。家里以前有一幅书法作品，是孔子的名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鳏寡孤独……”，只记得那些字好难认得，但父亲却能熟练背诵。所以，父亲是当时村子里的“文化人”。 在我眼中，父亲上晓天文，下知地理。小时候，我和弟弟睡在父亲两侧，缠着父亲讲故事，《七侠五义》、《狄公案》、《施公案》等，讲得头头是道，引人入胜，经常挠得我俩睡不着觉。最不想听到“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经常大部队出动几十个人在一起干活，村子里的年轻人也会缠着父亲讲故事。我曾经劝父亲缄默别乱讲话，以免被扣上“用封资修转黑货毒害青少年”的罪名。因为那时我家政治地位极低，“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全家老老少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不留神，就会被“收拾一顿”。 父亲有阅报的习惯，这在农村是较为罕见的。1960年代初期，我上初小，学校的报纸一到，老师总是先让我带回家给父亲看。后来村小学撤销合并到大队小学，父亲不能每天看报了，但一到镇上，就站在邮局门口的阅报栏前阅读，颇有如饥似渴之状。 再后来，家家户户有了有线广播，虽然经常有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的阶级斗争宣传和瞎指挥，但中央台和省台的新闻节目是父亲每天的必修课。 改革开放以后，哥哥给父亲买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父亲对国家大事、时事政治、小说连播、秦腔戏等节目了如指掌，什么时间哪个台播什么节目，就好像事先调准了定时闹钟一样，和我们正说着话，突然说：“新闻该开始了！”一打开，果然是新闻节目即将开始且尚未开始。当然，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等名家的评书连播是一集不落的。
三、正直的父亲 小时候经常听到别人评价父亲，最多的评价是“你爹这人很'直’”，这是肯定的评价，说父亲为人正直。后来听到较多的是“你爹这人太'直’”，这是委婉批评的评价，说父亲不仅会得罪人，而且会惹火烧身。但不管怎么说，“直”，是父亲一生的一个标签。父亲的确很“直”，很“正”，办事公道，因此经常被人请去解决家庭纠纷。只要父亲往那一坐，事情总会有结果。但是太“正”有时会招埋怨。记得母亲说过，父亲当队上的保管员，给大伙分粮食，大家都希望秤称得高一些，但父亲总是称得很平。虽然有人报怨，但大家还是认为父亲很公平。 由于正直，父亲有很多朋友，其中不乏让父亲引以为自豪的“大干部”。这些朋友虽然没有帮我家办过大事，但在青黄不接的时节帮我家借粮，确有“雪中送炭”的感觉。父亲晚年，这些朋友经常来家里看望，一起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聊天，也是父亲的一部分精神财富。 由于父亲的正直，我们全家吃了不少苦。“人民公社”办大食堂，要求各家把粮食全部交公，父亲把我家的粮食交得干干净净，不留一颗一粒的私藏，以致于全家人仅靠生产队食堂里能照见人影的稀汤为食。食堂解散后，母亲尝遍地里的野草，能吃的都挖回来煮熟给我们吃。荠荠菜、麦和苹（一种麦田杂草）、羊蹄甲（一种麦田杂草）、灰条等，俱为佳肴；刺芥（小蓟）也可以吃；有一种野草名叫“驴耳朵”，又苦又涩，实在难以下咽，但绝无选择，只好咽了。至于洋槐花、榆钱、榆树皮，那都是奢侈品了。我家有一颗㮢树，树上长满㮢絮，母亲尝过说可以吃。但队上饲养员在㮢树上拴驴，春天是牲畜换毛的季节，地上全是驴毛，㮢絮落在地上，与驴毛混在一起，母亲用筛子筛，用簸箕簸，总是不能把驴毛弄干净，只好哄我们说：“娃，用嘴捡吧。”我们的嘴巴不好使，只好连驴毛一块吃下。 父亲绝不允许我们沾公家的便宜，不允许我们摘队里的豆角，不允许我们掐队里的苜蓿，这些东西如果带回家，他是绝对不吃的，他说有“贼腥气”。二姐去挖队上的蔓根（油菜根茎），被民兵队长没收了篮子和镢锄，母亲让父亲去要回来，父亲嫌丢人，坚决不去要。在那个人人吃不饱肚子的年代，也许只有我家的人守着那份“硬骨气”。我的迂腐也许就是从父亲身上遗传的。 父亲热爱集体，“爱社如家”。他当保管员时有队干部与他商量分一些粮食，他不仅拒绝，而且训斥了人家一顿。这为他后来成为“运动员”埋下了伏笔，文革开始后，他多次进“学习班”学习改造，才“认清了形势”，“思想觉悟大有提高”。
四、严厉的父亲、慈祥的父亲 我刚刚懂事的时候，觉得父亲很严厉，有点怕他。父亲在家里说一不二，无人敢违背他。小时候感觉他有些不讲理，我和弟弟没少挨他的巴掌或鞋底子。有一次，我和二姐发生争执，二姐长我5岁，明明是她欺负我，我委曲的哭了，父亲回来后不问青红皂白反倒把我抽了若干鞋底子。说来也怪，我们这些不知挨过他多少鞋底子的儿女，懂事后却没有一个对他有报怨，反而个个孝顺。我们家以前每顿吃饭时都是以父亲为中心，几个儿子和众多孙子围在周围。那时几乎没有什么菜，只是碗里有饭，偶尔有一碟凉拌萝卜丝放在中间。虽然清贫，但却其乐融融。 父亲一生节俭，从不浪费一粒粮食。这是由于父亲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土中刨食，知道每一粒粮食得来的艰辛。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父亲对粮食的感情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有时给队上铡麦草（麦秸），铡到麦草垛底子时，会有一些夹杂在麦草中的麦粒露出来，父亲会把这些麦粒收集簸干净带回家。有时父亲上街赶集回来，手里攥着一块煤炭圪垯，是有人从架子车上掉落的。在家里吃饭时，如果哪个孩子掉落了一块馒头渣，父亲看见就会厉声呵斥：“捡起来！”如果掉得比较多，则会有一句：“你的孽罐罐满了！”（可以理解为“你作孽呀！”）有时还会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有一次吃晚饭，他自己掉了一小块馒头渣，就端着煤油灯在地上仔细寻找；由于那块馒头渣实在太小，光线又暗，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 父亲对儿女很严厉，但对孙子们却很宽容。父亲睡的土炕，不知被他的孙子及重孙跳塌了多少次。一方面可能是中国人传统的“隔辈亲”，另一方面可能也是随着年纪慢慢变老，脾气越来越好。对重孙辈更是亲的不得了，对他的大重孙一直称“老大”，不叫小名。当然，孩子们对他的感情也极为深厚。父亲去世后，大重孙不吃不喝在炕上躺了好几天。孩子太小，最初以为他太爷睡着了，不怎么在意，后来看到他太爷被装殓进棺材里，他想不通了，“为啥把我爸爷（太爷）放到那个（棺材）里头？”
五、乐观的父亲 父亲一生坎坷，磨练出了坚强的性格。一旦有事，他从不发愁，从不唉声叹气，反而饭量增加。用他的话说：吃饱了再弄事。每次接到参加“学习班”的通知，父亲都愉快地做准备。二姐有些伤心，我有些气愤，但父亲说，在学习班“活轻管待好”，不用干重活，照常记工分，每天还有两毛钱的伙食补助，有什么不高兴的？参加“学习班”的大都是本公社的名人，有旧军队的高级军官，有解放前的国民党员，有旧政府的职员。父亲什么都不是，他只是当过一届“乡民代表”，根本算不上“阶级敌人”。他的“乡民代表会”本身是为了限制伪乡长的权力而设立的进步组织，相当于现在的乡镇人大，“乡民代表会”主席是一位地下党员，解放后担任过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最后从西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的职位上离休了。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对父亲遭受不公正待遇都愤愤不平，父亲却乐观面对。 我们家由于小伙子较多，饭量都比较大，粮食经常不够吃，每年到青黄不接的时节都要到处去借粮。但我从未见过父亲为此发愁。他骑上自行车到处去找他的老朋友，有的老朋友多年没有走动过，为了全家人的生存，也冒昧去造访。最初还真能借到，但后来不行了，因为缺粮已经不是一家一户一村一队的个别现象，我们整个青化公社没有几个富足的生产队了。“青化受表扬，到京当来借粮”，这是京当公社的人讽刺我们公社的顺口溜。原因是我们青化公社的领导会吹牛，经常受表扬，而京当公社的领导不会吹，但京当的社员家里都比较盈实。再后来，原来比较富足的京当人，也逐渐无粮可出借了。 我们家的阶级成份是“富裕中农”，可见以前的日子还是不错的。过去形容不思进取的中农“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家是“富裕中农”，自然要比一般中农更富裕一些。地虽然没有三十亩，但牛却有两头，外加一头驴。我是1955年出生的，这一年是农村合作化如火如荼的年代，我家把牛和驴以及大车等大件生产资料全都入了社，所以“富裕中农”生活我是无从享受的，但“富裕中农”约等于富农，富农的政治待遇我是享受足了的。我家过去有三副楼板（关中西府的房子叫“偏厦”，房顶朝一边倾斜，属“陕西八大怪”之一，在火炕上方架五根原木称为“楼条”，楼条上用木板搭建阁楼），如果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民主补课”时被补定为“地主”成份，那几副楼板也许早就保不住了。到1975年冬天，父亲和爷爷创下的家业实在不能维持原状了，父亲决定卖掉一副楼板。我和父亲用架子车分几次拉着楼条和楼板送到镇上的商店去，父亲的老朋友老爨叔帮忙找买家给卖了。我知道父亲心里很苦，但他却装作没事一样，怕影响我们的情绪。
六、进步的父亲 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识文断字。解放前他做一点小买卖，镇上逢集时摆地摊，“背集”（不逢集）时干地里的活或者挑货郎担转乡。做买卖最初还是赚了一些钱，据说，有一年给爷爷过寿，附近的乡邻都来祝贺，由于客人超过预期，把准备的面条吃光，父亲让人到青化镇上抬锅盔（麦面烙的硬面大饼，又酥又香，也是“陕西八大怪”之一），由此可见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错。正因为父亲有点钱就漏富，所以被土匪盯上，两次遭到抢劫，血本无归。据说，土匪的线人就在本村，父亲刚进了货他们就知道了。但土匪们很钦佩父亲，只抢货物，不伤害他和家人。事后一位土匪在别人面前称赞父亲：“是条汉子！”原因是土匪在我家抢劫时首先绑了父亲，接着要绑爷爷，父亲给土匪讲：东西随便拿，不要难为老人和婆娘娃娃。再后来，物价飞涨，做小买卖根本赚不了钱。生活的艰辛使父亲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日益感到不满。 父亲在青化镇上的摊位旁边有两位老乡摆摊卖辣椒，其中一位成了我哥的岳父，另一位是个老地下党员。这位老党员后来在县上担任财贸部长、工业局长、检察院长等职，与父亲私交很好。受他的影响，父亲慢慢地接受新思想，逐渐向共产党靠拢，并且为组织做一些事情。这在当时要冒很大风险的，但父亲认准的事情就义无反顾地去做。父亲当时认识的共产党员有邱※※、崔※※、巨※※、巨※※等，还有一位大人物王宏谋（化名老田）。可以说，父亲在解放前就是未加入组织的先进分子。 解放后，父亲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忠实信徒。在合作化进程中，父亲带头入社，把牛、驴和大车等大件生产资料全都交了公。生产队办食堂，又把家里的粮食全部交公。 在1955年，邻村邱家的合作化进程缓慢，还有“一贯道”在活动。当父亲听说他的一位朋友加入了“一贯道”，还是骨干分子，他立刻找到那人，晓以利害，劝其自首。那人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到县公安局去自首，交待了问题，得到了宽大处理，免除了牢狱之灾。那人后来对父亲感激万分，成了莫逆之交。 “文革”之后，父亲终于扬眉吐气，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父亲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决拥护，对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念念不忘。他经常教育我们，要珍惜今天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不要被一些眼前利益所迷惑。
七、热心的父亲 父亲是个热心人，别人有困难，只要有求于他，他绝无二话，因此他有为数众多的朋友，其中不乏患难之交。 父亲喜欢帮人介绍对象。在我的记忆中，有不少介绍成功的，但其中的艰辛可能外人是无法想象的。有三个例子我记得很清楚。 第一个是把本队的一个姑娘介绍给邻村的小伙子。姑娘的父亲与我父亲关系不错，小伙子的父亲与我父亲更是好朋友，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几乎没有什么岔子。但有一天晚上，父亲到小伙子家里说事，回来时因天太黑看不清路把脚腕崴了，肿得老高，经我们附近的骨科名医巨培贵先生治疗，在家躺了近一个月才好了。 第二个是给两个邻村的年轻人介绍对象，小伙子的父亲就是当年听从父亲劝告去自首的那位朋友，他们家是地主成份。地主成份的小伙子那时找对象很难。姑娘的父亲是一位很会算计的精明人。地主成份的男方家长为了给儿子娶媳妇，愿意付出较多彩礼；但女方家长却屡出难题，要这要那，最后逼得男方家长跳了起来，不干了！父亲又像当年劝他去自首时一样，苦口婆心，陈以利害，劝他为了儿子再多受一些委曲。这位叔叔在父亲和哥哥的劝说下，同意再次让步，终于成全了儿子的婚事。这对年轻人结婚后，幸福美满，媳妇不仅吃苦耐劳，干完地里的再干家里的，而且孝敬公婆，孝敬爷爷。这位叔叔过后一提起儿子的婚事，高兴得简直合不拢嘴，一再感谢父亲又给他帮了一次大忙。 第三个又是把本队的一个姑娘介绍给邻村的小伙子，姑娘的父亲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小伙子的哥哥是我父亲的干儿子。经我父亲介绍后，两人很快就好上了。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姑娘不愿意了。父亲两头做工作，终于做通了，两人重归于好。就在人们庆幸之时，小伙子患上了糖尿病。在1970s年代的陕西农村，这个病无疑是不治之症。眼看小伙子康复无望，家长们商量让两人分手。谁也没有料到，劝情侣分手比让两人和好的难度大了好多倍。并不是说两人的感情多么深厚，而是双方家长在退彩礼多少的问题上分歧严重。父亲又是两头做工作，最终在吵闹中达成一致，艰难分手。
八、崇尚教育的父亲 父亲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对读书人非常敬重，对教育事业非常敬重。我小时候，听说父亲是村小学的“校董”。后来知道村小学就是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听说当年为了申请办小学的批文，父亲几乎跑断了腿。父亲对村小学教师的敬重和他与村小学教师的关系之密切使人难以忘怀。学校订的报纸一到学校，老师先让父亲阅读；老师吃派饭，在我家吃的次数最多；学校放寒暑假，老师将被褥寄放在我家。我从父亲口中知道村小学历任老师的姓名：杨喜烱，巨志明，于生财，王全泰，李玉勤，等等。其中巨志明还是地下党工作者，解放后在县武装部供职，身上的武装带都带岔（军官）。后来因犯错误回乡务农，有很好的油油漆绘画手艺，与父亲终生为友。杨喜烱老先生教了几十年书，晚年成了一名阴阳先生，与父亲交往终生。于生财一家人曾经在我家住过很长时间，两家人如同一家人，其中一个女儿与二姐关系尤为密切。我后来上学时的老师孙承继、杜秉岐，与我们家的关系更非一般。 父亲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父亲敬重教育，也许源于他的“先生梦”。据父亲讲，以前逃难到甘肃，遇见一位算卦先生对他说：“你们家将会出一个先生。”父亲心里很高兴，也一直为培养一位先生而努力。 他先是寄希望于哥哥。哥哥天资聪明，五岁就跟着杨喜烱老师读书，从小练习毛笔字，正楷字写的像印刷体一样。1958年考上了益店中学（初中），正是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年代。哥哥经历了极端的饥饿，上山背铁矿石，下河捞铁砂，终于在1961年在最困难的时期初中毕业。此后哥哥实在不愿继续读高中，想要参军能吃饱肚子。但父亲因为哥哥是长子，不愿让他当兵。哥哥当时在农村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回队后先当了一年的生产队会计，后来决定跟着父亲的朋友学木匠。他把中学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木工实践中，几年之后成了老家方近达远有名的木匠。哥哥在学木匠的过程中也是兼收并蓄，与时俱进。他先跟师父学的是“车木匠”（打造大车），随着大车活计日益减少，就逐渐成了“嫁妆木匠”（做家具）。再后来不但做家具，而且盖房子，盖房子本来是“房木匠”的本行。盖房子最初是土木结构，后来是砖土木结构，再后来是砖木结构。1976年生产队盖仓库时，哥哥边学边干，研究大梁结构和砖缝图案，盖出了既坚固结实又美观大方的粮仓。 大姐更是聪明好学，父亲经常用大姐的一段作文来称赞大姐，同时也是督促我和弟弟：“我虽然学习不好，但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大姐在青化北庙高小读书时，经常吃不饱饭，有时甚至没有饭吃。但大姐成绩优异，表现突出，深得大队辅导员郑绪兰老师的喜爱，还在鼓号队担任一号铜鼓鼓手。每次全公社小学生的活动，我都能看到大姐在队伍最前面胸前挂着一面大铜鼓，挥舞着大号的鼓锤，引领着后面的小鼓和铜号，非常神气。1961年大姐考上了益店中学（初中），学习成绩依然优异。但遗憾的是，大姐只在初中上了一个学期，就辍学了。原因之一是大姐夫与哥哥同时毕业，家里催着结婚；原因之二则是父亲重男轻女，没有像支持哥哥一样支持大姐读书。益店中学的老师好几次到家里来做父亲的工作，但父亲始终不改口。就这样，大姐在1963年春节前农历腊月29那天出嫁了。后来，每当父亲背诵大姐的作文时，我们都埋怨他为什么不让大姐继续读书，否则我们家也许会出一位女科学家、女院士。终于有一次父亲向我说出了他的苦衷：父亲收了大姐婆家的彩礼，如果大姐继续上学，这门亲事就要吹，家里实在拿不出退彩礼的钱。 二姐也是非常聪明好学的，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她上四年级，写字和算算术都是二姐辅导的。但她更爱干活。家族中有位大妈告诉二姐：女孩子念书没用，学好女工才是正经本事。二姐对此深信不疑，一心学习针线本领。母亲不让她学针线，她就到村子里别人家去学习纺线、织布、绣花。因此二姐只读到初小四年级就参加队上的劳动了。 弟弟比我小两岁半，1971年上了青化公社第二中学，两年的初中学习过程，大部分时间停课学农、学工、学军，文化课被严重干扰。公社领导经常下令让这些尚不懂事的学生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例如，青化街农历10月23日的传统庙会，四面八方的农民都按照传统日期和传统方式进行商品交易，公社领导极左思想严重，不让办庙会，让民兵去驱赶赶庙会的乡亲，民兵不够，就让二中的学生去牲口市上解大牲口的缰绳，让牛马驴乱跑乱窜；1972年春节前，水利工地上全部停工，民工都回家准备过年，但公社书记陈※※不让大家过年，要求在春节前再来一次“水利工地大上劳”。社员们都不愿去，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也有抵触情绪，公社书记就下令让初中学生上水利工地。弟弟当时刚满14岁，尚未成年，但受公社领导的煽动蛊惑，热情高涨，跃跃欲试，家人拦都拦不住。1973年，弟弟初中毕业，学校领导杨※※坚决不推荐他上高中，只好回队务农。弟弟心灵手巧，学什么会什么，在学校学电工，吊灯线时打的结很漂亮，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他后来跟哥哥学了木匠，活也做的很漂亮。 我初小毕业是1965年，暑假过后上了高小。1966年6月份夏收过后，“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影响到我们学校了。1967年高小毕业时，公办中学已经停办，我的初中先是在大队小学上，没有中学老师，就让小学老师上课。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大队有一位从宝鸡长寿中学（后来改称宝鸡中学）高中毕业的杜强老师给我们代课，他教我们代数和物理，化学是另一位老师代的。我们没有初中课本（全国的学生那时都没有课本），杜强老师跑了一趟宝鸡，到新华书店的仓库里找到了一些文革前的初中数理化课本。这可是宝贝！也许我们当时是全国唯一有课本的初中生。1968年冬天，杜强老师参军，我们又没了老师。大队领导后来与公社领导联系，把我们班十几个同学转到青化公社中学。到了公社中学，我们的数学课学习生产队会计账，代数课因此中断，几何根本没学。那时候，全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因此小学学制成了五年，初中只上两年。两年之后，没有毕业考试，我们就毕业了。我们初中毕业时是1969年夏天，那时没有高中，我只好回队上参加劳动。1969年秋天，当时担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武志忠老师倡导在公社中学办一个高中班，学生由各大队推荐。二姐找大队领导给我开了一份推荐信，我就在公社中学上了高中班（当时称八年级）。到学校报到之后，武志忠老师看到各大队推荐来的学生人数较多，一个班容纳有困难，就让小学1966届以前的毕业生留下，1967届的下到七年级（初中二年级）去。我是1967届的小学毕业生，就自觉到七年级一班插班，班主任是傅耀林老师。在七年级待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八年级学的课程我可以跟上，又去找武志忠老师申请回到八年级。武老师最初没有答应，后来在傅耀林、傅秉哲、武新洲等老师的推荐下，我又回到八年级跟班上课。至此，我成了一名“高中生”。1970年，全国恢复高中教育，我们班按照高二年级被全盘端进了县办高中――益店高级中学，成了“71级”高中生。据后来了解，全国在1969年办高中班的仅青化公社中学一处，我们班同学也成了全国唯一的在1971年毕业的高中生。1971年7月份，我从益店高中毕业，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农民生活。说实在的，我们只是名义上的高中毕业生，也就相当于文革前的初中生水平，语文水平甚至远远不如文革前的初中生。 父亲对孙辈的教育也十分上心。四侄子天资聪明，学习从不费劲，小时候得了不少奖状。父亲很是疼爱，一直称他为“四先生”。但性格外向，好打抱不平，难免惹事生非，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了。这件事成了父亲的心病。后来四侄子上了陕西师范大学自学考试中文专业，父亲才放心了，逢人便说：“建虎到底（终于）上学了”。
九、父亲的“先生梦” 1972年，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招生。当时的条件是高中毕业生要在生产一线劳动锻炼至少两年，表达突出，由大队和公社推荐；经过文化考试后，再由高校录取。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从县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专程来到家里告诉父亲，让我早做准备积极应考。父亲很是高兴。那年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尼克松访华，父亲听到广播里开始播送《中美上海联合公报》，赶紧喊我快做笔记。由于家族成份偏高，父亲又不愿求人，所以推荐根本没有我的份。后来由于我本人得罪干部太深，政治地位下降到极点，就不再指望上大学了。七年的重体力劳动，我被改造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心中的大学梦也早就熄灭。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的心中又燃起了上大学的火苗。由于离开学校太久，手太生，第一年高考失利，名落松山。我心有不甘，以前推荐没有咱的份，现在公平竞争，考不上就是活该。1978年春节期间，我最要好的同学傅永杰来家里看望，想要劝说父亲支持我继续复习准备再考。结果父亲的话令他有些吃惊：不管能否考上，只要能进一次考场，就已经很荣光了。永杰告诉我，有这么开通的父亲真是咱的福份。1978年春天，我被队长指派给队上的砖瓦窑做瓦坯，我带了两个徒弟，每天干半天的劳动，半天学习。终于在1978年10月16日迈进了陕西师范大学的校门，圆了我的大学梦，也圆了父亲的“先生梦”。 事后父亲对家人说，当年在甘肃那位算卦先生说的话，在心里埋藏了几十年，没想到我家的“先生”从这里出来了。此后，我家又连续出了几位先生，大外甥宝鸡师范学院毕业教高中，三侄子和侄媳凤翔师范学校毕业先教小学后教初中，还有几位亲戚的孩子也教中学或小学。有一年春节在一块聚会，家里聚集了大中小学教师共七人。
十、父亲的开心事 父亲性格开朗，自然开心事就多。但有一件事他在我面前多次提到，头一次放假回家，父亲给我说这件事，再一次放假回家，父亲又给我说这件事。在我记忆中，他说了不止三四次。那就是“我把董※※骂了一顿！” 董※※以前是公社的大干部，我权且称他为“董大人”，下乡住队时曾两次住在我家，与父亲虽无深交，但关系还不错。1974年秋天，由于我本人的原因（我那年春天被县上来的工作队指派清查队干部的贪污账，结果头破血流），父亲被冠以“漏划富农分子教唆儿子迫害老干部”的罪名接受全公社社员大会的批判。父亲早早就来到大会会场，但不知该到什么地方，正在犹豫时，董大人出现了，对父亲一声呵斥：“到台子后面去！”至此，父亲对董大人彻底失望了。以前总以为他是非不明，认识模糊，但还不坏，这时父亲才清楚地认识到董大人与那些贪污分子是一伙的，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过了几年，董大人退休了，也要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赶集买菜。 父亲晚年由于身体不好，到集上去的次数逐渐减少。后来每个月去一次，先剃头理发，然后与几位老朋友蹲在商店的过道上海阔天空地神聊。有一次正聊到兴头上，董大人过来了，那时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神气，而且有些猥琐。他径直走到父亲跟前，问候一声：“老于你也赶集来了？”父亲装作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继续与老伙伴们聊天。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也是嫂子的大舅）对父亲说：“那个人问候你呢！”父亲回了一句：“我不认识这个王八蛋！”（父亲当时的话更难听一些，恕我为尊者讳。）董大人听了之后立刻转身灰溜溜地急匆匆地走了。父亲那个开心啊！多年积压在胸中的愤怒和屈辱终于得以释放。 我非常理解父亲那时的心情，就像北京人在粉碎“四人帮”后走上街头狂欢的心情一样。父亲一生追求进步，为党工作过，为了乡村教育做过贡献。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希望过一个老百姓平平常常的生活。但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经常有飞来横祸降临，甚至于不敢生病。有一年春天，父亲患重感冒，在家躺了好几天，感觉好一点了，出来转转。门前就是自留地，在地里走了几步发现草比较多，农民的本能驱使他蹲下拔了几颗草。这时大队年轻的副书记和副主任过来质问：“你锄自留地呢？”父亲回答说：“我这几天感冒了……”，话还没说完，副书记就呛了一句：“要害病就害你的病，但锄自留地不行！”父亲拖着病弱的身体，手里也没有锄地的工具，但干部们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大会小会乱批一通。 十一、后记 虽然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但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高大的，他的人格是伟大的。想写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是我从去年就萌发的愿望。退休之前，总静不下心来。最近在深圳没事可干的时候就写几个字，原打算写一万字，现在字数差不多了，但总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没有写出来。先写到这里吧，以后想起来再说。(2015/6/）  作者简介：
于澄洁，1955年生，岐山县青化镇人，23岁之前在老家务农，1982年7月从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先后供职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和西安石油大学图书馆，2015年退休。身居西安，心系老家岐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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