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不会想到，一次关于南郊赏赐的讨论，会让他最为中意的两个大臣吵得面红耳赤。
所谓“南郊赏赐”，是宋朝的一种惯例性赏赐。宋朝皇帝每三年都要到南郊进行一次祭祀活动，郊祭之后，皇帝要给官员和军队一定的赏赐。当然，对朝廷而言，这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但是，当时宋朝的财政状况已经非常紧张了。几年内，刚经历过两个皇帝的丧礼不说，新近北方不少地区又遭遇了水灾。
赵地主家已经没有多少余粮了！
正因为朝廷缺钱，这次赏赐方案中，赏金打了个大折扣。过去，宰执大臣每人最高可得银、绢、钱八千（两、匹、贯），而这回一共才赏两万，其中宰相三千，其余人不到一千。
鉴于朝廷实在太穷，宰相曾公亮等执政大臣联合上了一道奏疏，意思目前国家实在经济困难，这回给我们宰执们的南郊赏赐也不用打折了，干脆就全免了吧。
大臣们体谅朝廷，带头辞掉赏赐，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可问题远没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在君主看来，给近臣赏赐是国家的体面所系，不能这么草率的决定。于是，赵顼把曾公亮等人的奏疏交给学士院，由翰林学士进行讨论，并拟出一个答复。
学士院里讨论结果出来，只有司马光一个人赞成免去对宰执大臣的赏赐，其他人都认为不应免去。
司马光有这个态度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从来都是倡导勤俭节约的积极分子。就在治平元年的时候，朝廷要把仁宗遗物赐给近臣（其实也是一种物质赏赐），司马光就表示要把自己应得的一千余贯捐出去，并且倡议宰执等高官也带头捐献，只可惜，那次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响应。现在，宰执们主动要提出辞免赏赐，难道还不该赞成鼓励吗？
司马光觉为宰执们思想觉悟的提高而欢欣鼓舞，还特地写了份折子，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大意是：君子尚义，小人重利。在裁减用度上，就应该从上开始。
为了防止因为裁减赏赐而显得君主刻薄，司马光在奏疏里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减半赐予。即对文臣、武臣、宗室、内臣（宦官）划定一个级别标准，在既定赏赐额度的基础上，对较高级别的人员赏赐减半，其余的一概不减。
这是一个符合儒家精神的完美方案，臣子们主动体谅君主的难处，要求免去赏赐，君主开明大度，最后予以减半赏赐。
这个方案，非常理想化，非常司马光。
看了司马光的奏疏后，赵顼决定召集翰林学士们再次讨论南郊赏赐事宜。
熙宁元年（1068）八月，延和殿内，赵顼召集三名翰林学士商议是否该准许宰执们辞免赏赐。
三个学士，除了王安石和司马光，还有一位叫王珪。
王珪，字禹玉，成都人。王珪本是王安石的同榜进士，名列第二，本来王安石被取消状元头衔后，他应该可以顶替上去，只因父亲是朝廷官员，所以只好继续屈居榜眼。
王珪的性格和王安石、司马光截然不同，是个出了名的好好先生，做官信奉“没有观点就是最好的观点”。王珪的戏份并不多，在我们的故事中，他只能是一个小小的龙套。不过他有两个很出名的后代，我们不妨交代一下：他有个外孙女，是宋朝词坛重量级人物，叫李清照；他还有一个孙女，被人铸成铜像天天受人唾骂，只因她嫁了个更有名的人，叫秦桧。
王珪的家事属于题外话，我们下回再说，接着还是看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辩论大赛。
辩论开始，正方司马光率先发言：“裁减用度，应该从权贵开始，可以准许二府大臣（即宰执大臣）辞免赏赐。”
反方王安石立刻驳斥：“二府大臣的南郊赏赐，明明花不了几个钱，却吝惜不给，省下这几个小钱，不足以让国家富裕，只会白白损伤我大宋体面。当年唐朝的常衮推辞堂馔（御厨为宰相专供的膳食），现在我们的宰执要推辞南郊赏赐，和这种情况差不多。况且国家财用不足，不是如今最紧要的事情（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
王安石口中的常衮，是唐代宗时期的宰相，当时的宰相可以享受由御厨烹制的精美膳食，常衮觉得浪费，主动推辞了这份待遇。结果，当时舆论却并没有看好他的这一做法，反而认为宰相应该做好分内的大事，而不是纠结于一餐饭的事情，如果觉得自己干不好宰相，还不如辞职。
平心而论，王安石拿常衮来类比也不恰当，常衮被人讥讽，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在身为宰相却碌碌无为，人家也就是借机说事。只是，此时的王安石正急于推出他“理财生财”的观念，故作惊人之语。
司马光抓住王安石的话头，马上接下去：“常衮辞去待遇，总比拿着待遇却尸位素餐的人好。国家财用不足是目前最紧要的事情，介甫肯定说得不对嘛！”
王安石正等着司马光的质疑，连忙接茬：“国用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回击：“什么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想尽办法搜刮民财罢了。百姓贫穷了就会聚集成盗匪，这对国家来说可不是幸事。”
听了司马光的话，王安石说出了他心目中的核心观点：“善于理财的人，可以让国家富饶，而百姓却不增添负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完全不能认同王安石的话，气得连语速都加快了：“天地所产生的财物，是一个定数，他不在民间，就在朝廷。譬如天降雨水吧，夏天涝了秋天就必定要干旱！百姓不增添负担而国家富饶？哪有这样的好事？只不过巧取豪夺百姓的利益而已，它的危害肯定比增加赋税更厉害！”
王安石也不嘴软：“天地所生的财物并没有定数，只要制定合理的法规制度，采取正确的措施，就可以推动生产发展，多出产财物，完全可以做到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却不增加赋税！”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再看两人的这次交锋，我们肯定会认识到王安石的言论更富有前瞻性，社会财富当然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否则何来生产发展，财富增值一说？即便当时没有现代社会那样快速的科技革新，生产力还是可以通过制度安排、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技术运用等因素来取得进步。
不过，当时能像王安石一样看待问题的人毕竟是少数。
司马光顿了顿，接着气咻咻地说：“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写得明明白白！”
司马光直接把王安石比成了桑弘羊。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一个人物，他通过将铸币权收归朝廷、实行盐铁专卖、收取工商税、高消费税、组织军队屯边等方式开拓西汉朝廷财赋来源，为汉武帝几次征伐匈奴提供物质保障。而后世的很多正统文人都把他看成一个只会敛财的小人，并把汉武帝后期民生凋敝的责任归咎于他聚敛太过。
杠到这个程度，王安石也不示弱：“摧抑兼并，接济贫困，变通天下的财物，本来就是正确的事情。后世也只有桑弘羊、刘晏（中唐时期主持经济改革的官员）能勉强符合这些要求。”
听完王安石的话，司马光更愤怒了：“汉武帝末年国家民变蜂起，朝廷派绣衣使者到处抓捕，百姓还不是因为穷困而起来造反了？”
汉武帝穷兵黩武造成的民生衰败，都该由桑弘羊来背锅吗？这问题就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了，眼看司马光把眼前的问题谈成了一千多年前的问题。王安石觉得实在有些扯偏了，连忙调转话头，继续谈宰执辞赏的问题，
王安石举了一个本朝的例子：“太祖的时候，赵普等人为当宰相，赏赐动不动就以万计，这次数量不过三千，哪里算多呢？”
司马光决定一杠到底：“赵普等运筹帷幄，平定各个割据政权，赏他几万钱财，不应该吗？但现在的二府大臣参与祭祀，不过禀报一下，端洗脸水（办沃盥），递一根毛巾（奉帨巾），有什么功劳啊，能和赵普相提评论？”
从逻辑上说，司马光的这通反驳有点偷换感念的嫌疑，论证赏赐赵普万钱时，以他一生的功绩来对比，而论证现在的二府大臣，却用参与郊祭时参与的礼仪活动来对比，这显然又是两回事。毕竟，现在的二府大臣平时也要上班嘛。
就这样，司马光和王安石你一言我一语地激烈交锋，谁都不肯想让，直把皇帝赵顼和同事王珪当成了摆设。
在此前的交往中，司马光和王安石也经常产生观点上的分歧，但那只限于对某段经义、某句诗文的不同理解，双方的争论都只在学术范围之内。而现在，涉及到朝廷施政方向、政治决策，以两人的性格，自然谁都不肯相让。
司马光也开始意识到，王安石一旦获得大用，势必会让朝廷的决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他绝对无法接受和容忍的。
延和殿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赵顼成了最没有存在感的皇帝，从头到尾只能静静地听着两位宠臣的争论，连插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还是会来事的王珪出面叫停了：“嗯，大家都别吵了，君实说裁减用度，有道理；介甫说有伤国体，也有道理，都别争了，还是请陛下定夺吧。”
王珪狠狠地和了一把稀泥，把问题又还给了皇上。
赵顼感觉双方都争成这样了，驳了谁的面子都不好，和了一把更高级的稀泥：“朕意与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翻译一下：我的意见和司马光一样，这次暂且以不允许辞去郊赐作答吧。
同意司马光的意见，又说这回暂时按王安石的意见批复。
这个浑水搅得，连王珪都不得不佩服。
既然皇上发话了，学士院就照这个意思去拟旨吧。恰好，那天是王安石当值。王安石大笔一挥动，一篇措辞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诏书就出来了。
诏书里说了，“关于理财的工作，还有很多要作，你们不去认真思考，反而只想着贬损一点个人待遇，只会伤了国体，也不符合朕的心意（理财之义，怠有可思，此不之图而务自损，只伤国体，未协朕心）。”
宰执们收到这样的诏书，哪里还敢再辞，立刻表示乖乖接受。当然了，天底下哪有老板发钱却不要的员工，人家才没有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人那么纠结呢。
经过这次激烈的交锋后，王安石和司马光友谊的小船算是彻底翻了。
从此，两个无话不谈的朋友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敌人，开启了长达十多年的争斗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