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高粱河的车神：雍熙北伐

宋太祖死于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终年五十岁，在位十七年，先后使用过三个年号即建隆、乾德、开宝，其陵墓叫永昌陵。继承太祖皇位的是他的弟弟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改名赵炅。 宋太宗继位后，急于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不世之功。这既能够提高个人威信，又表明自己没有忘记太祖遗志，还可以转移人们视线，不要再去说三道四，议论什么“烛影斧声”。 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国王钱俶、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在宋朝强大的军事威力震慑下，先后来到开封朝见太宗。陈洪进势孤力薄，主动将他管辖的漳、泉二州十四县拱手献与朝廷。随后，钱俶被迫把吴越管辖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全部献出，南方的割据局面至此告终。 

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宋太宗与曹彬商议出征北汉，赓即将潘美任命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派遣大将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率军从东南西北四面围攻太原，并亲自出征。当年三月，辽朝发兵援救北汉，太宗早已派出大将郭进带兵驻守石岭关（在今山西忻州南），事先占据险要地势，辽朝援军被郭进击败于关下。宋军围攻太原，矢石交下如雨，北汉臣僚或出城投降，或落荒逃走。五月，刘继元被迫上表求降，太宗照准。北宋接管北汉原辖十州一军四十一县，太宗依例下诏减免税赋。于是五代十国中的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被消灭。 经过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三代人长达二十六年之久的努力，统一战争告一段落，五代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终于结束。但宋朝统一规模较小，远非汉朝、唐朝可比，只是汉族居住区的基本统一。即使是汉族居住区，也并未全部并入宋朝版图，如陕北、陇东由党项贵族管辖，燕云地区仍属于契丹贵族统治区。于是为了转移国内对自己的矛头也为了体现自己的英明神武，赵光义决心北伐燕云，收复故土。

一、高粱河之战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五月，在平北汉后，赵光义在事前无准备的情况下，企图柔胜立即转取幽蓟。诸将多以师疲饷匮，皆不欲行，而赵光义偏听崔翰的怂恿，认为乘此破竹之势，取幽州甚易，时不可失。于是决计在镇州集中兵力，立即进攻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六月十三日，部队尚未全部进到集中地，赵光义就迫不及待地命宋军自镇州北进。十九日进入辽境金台顿(今河北保定市)，翌日辽暖沟关(河北涿县西南)刺史以城降，并击败辽北院大王耶律希达部于沙河(今河北易县南的易水)。宋军继续北进，辽南院大王耶律色珍部控制了得胜口(今北京市吕平北)，宋军先胜后败，稍退。辽深州判官刘厚德以城降，宋军进到幽州城南。廿六 日宋以宋渥、崔彦进、刘遇、孟玄喆领兵四面攻城，辽将多降。七月辽顺州(北京市顺义)、蓟州(今同名)皆降，幽州形势危急。但是，辽南京留守韩德让和职律学古能在危急中安定人必，整修守备以待援军。宋师一部虽曾一度乘夜登上城垣，亦被击退。这时辽耶律色珍和希达等部在清沙河(今北京市昌平境)北面，为幽州声援。辽于六月末并发五院军，以耶律沙和休格等率领，进援幽州。七月初六日，耶律沙援军到达幽州与宋军战于高梁河(北京市西直门外)，耶律沙军少郤将退;入夜，耶律休格骑兵赶到，士卒手持两个火把，宋军惶惑，休格与原集结在清沙河以北的耶律色珍等部分左右奥夹击末军，幽州城内耶律学古也开城出击。宋军大败，死万余人，辽军乘胜追至深州，宋丧失资粮军械甚多。

高梁河之战，赵光义被河东之战胜利冲昏头脑，战略决策轻率，不知彼又不知己，打无准备之仗而招致失败，违背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兵法原则。契丹地广兵多，尤其骑兵见长，幽州又是一座坚城和辽南进的重要战略基地，为辽势所必守必争之地，每次宋伐北汉时尚且出兵救援，攻其南京，怎能忽视其授兵!因此，攻陶州特别需要查明辽战略预备队的动向和部署足够的阻援力量，占领得胜口等战略要地，此其一，幽州是坚城，从镇州出发，要经过攻取辽守备的外围州县的战斗，不存在出其不意奇袭取城的条件，这就必须备好充足的攻城器材，此其二。两者宋军都未准备，单凭热情盲动，所谓机不可失，不过是主观稳测，并非实在情况，不慎兵事如此，安得不败。再说宋军经过几个月河东之战，兵力已有相当消耗，封建时代招募来的职业兵，得不到打胜后例行的赏赐，士气松解是常有的，以不足的兵力和士气不高的疲兵去攻坚城、斗强敌，是不可能取胜的。即使微俸得以攻下幽州，辽后援相继来争，能否保住也成问题。赵匡胤对收复幽云问题，曾与赵普有一段对话。他把曹翰画的幽云地区形势图给赵普看，并问曹输能不能攻下这个地方。酱反问，曹翰可以攻，谁人可守?匡胤答，就让曹翰来守罢。普又问，他死了，谁来接替呢?匡胤沉默一会说，这真可谓深谋远虑了! 可见对付契丹必须作长远计划和充分战备，要预见到不是打一次战役即能解决问题的。高梁河之战，宋军由于没有周密作阻援部署，在攻城的紧要关头，敌援相继而来，造成很大的被动，被迫用攻城兵内对付援军，致使无足够兵力封闭守军的出击，反而受到辽军三面夹击大败。 

高梁河战后，契丹了解宋军的战斗力并不强大，曾几度南进。主要的有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九月，辽兵南向镇州，在满城被宋将刘廷输等合击而败还;竖年三月，宋将杨业败辽兵十万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北);十月，辽主贤自将兵围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境)，击败列阵于水南的宋军，追至莫州(今河北任丘北)还军，又次年(公元981年)五月，辽在河北、山西方面先后三路南进扰边。直到公元982年九月，辽景宗耶律贤死，圣宗耶律隆绪继位之后，对峙线上才获得短期的平静。

二、岐沟关之战高梁河败后，赵光义含耻结愤，每欲再举收复陶云，以图雪耻振威。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冬和年夏，曾两度再谋大举北征，因李昉等谏阻而罢。雍熙三年(公元986年)，知雄州贺令图等相继上言: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体用事，国人怨疾，请乘衅以取燕薊。光义信之，又发动了收复幽云的对辽战争。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契丹耶律隆绪十二岁继位，母肖绰(史称尚太后)摄政。肖绰“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 她在摄玫之初，就采取一些增强民族团结的揩施，如薄敛和量刑方面把汉人与契丹人拉平，缓和了辖区内民族间矛盾。同时任命北院大王休格为南京留守，总南面事。休格积极发展农桑，大修武备,整顿边防,多派间谍，佯言国内空虚，欺骗北宋守边将领。如贺令图父子之辈根本不了解辽真实情况，主观臆断屡请出师北征。宋参知政事李至反对，认为幽州乃战略要地，契丹的右臂，必然以全力抗争，我们的粮食和攻城器材都缺乏准备，战争没有胜利把握，应有充分准备，切谏慎重用兵。赵光义没有采纳李至的意见，甚至连宰相也没有商量，就在这年(公元986年)正月，决定兵分三路北攻。 东路军，以曹彬为主将，崔彦进为副，另一路以米信为主将，杜彦圭为副，审领十多万兵出雄州，指向幽州;中路军，以田重进为主将，出定州，攻厾飞狐(今河北涞源)、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以藩美为主将，杨业为副，出雁门，攻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襄州(今朔县东马邑镇)和应州(今山西应县)。 曹彬等出发前，赵光义对他们指示方略，“潘美之师，但令先趋云应，卿等以十余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毋贪小利而要敌。敌闻大兵至，必萃劲兵于幽州，兵既聚，则不暇为援于山后矣。” 从这段指示中可以看出赵光义的战略意图是:西路军先攻取山后诸州(新、妫、儒、武、云、应、朔、蔚、寰等州，即山西北部并连结河北西北部边地)，东路军先扬言攻幽州，持重缓行，等西路军、中路军东进会师，再合攻陶州。 辽得知宋军发动进攻后，即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当曹彬之师，同时下今征诸州兵赴授曲州;随后，以耶律色珍为山西兵马都统当田重进、潘美之师;以勤德守备平州(今河北卢龙)海岸，巩固后方，肖太后与耶律隆绪率总预备队进驻幽州，偿促诸部兵以为应援。辽的战略意图可概括为:以一部兵力对付宋中西两路，主力抗击威胁幽州最大的东路军，尔后再向山后转用兵力。 

宋各路军发动进攻后，中路军于三月破辽兵于厾飞狐南,四月攻蔚州，辽将李存璋杀其主帅举城投降。西路军三月在寰州击破辽兵后，寰、朔、应州的守将先后举城降，四月又克云州。东路军亦于三月初连克固安(今河北固安)、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十三日攻占深州。赵光义接到捷报后，对曹彬东路军进展过快，违背“持重缓行”的作战意图，深感惊讶，担心辽军戴断东路军粮道。当曹彬向深州进攻时，辽南京留守耶律休格认为，在援兵未到之前，应避免与宋决战，先采取疲意消耗宋军的方针，以小分队活动困扰宋军，并深入宋军后方伏击，断其根道。曹彬在深州十多天，因给养困难，不得已退师雄州。赵光义得报后，又认为大敌当前退军就食，甚为失策，亟命东路军不再撤退，令其:“引师缘白沟河(即拒马河)与米信军接，按兵蓄锐以张西师之势。待(潘)美等尽略山后之地，会(田)重进东下趋幽州，与彬、信合，以全师制敌。”这时曹彬部下诸将，听说中西两路军连下州县，屡战屡胜，都想邀功倖进，曹彬控制不住，于是补充粮食后，再向深州进玫，沿途受到辽耶律格林逐次的阻击,宋军且战且行,行动迟缓。时正天气炎热，途中缺水，士卒到达涿州，已经困乏不堪。这时肖太后和耶律隆绪率领的总预备队也自幽州进到驼罗口(今涿县东北五十里)，正向深州前进，准备会同耶律休格的主力钳击宋军。曹彬见形势严重，决心向西南撤退。耶律休格以全力追击，五月初三大败曹彬军于岐沟关(深县西南拒马河北)。宋军连夜溃渡拒马河南逃，被辽军追及，溺死无数。全部退至沙河北岸，正造饭时，又被辽兵追及，宋军人马自相践踏，死者过半，遗弃兵甲军资如山积，残部退到高阳(今河北高阳县)。 赵光义得知岐沟关战败后，为避免中西两路再被击破，即令中路军退驻定州，西路军退驻代州。 

六月初，辽军向西转州兵力，先后攻占了厾飞狐、蔚县、应州、襄州等地。宋西路军潘美为掩护雁门关以北人民向南撤退，在兵力对比悬殊情况下，迫令杨业领兵自代州向湖县出击。杨业孤军进攻，陷于陈家谷口(朔县南)，全军覆没。杨业盘伤被俘不屈，绝食三日而死。至此，宋王朝的军队全线溃退，再次遭到惨重的失败。 赵光义两次以收复幽云为目标对契丹的攻势作战，均告失败，不仅损失惨重，也暴露了赵宋王朝军事上的弱点，给尔后对辽作战带来被动和不利的影响。歧沟关战败后，北宋统治者由于内部矛盾逐渐加剧，以及新兴的西夏的威胁，从此结束了收复脚云对契丹的攻势，转而采敢守势战略，不再积极图谋去收复失地了。为此，把河北中部一些河流，加以疏浚沟连，使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今塘沽长达九百里的地区，遍布塘泺，筑堤储水，借以遏制契丹铁骑南犯。 辽在两次击败宋军以后，看到北宋统治者的无能，转而采取攻势，时常派骑兵南下掠夺。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和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7年)，契丹军先后大举南下，占领了宋的涿州、祁州(今河北安国)和新乐(今河北新乐东北)等池，并企图进一步直逼开封，要挟北宋作城下之盟。景德 元年(公元1004年)闰九月，辽圣宗和肖太后全力大举南下，但一入宋境，即遭到猛烈抵抗，契丹军绕道保州、定州，不克，又东攻瀛州(今河北河间)，被宋军打死打伤三万多人。其后，契丹军虽然乘隙进到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但契丹主将兰陵郡王肖达兰被射死，士气受挫，加之在其后的“河朔皆城守”，宋城池多未易手，王超所率的劲兵仍在中山，契丹有后顾之忧，因而顿兵澶州城下,不敢南渡黄河。宋真宗赵恒在辽军进巡下惊惶失措，准备南逃。以宰相寇准为首的抗战派坚决主战，把犹豫的赵恒强行护送到演州，指挥军事，宋军在皇帝临阵鼓舞下，士气高涨。契丹本就没有决胜信心，于是双方在相持中进行和议。 

赵恒只盼契丹尽快撒走，就答应送给契丹每岁银币十万两，绢帛二十万匹，契丹军撒走。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澶渊之盟”。银绡成为北宋人民长期沉重的负担!此后，契丹民族的统治者，一方面由于内部统治的不稳定，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中原人民奋勇抗战的力量，不敢再举南下。因此，在后来相互对峙的一个世纪中，宋辽大体上维持着和平状态。 北宋又一次在岐沟关败于契丹，主要原因是准备不足和情况不明。赵光义在高梁河失败话，并没有把对付契丹、修德备战放在重要日程上，却是亟谋修补失去的“明君贤主”的形象，非常失策地促成党项羌族李继迁的叛离，导致了宋夏战争，此外还不必要地对交州用兵，消耗国力，前弱了对契丹的作战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赵光义对契丹的情况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时契丹岗太后摄政，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处在复兴向上时期，对外作战也取得很好战绩，北服女真、东慑高丽，兵强马盛，其势益强。赵光义闭耳塞听，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敌情，就一用情愿地作出有机可乘的判断，不听李至谏阻，甚至不和宰相计议，就定下错误的决心，轻率用兵。对关乎国家兴衰的战争大事如此草率史亦罕见。在战略指导上，赵光义争取外线优势，三路分兵合击，南州，要求东路主力“持重缓行”，吸住辽军主力，待西路攻占山后，再三路合攻幽州的战略意图是可取的，但缺乏实现这一意图的具体措施。宋军居于战略外线，对战略目标幽州作向心合击，就必须规定各路军在分进时期避免遭受敌人各个击破的统制线，规定在没有形成合击态势之前，各路军不得单独越过此线，以免招致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但赵光义在给东路军的行动指导上只说“持承缓行”，而没有明确必须在中路西路到达一定地线后，东路军才能进出的地线。比如说，让曹彬这路战略展开于雄州、罚州之线，以一部佯攻幽州，牵制和疲敝敌人，等到西中路解决山后方面任务后转锋东向，进出到利害转换的一定地线后，东路军主力再北进合围幽州，先歼其有生力量，进扼长城各要隘，阻止契丹援军南下，然后攻取幽州城，这样取得胜利是可期的，至少不致于东路军被各个击破而全局皆输。再说贾彬由于冒进缺粮而遥回雄州时，也改善了东路军突出易遭各个击破的态势，并未违背整个战略意图，它可以吸引契丹军南下，为中西两路进攻创造有利条件，若契丹转用兵力向西，可再向燃州前出，威胁幽州，同机夺取。可懵赵光义只知强敌当前，不应撒退，不知某些失误，如能因势利导，往往也可以造成敌人的错觉，同样贯彻其原定的方针。而曹彬也没有很好理解赵光义“缘白沟河与米信军接”，待中西两路会合东出“以全师破敌”的指示，反而受诸将怂患，再次过早裹粮北进,不顾沿途遭到阻击，以寂兵二进深州。当听到契丹主力来了，又不敢就地抵抗，慌忙南撒。宋军这支十多万人的主力，就这么被来回拖垮了。曹军以步兵为主，在敌骑兵集团骤至的情况下，仓卒进行敌前退却，也是遭到惨败的重要原因。宋此次击辽，从战略计划上看也存在重大缺陷。收复幽云不仅是这两个地区的问题，宋军不可避免地还必须与契丹主力交锋，进而摧毁契丹的主力，然后才能进据长城险隘，保住幽云。这就必须用较长时间认真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储足粮食和备具军用物资;训练一支强大的纪律严明而将士协和多能善战的军队，特别是强大的骑兵部队和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以满足对付契丹骑兵和连续作战的需要，谋定而动，先胜而后求战，立足于不败之地。例如西汉时代的凶奴，比北宋初期的契丹强大得多，汉武帝所以能战胜匈奴，使“漠南无王庭”，就是靠充分作好战争准备，积蓄了充足的战备物资，特别是训练了强大的骑兵。赵光义不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又不广采谋臣有益的建议，昧于彼我情势去指导战争，安得不败。 契丹这次获得胜利的主因:一是战略方针正确，居内线态势的幽州，趁宋各路军合击之势形成之前，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其一一路，选定受威胁最大的宋军主力东路军为主要对象，在平坦开阔战场上发挥骑兵的优势，以已之长、击敌所短。二是战役指导符合整个战略方针的要求，耶律休格在援兵未到前，采取削弱和疲敞敌军的手段，断其粮道，使宋东路军陷于行动困难的苦境，赢得了调集援兵的时间，为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是耶律休格神于掌握战机，对慌乱撒退的宋东路军，实行放胆的追击，乘其溃乱，击其情归，取得追击战的重大胜利。

雍熙北伐失败后，宋太宗“推诚悔过”，提倡清静无为，不再攻打燕云。不仅如此，后来还把周世宗攻下的易州等地断送。在宋代，放弃统一云南的是太祖，放弃攻取燕云的是太宗。宋朝统一规模较小，太祖、太宗兄弟都不能辞其咎。 张齐贤在高梁河失利后提出的“安内以养外”的主张，到岐沟关战败后，得到越来越多的士大夫的赞成和支持。在这类论调的推动下，太宗制定出一条对外妥协、对内严防的方针。淳化三年（992年）八月，他对近臣讲了一段“名言”:“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在辽军不断南下的危急形势下，太宗居然把“内患”视为腹心之疾，看得比“外忧”更可怕。宋太宗所说的“内患”不但是指民众揭竿而起，还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篡位。他一生的确主要“用心”于此。太宗的这段“名言”，后来被历代统治者，称为万世之戒，奉为治道之本，于是守内虚外成为了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 

宋太宗尽管不再北伐，辽军仍然不断南下。怎么办？在士大夫中，主战者寥寥，他们为太宗出的主意不外两条，一是妥协求和，二是消极防御。从雄州东到渤海湾，水塘星罗棋布，辽朝骑兵难以施展。由顺安军（治今河北高阳县东）西至北平（即今河北顺平），地势平坦，辽朝骑兵往往从此南下。端拱年间，知横海军节度副使何承矩建议在这一地区筑堤贮水，开挖沟渠，种植水稻，实行屯田。这项建议虽然得到宋太宗赞同，但又决而不行，一拖数年。淳化四年三月，何承矩出任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屯田计划付诸实施并获得成功。此后，河北沿边稻田遍野，既起到屏障作用，又解决军粮问题。然而由于朝廷抗御辽军态度消极，辽军南下仍然无法阻止。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障碍的有无和军粮的多少，守内虚外的国策和消极防守的战略才是造成雍熙以后兵威不振的关键性原因。宋朝从此走上积弱不武的道路。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是宋朝的三大基本国策，宋太宗统治期间是宋朝基本国策形成的关键时期。守内虚外的方针开始于北伐燕云失败后，重文轻武的格局确立于太宗时。宋太宗作为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将出身的皇帝，一登上皇位，便“欲兴文教，抑武事”。雍熙北伐失败后，他厌恶谈论用兵事，片面强调文治的重要性，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 

宋太宗重文轻武的主要表现是重用文臣，压抑武将。在压抑武将方面，他主要采取四项措施。一是将从中御。前方作战的将帅由皇帝直接支配，严加控制，甚至由太宗向将帅预授阵图。将帅必须照此行军布阵，几乎丧失了战争的指挥权。太宗对于军事并不在行。按他的部署作战，很少有不失败的，雍熙北伐即是一例。北伐兵分三路，彼此不相统属，便于将从中御。端拱二年，户部郎中张洎在谈到这场战争时指出：“将从中御，兵无选锋，必败。”寥寥数语，道破了雍熙北伐失败的关键所在。至道二年攻打党项，情况与雍熙北伐相似，兵分五路，各自为战，预授阵图。战争失利后，太宗责备将帅“不能尽依方略”。其实，将帅如果敢于不按阵图行事，往往获胜。太平兴国四年的宋辽满城之战就是个实例。宋军起初按照阵图布阵，八万人马分为八阵，首尾互不相顾，处于挨打态势。将帅们眼看势在必败，都认为必须改变阵形，但恐违旨获罪。赵延进是太宗的连襟，他有恃无恐，愿独当其责。于是重新将军队分为两阵，结果辽军死者不可胜计，宋军在对辽作战中取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 二是文臣统兵。宋朝掌管军政的枢密使大多使用文臣，虽然也有某些武将出任，但难免遭到猜疑。宋太宗初年，宿将曹彬曾任此职，仅仅因为他能得将士之心，几年后便被免职。五代时期，自节镇至刺史皆用武臣，太祖虽起用文臣知州，还不普遍，特别是西北边境州郡一般仍然任用武将。太宗认为武臣大多不晓政事，准备兼用文臣。雍熙年间，进士出身的殿中侍御使柳开请求率领军队，到河北用兵之地任职，太宗让他出知宁边军（治今河北蠡县）。柳开后来又历任环州、邠州（治今陕西彬州）等边境州郡地方长官。太宗同时还把一批文臣调到军队中任职，因此宋朝人把文臣领军称为“至道故事”。此后在北方沿边地区，知州、知府通常也使用文臣。他们往往兼任安抚使、经略安抚使，有的还兼任马步军都总管，而武将则担任副都总管，受文臣节制。甚至某些地方的文臣知县也兼任兵马都监、监押。当时人说：“知州则一州之将，知县则一县之将也。” 宋太祖时，带兵出征，专用武将。太宗则另作法度，他在淳化五年八月一度把进士出身的文臣、参知政事赵昌言任命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统率各路官军，弹压王小波、李顺事变。总之，到太宗时文臣统兵的格局已经逐渐形成。 

三是宦官监军。宋太祖沿用唐朝旧制，使用宦官监军。但这一现象到太宗时才普遍起来，窦神宝、秦翰、张继能、张崇贵、韩守英等不少宦官都曾在军中担任监军。太宗在至道年间，设置一种新官职，叫走马承受公事，职位虽低，权势颇大，作为皇帝安插在军队中的耳目。其主要任务除传递军令、察访敌情、奏报战果外，就是监视军队。有时甚至由宦官代替武将，直接统率军队，如李神祐、石知颙等曾率师参加雍熙北伐，窦神宝、张崇贵等曾领军同党项作战。至于王继恩，由于促成太宗继位有功，更是备受宠信。淳化五年正月，他出任剑南两川招安使，负责率领弹压王小波、李顺事变的各路官军。尤其奇怪的是，刘承规在至道二年十一月，被任命为签书提点枢密，“凡重务一以委之，枢密使不敢专决”。他是宋朝第一个管理枢密院事务的宦官，实权超过执政大臣。 四是猜忌边将。宋太宗任用统兵官的主要标准是是否听从指挥。他说：“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武勇次之。”能征惯战的宋初十四将，到太宗初年已撤换完毕。在他们当中，屡立战功的猛将郭进死得特别凄惨。他遭到监军田钦祚的欺凌，心有不甘，太平兴国四年四月被迫上吊自杀。接替十四将镇守北方边境的将领，虽然听话，但不善战，素质明显下降。太祖给予边将的种种特殊权利，被太宗一一收回。太宗认为边将经商贸易并免征商税是与民争利，在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下诏严禁，地方财赋一律收归中央，边将不能自行支配。太宗在太平兴国六年十月，派遣官员到马仁瑀驻防的瀛州检查赋税收入，把地方上擅自留下的钱财全部收归国库。他禁止边将拥有亲兵队，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专门派遣官员到通远军（治今甘肃陇西）等地，把董遵诲等将领的亲兵队解散。据说，杨业在陈家谷之所以战败，原因之一就在于不敢置亲兵。总之，太祖时在北方边境筑成的一道牢固防线，到太宗时已百孔千疮。 宋太宗压抑武将，对赵家王朝有利，以篡夺皇位为目的的兵变不可能得逞。对社会也有好处，使分裂、动荡成为过去，内部统一、安定。可是，过分压抑武将又成为宋朝积弱不武的关键原因之一。 

武将对于他们的无权地位极其不满，宿将曹翰愤然写下《退将诗》，在太宗面前大发牢骚：“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其实，太宗对武将既压抑又宽纵，把宽纵作为对压抑的补偿。他对于武将私役士兵、克扣军饷等违法行为一般不予严加查处，对于败将通常也处分很轻。户部郎中张洎感叹：“呜呼，军政如此，孰救败亡！” 在重文轻武的气氛下，社会上有句流传很广的谚语：“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当兵在社会上被看作下贱职业，脸上手上刺着字的士兵备受歧视，士气难免低落。将帅无威严，不敢从严治军，结果军纪松弛、士兵骄惰。如岐沟关之战，士兵“万口传叫，嚣声沸动”，与乌合之众无异。而曹彬身为前线最高指挥官，不敢严加约束，“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太宗末年，军队总数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人，军事力量反而削弱，对外作战败多胜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