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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信朋友圈老唐（网名“龙王们”）写的文字中得到诱惑，也去买了一本吴中杰的《海上学人漫记》看看。这书原是三联书店“读书文丛”出的小册子，写上海及周边著名学者（复旦教授为主）的散文集；今天看来，这么充实的内容完全可以搞成一本“大书”，把照片放大，价钱至少可以卖五倍以上。我的题目用了“印象”二字，其实还不能说印象，只能算读后的“感觉”；我对此书最大的感觉，是文章写得客观、实在、得体，分寸把握得好，无玄虚，不煽情。我看了几篇后，即产生这一“感觉”，到全书看完，这主要感觉也没有发生变化。下面我会举例说明。 比较典型的，如很多人对刘大杰紧跟形势修订《中国文学发展史》颇有微词，不断讽刺、挖苦，以致否定其人品；该书中则说，刘大杰以儒法斗争为纲重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实在是够为难的”，但毕竟是“光荣的任务”，他还是去做了。又如写蒋天枢为维护陈寅恪威信（《柳如是别传》事），别的书上绘声绘色，如何怒发冲冠；这书中只说，在一个座谈会上谈到《柳如是别传》，有人不以为然，认为陈寅恪不值得化精力，“蒋先生一听到对于他所敬爱的老师有所非难，他也不想争鸣，当场即拂袖而去”。再如写同辈施昌东，说有些写施的报告文学，对两位曾与他要好的女士颇多指摘，本书（作者）以为大可不必；施结婚后，有些报刊把这段婚姻写得非常美满，致使文章落入才子佳人戏的俗套，其实与事实是很有距离的。写得很平和。 该书写胡裕树。“文革”结束时，胡先生想在业务上再干一番事业，向领导提出不再担任行政工作。系党总支同意，在上报的干部名单中去掉了他的名字。但当这个名单送到校党委时，副书记却发火了：“是谁免掉胡裕树职务的？你们去掉，我非加上去不可！”于是胡先生只好再出任副系主任，后来则是系主任。这样，他仍旧得为行政事务而忙忙碌碌。待到他真正退下来时，已经是老境催人，疾病缠身了。 他如，写吴文祺为钱玄同代过课。钱根底深，又口若悬河，吴居然代得很好；他有家学渊源，父亲是《辞通》作者朱起凤。吴上课时讲得很有见解，但不愿写出专著来供人批判。他愿意做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到老都要挂个教研室主任的名份（不让位给年轻人）。“文革”时，他也难免跟着乱了步伐，他对别人的揭发批判造成了对别人的伤害。蒋孔阳先生经常要参加很多会议，有有关的，有无关的。因为是名人，什么会都请他出席，其实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孔阳先生自己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我知道，我其实不过是一个摆设。”但是他又觉得，别人既然来请了，不去参加怕拂了人家的面子，当然更不能得罪领导。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贾植芳对世情具有洞察力，曾奉劝胡风不要卷入斗争，胡风听不进意见，陷进泥潭拔不出来；贾说胡风有忠君思想，并为此所累。吴剑岚是医道高明的教授，有一次随学生下乡劳动，结束时学生想把他提早送走，不料农民抬着病人追到轮船码头求诊，差点误船；他年轻时学过拳脚，四川袍哥很霸道，在独木桥上想撞他下水，结果反被他用巧力格下水去。朱东润虽然严格，但并不严厉；吴中杰有一次午觉睡过头，下午开会迟到，朱说“我明天送你一只闹钟，下次一定把你闹醒”，就算批评过了。几个外地爱乐者到辛丰年的老家拜访他，找市文联，没人听说过这名字（其实是老朋友），后来根据提供的信息想到“会不会是严格的笔名”，才带到严家。又，某次采访问顾易生“为何如此淡泊名利”，答“何敢说淡泊，名利谁不要，只是懒于花精力去争取罢了”；顾说发表时语气变为“不想把太多精力花费在这方面”，自嘲这是“画犬类虎”，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干似的。 此书即使写奇人，也并不过分猎奇。赵宋庆虽然“囚首垢面”，饱读诗书，但并不喜高谈阔论；他读书虽多，而不善言辞，故授课亦不讲究条理，而重触类旁通，讲文学史常会联系到物理、化学、哲学、经济学等方面。这样浮想联翩，思路开阔，本是极难得的启发式教学，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却受到批评。所以后来他索性照本宣科，有时则站在窗口看风景，让学生自行领会课文。50年代末，曾经有人问过：“在复旦中文系，谁的学问最渊博？”博学的鲍正鹤先生脱口而出：“当然是赵宋庆！”赵先生还曾在数学系开过课，一些理科教授对他很赞赏；他的英语水平很高。但直到逝世，他还是副教授。 作者对师友都是有感情的，但不为尊者讳。如写郭绍虞，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时，慕名来听者很多，阵势很为壮观。但是郭老讲课，满口苏州的口头语，“这个，这个；在咕，在咕”，总是讲不清楚，再加上声音轻微，教学效果并不好。听他的课，远不如看他的书来得带劲。他虽然是语言学家，文章也写得极其规范，但讲话却常常既不合语法，也不讲修辞。但因为他学问大，对人好，所以无损于他的威信。又如，写余上沅后期已经失却昔日的风采，战战兢兢，再也讲不好课了。一次想吃肉，家里好不容易做了红烧肉给他吃，但他将肉夹到嘴边又放回，不敢吃，说“监督小组吩咐过，不准吃肉”，他们如知道，“又要打我了”。说王欣夫中气不足，讲话很轻，而且常用苏州话说“迪格地方，注解里响有勒哈格”，学生听课提不起兴趣。赵景深因为要赶译赶写，有时难免粗疏，于是就闹出了将Milky way译为“牛奶路”的笑话；赵自己说：到复旦兼课，“不是为钱，而是为了教授这个头衔；有了教授头衔，社会地位就不同了”。 作者与戴厚英有深厚的友谊，笔下也是客观的：“文革”中使用小将冲击老将，戴是被调来参加作协大会的“小将”之一，因其能言善辩，被选作重点发言者，安排在大会上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此“小钢炮”事件也见于写钱谷融的文中，说钱先生“始终面带笑容，并不动怒”，只是对批判时“直呼其名，连'先生’的称呼也不用”不习惯而已。书中也写了戴因丈夫有外遇离婚，后与闻捷谈恋爱引起风波，闻因此自杀；戴的书在上海排了不能出，在广东、福建出版了，也只是客观对比描述，并未对上海方面进行过分非难。
书中讲到，陈子展先生傲骨铮然，对积极分子们的无理指摘，当场顶回，根本不买账，表现出一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概；刘大杰先生很爱面子，在领导小组抛出某些材料后，他觉得无颜见人，于是急得跳入黄浦，不过救起之后，也能痛加自责，终于过关；而赵景深先生呢，则很能顺应时势，对自己过去种种，深加检讨，获得了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的光荣。文章虽然写得平和，但从人物的趣闻轶事中，也颇能凸出各人的个性。 如写陈望道。望道先生不但在平和中保持了个性，而且在严肃中充满着感情。有一天，望老夫人对贾植芳先生说：“我们陈先生说，你贾先生手面大，工资怕不够开销；我们两人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贾先生说：“他如果说是资助，我是不会接受的。他叫我帮着他花钱，我当然只好收下了。”可见望道先生如何善于体贴人心。 写陈从周妻子去世、儿子在洛杉矶被刺身亡，表现得很旷达，有庄子丧妻鼓盆而歌的味道；但对中国文化建设问题，却非常执着。地铁要从徐家汇藏书楼旁边通过，为使书楼免遭损害，他大声疾呼，要求改道，领导不同意，则拍桌大怒，当场中风昏倒，以致变得不能行动，人事不知。孙大雨在学术上一向自负，曾宣称，在中国，英语和英国文学水平，除了钱钟书，谁也及不上他；复旦评级时把他定为二级教授，大为恼火。他不讲斗争策略，竟控告校系领导是反革命分子，从前任、现任党委书记，一直告到系总支副书记，名单开了十余人。他的逻辑是：自己是革命的，所以反对他即是反革命。 “文革”期间，赵景深被关在学生宿舍里，看管的学生走开了，锁上房门，把他缚在床上，适有外调者来叩门，问：里面有人吗？他答曰：没人。外调者说：你不是人吗？答：我是牛，不能开门。王中烟瘾很大，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要吸烟，被汇报上去，说他早上第一件事不学习毛著作。王中说，早上起来没洗脸，没刷牙，嘴巴不干净；用不干净的嘴巴读毛著，才是对领袖的不忠。 张世禄在政治上很谨慎，决不标新立异，无论什么问题，只要一觉得与政治有关，马上放弃自己意见。“文革”结束后，给他做的政治结论还是“历史反革命”，他也不争，签了字；但其子女不同意，提出申诉，经重新审查，才去掉这顶帽子。但一涉及学术领域，态度就硬得出奇。对于语言学界的“语法”“文法”之争，陈望道校长亲自登门拜访，希望统一提法，他就是不肯答应，说：“我的观点，我会在报纸上发表的。” 毕修勺不肯随俗，总是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比如对吴稚晖，由于政治分野，多是严厉的批判，但毕说此人有真性情，还举出具体事实来。而对于众口赞扬的文化名人，他却要说出其另一面来，颇有些煞风景。有时，即使事涉自己，他也实话实说。比如某一位女作家，友人的回忆文章中说她是贤妻良母，但他却说：她是我的情人，当初差一点要跟我跑。 本书从平实的语言中见出趣味性，即使不写人的描述也能体现。如说复旦在双反运动中创造了一天贴出40万张大字报的纪录。学校党委指令，全校师生每人当天必须写满100张大字报，“直贴得有同学端着浆糊盆就睡着了”。我的印象中，全书正文只有提及反面角色张春桥、姚文元时，才明显使用贬义词语；附录中（正文写“海上”学人，附录大概可算几个“京派”人物吧），对周作人、郭沫若未持肯定意见，但应该说也是公允的。 本书所写人物，大多是作者比较熟悉或花过精力调研的，《后记》中补叙两人，说是因了解不多难以成篇。周同庆于提“超英赶美”口号时发表意见：我们在15年时间内能赶上印度就不错了，谈什么超英赶美！冒效鲁评职称受阻，钱钟书、戈宝权写来鉴定：此人不评，还评何人！我看，凭每人这一条逸事就可以抵一篇文章了。 奇怪的是，本书的“序”（代序）写的却是北大的事，没写复旦。不过内容写得非常好。是他山之石好攻玉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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