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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看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  3王元化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1920年11月生于武昌，1938年在上海入党并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等职。1955年，因受胡风案牵连，王元化被隔离审查，并由此开始了他23年的贱民生涯。在“胡风案”和文革中，王元化有过两次心因性的精神失常，多亏了妻子张可，王元化才没有彻底崩溃。 张可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十六岁时进上海暨南大学，二人在从事进步文艺的工作中结识。抗战初期的一次青年友人的聚会中，有人戏问王元化心中的理想恋人是谁，王元化说：“我喜欢张可。”张可闻之不悦，质问王元化是什么意思，王元化语塞。八年抗战，大家无心婚恋，抗战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张可的人问她属意于谁，张可坦然回答：“王元化。”1948年，王、张二人在上海慕尔堂以基督教仪式结婚。  1949年胜利后，已有12年党龄的张可，自动放弃党籍，去上海戏剧学院投身戏剧教学和并不热闹的莎士比亚研究。 王元化第一次精神失常后后，张可一方面多方求医问药，尽心照顾丈夫，一方面找来许多文献典籍让王元化阅读——她知道，精神的丰盈对丈夫恢复正常是多么重要。一年后，王元化基本康复，二人一起投入莎士比亚研究。在二人合著的《读莎士比亚》一书中，王元化回忆:“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世界遨游的日子，成为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文革”中，两人都成为打击对象，王元化精神疾病再次复发，在艰难的岁月里，张可独力支撑着一个小家庭的生存，没有怨语，没有放弃。王元化说：“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与我划出一点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  张可文革中也曾被“隔离“，她因高血压昏厥，却不被允许治疗，从此落下病根。1979年6月，她在一次会议中突发中风，昏迷多日不醒。王元化先生在医院号陶大哭，一遍遍呼喊：“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此时他还没有平反。 经抢救，张可的命虽然保住了，但大脑严重受损，从此只有简单的言语表达能力，而读写能力都基本丧失了。在酷寒的岁月，张可以她的坚韧、悲悯支撑着家庭，大地回春之时，她却悄然淡出了历史。 在张可余下的27年人生里，王元化扛起了照顾妻子的重任，陪伴她度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余秋雨是张可的学生，王元化曾对余秋雨说：“张可心里几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她以疾颜厉色的态度待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她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23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忍受了。受过屈辱的人会变得敏感，对于任何一个不易觉察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和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善良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正因为我知道这对夫妇的故事，所以当我看到王元化先生下面的几则日记时，心中的感慨颇多。 1994年 四月九日 阴。家事令我不愉。 1994年 四月十日 阴雨。今天的日记是十二日补记。承义昨午离去。人生本多痛苦，何不使生活轻松一些，愉快一些，而偏偏无端生气、争吵、发火，使家中气氛变得异常压抑? 日记中的“承义”，是王元化夫妇的儿子王承义。王先生所说的“家事”是否与他的儿子、儿媳有关？如果有，是何种关联？我们是外人，不得而知。 1997年三月五日，77岁的王元化先生，再次在日记中说出了他内心的苦痛： 我无法避开生活中的苦恼，一九五五年的政治运动，精神的受伤;六十年代初撰写文心柬释时突然旧疾 (静脉周围炎) 复发,右眼失明，只得辍笔;“文化大革命”再一次被隔离，心因性病再一次袭击了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处境好转，平反在望，可是张可突然中风了;晚年又因另一种不幸，使我不断咀嚼痛苦，我是希望家庭幸福的......命运使我一生坎坷，不是政治打击，就是痛苦的折磨，幸而都度过了，可是又失去了生活的宁静......我要忍耐命运的颠簸，像《旧约》中的约伯一样...... 王元化先生作为闻名世界的学者，一生历经磨难，晚年仍然为家事不愉，怎不令人慨叹。 曾经看到一个说法，最好的相处，是彼此不累。家庭作为人生的“港湾”，如果由于某个家庭成员的“个性”而使其他成员精神无法放松，那这样的家庭就难以让人感到温暖，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我们凡夫俗子，哪个没有自己的脾性？但作为家庭之一员，在闹脾气时，是不是偶尔也能反省一下，用王元化先生的这句话问问自己——“人生本多痛苦，何不使生活轻松一些，愉快一些，（为什么）偏偏无端生气、争吵、发火，使家中气氛变得异常压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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