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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1920.11.30－2008.5.9） 文|张焕炯，作者授权发布 今年（按：此处指2020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其他的姑且不论，单说需要纪念百年诞辰的，就我所知的就有好几位，如京剧界的张君秋先生，李金泉先生，文学界的汪曾祺先生，经济学界的马洪先生等，不一而足。有关纪念他们的文章、影像等已经读了不少，看了不少。但迄今，读到最多的则是纪念王元化先生的文字，因为今年也正是他的百年诞辰之年，所以与他相关的人，如曾经的助手蓝云，故交章念驰（章太炎之孙），学生之类的鲁枢元，以及真正的及门弟子吴琦幸等都有相关文字传出，以表达对这位文化哲人的深切怀念。另外，华东师大业已成立了王元化研究中心等专门机构，他们有较多的便利，估计到时候也会有专门的文字或活动来纪念他。 但是，纵观这些文字，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是与他身前有关的人士所撰写的，他们因与王先生的渊源很深，都是从自己独特的视角或感受出发，来做纪念文字。毫无疑问，这些虽有优势之便的文字，也受“身在此山中”的影响，可能为被是否持平、公允等要求所质疑。而把王先生当作一个研究对象，以持平、客观、公允的研究分析为基础的相关文字的出现，估计尚需时间。 本人虽长期关注王先生，但既不是他的入室弟子，也不私淑于他，更不是什么杂七杂八的故旧，应该说与他是毫无关系的，若硬要说点儿关系，那就是除了阅读杂书时，偶尔看到这个名字以外，还有如下两个因缘，一是因为很想对刘勰的《文心雕龙》这本写作指导书，做一点基于信息处理方法的分析，所以看周振甫、王利器、杨明照等人的书，也很自然地拜读了王先生的大作；二是对莎士比亚的有关内容感兴趣，也读到了王先生夫妇和孙大雨先生等的相关文字。不经意间，似乎对他有了些许的了解，后来听人说起，王先生是基督教徒家庭出身、早年投身文艺革命，但受胡风等影响很深，是一位历经坎坷、但晚年甚得荣境的著名人物。 因着这八竿子打不到的一丁点儿关系的缘由，很想以相对公正、客观和持平的立场，对王先生的文化现象做一些思考，希望以此为发轫，拓展王元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作为开场白，在这里先提出三个相对浅显的论题，虽然它们与挖掘王先生文化现象的本意相去甚远，但它们应该在王元化文化现象的深入挖掘中具有基础的重要性，希望这些能被王先生的故旧、弟子们所重视，更希望有相关的专家关注这些论题。 论题之一：在20世纪中国所特有的时代背景下，王元化现象的出现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这一个论题涉及到时代背景对相关文化现象的影响，毫无疑问，王元化先生本人是深受时代变化的影响，他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所从事的文化活动，除了受进步文化、尤其是苏联文学等的影响外，还受到胡风等人的文艺观点和文学实践的影响，这些当然是时代的风气，更因与胡风的关联甚深，以至于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代成为“胡风分子”而备受煎熬。是否可以这样说，在那个相对动荡的时代，让王先生从一个中学高年级的学生投身于文艺活动之中，积极地从事文艺实践，这固然有他热情，积极向上、追求新知和理想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主动性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时代造就了他这种“革命性”的活动，所以他能写出《向着真实》这样的书籍。他这种相对自觉的志业选择，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的影响，甚至可直白地被认为是受时代风气所裹挟的结果。这种顺应时代风气，被动接受的成分应该比主观的、自觉的成分还要来得大。所以，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王元化先生的人生际遇，以及由此所演化出来的王元化现象，应该是偶然的，同时也是必然的，更是偶然和必然的统一。 年轻时的王元化 另外，与其把王元化先生说成是启蒙者或是其他所谓的先哲之类的，倒不如说成是启蒙运动的具体实践者来得更确切（在三四十年代，因为西学东渐的进一步影响，中国社会经历着东西文化的碰撞，思想、文化、社会形态、以至于政治等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个过程未必是正真意义的启蒙，就算是启蒙，当然也不是王先生所倡导）。尤其把王先生说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者，这应该更不合适，启蒙是一件非常庄重而又宏伟的大事，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能称得上启蒙的，那是少之又少的，所以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启蒙，把如此高大神圣的桂冠送人，是需要三思的。实际上把新启蒙者送给王元化先生，不仅不是对王先生的尊敬，相反的，他应该因之受累，难以被较精准的定位。所以，新启蒙者之类的桂冠送给向来追求”向着真实“的王先生，未必是一件好事。 论题之二，王元化先生家庭的宗教背景对他的影响？ 一个人的成长总是受外部环境影响的，其中受家庭影响的程度则更深，这些可从胡适/何炳棣等的成长过程中找到相似的结论。王元化先生一生坎坷，曾经因思想压力过大而生精神性疾病和很重的眼疾，在漫长的绝望的岁月中，他能基本顺利地走过来，可谓是走过了死亡的幽谷，这种坚毅（grit）的个性和百折不饶的品格，一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除了家庭对他的关怀，相关朋友的支持和扶持外，他内心克服困难的决心，以及对前途的盼望等都起到了决断性的作用，这是真正的“在患难之中有忍耐，在指望之中有喜乐。”所以，他的基督教徒的家庭背景，不仅内在地影响了他，也影响了他的家庭中与他有直接关系的人，他们的包容、爱心、与他共同分担忧患中的良善，让他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仅战胜了环境，还战胜了自我，活出了新的样式，让他成了严冬以后的春梅，在历经严冬的煎熬，终于在春天开出了最绚丽的花。所以相信他的家庭中的宗教信仰，让他从小浸润其中，使得他渐移默化中锻造了战胜困难的美好品性，这应该是他最终成功的一种间接和直接的原因，它也成为了分析研究王元化文化现象的一个重要视角。 王元化与夫人张可（图源：新三届） 论题之三，王元化现象还会再出现吗？ 经历独特，个性坚毅，具有勇往直前的精神的王先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文化界海派中的重要人物，享有“北李南王”的美誉，也籍着他丰富的经历和不懈的努力，在文艺理论，莎士比亚研究以及思想界成就了崇高地位，更因有“身处高层”或为“身处更高层“的人捉刀的机会，使他不仅站得高、看得远，更因着一份自在的沉潜思虑的功夫，所以他熟悉各种事物的表象的同时，更能洞悉它们的本质，他的很多见解相对深邃，更凭借着出版和发表的相对便利，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相信随着时日的过去，他那立功，立德，立言的事功将通过时间的沉淀过滤，留下相应的记忆。所以，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化哲人，他的出现，不仅是海派文艺之幸，更是整个国家的文化之幸，那么他这样的人还会出现吗？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进一步，为了能出现王元化这样的文化哲人，社会、环境、个体等应具备怎样的条件？如果条件不具备，那么如何创造条件，创造条件有否可能？等等。这些都值得深入地研究分析。 等等。 在王元化先生百年冥诞之际，我们思念这位文化哲人和思辨家，感怀他不朽人生的同时，也期待着获得他为我们留下怎样的文化遗产的答案，这需要时间的洗礼。 谨以这些文字，权作成是抛砖引玉的一种举措，为王元化文化现象的研究暖暖场。 张焕炯于2020年8月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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