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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潘天寿、沙孟海、陈之佛为代表的宁波籍书画大师将传统书画艺术推至新的高峰。潘天寿大师及其弟子们倾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书画艺术的研究、教学与创作探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潘天寿从事中国画教学达半个世纪之久，对中国画的教育思想、教学体制和教学方式做了大量的研究，由此而建立的现代中国画教学体系改变了传统中国画师徒相传的局面” （卢炘，《潘天寿的艺术和他的“特色论”》）潘天寿的艺术思想和绘画风格通过教学传承，对宁波地区的画家群体产生了深远而长久的影响，促成了宁波本土“四明画派”的形成与发展。宁波的“四明画派”最初形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宁波城区与一些县镇活跃着一批国画家群体，他们有的毕业于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有的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或浙江美术学院，有的毕业于锦堂师范中专学校，也有不少刻苦努力、自学成才的书画家。他们坚持传承民族艺术，倾心于国画、书法的学习与创作。由于地域传统的影响，他们特别钟情于潘天寿大师的绘画与书法艺术，倾心追摹，努力研习，传承、融会潘天寿学派的艺术理想和创作风格，并且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思想和风格特征，国画名家董根友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出生于1943年的董根友是象山人，笔名千里草，野草等，浙江象山丹城人，专攻写意花鸟画。在早年的学画过程中，卢鸣治、杨象宪和刘文选先生都对董根友的从艺过程有过帮助。董根友勤奋好学，常常从城东跑到城西，讨教于卢先生。或者是跑去宁海请教杨象宪先生，也常常把杨先生请到象山自己的家里为自己授课。刘文选先生其时担任宁波市美术组织的领导，也常常来到象山指导工作，并和董根友谈艺论道、切磋交流。1984年，经著名花鸟画家柳村介绍，董根友拜中国美院张岳健教授为师，虚心笃志，通过各种途径向老师请教，并转益多师，融会贯通，画艺日渐精深。作品在第十二届当代花鸟画邀请展中荣获铜奖，获江苏省书画大展银奖以及浙江省第八届花鸟画展铜奖。《东风花欲烂》被成都杜甫草堂纪念馆收藏，《清趣图》被浙江博物馆收藏，《秋风劲逸》被吴茀之纪念馆收藏，《兰竹清幽》被浙江图书馆收藏等。他的作品得到了前辈名家李苦禅、唐云、张振铎和应野平先生的称许，两次赴日本举办画展。董根友的画风上追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潘天寿、吴茀之诸家，师传统，重造化，造型概括，笔墨遒劲飘逸，构图严谨而多巧拨，立意新颖并富情趣。吴茀之堂弟、浙江大学教授吴战垒评价董根友的作品，“浑厚大气，饶有风骨，劲健厚朴中不乏潇洒灵动，具有人文内涵。吴茀之刚健含婀娜之画风，涵泳吸收，神明变化以自成面目。”（吴战垒，“画家董根友”）前辈国画大家朱颖人说：“根友于绘画勤奋努力、虚心笃志，除从乃师张岳健处专心汲取营养外，又于我处请益多多。他还通过各种途径向我省诸多名家请教。近年又对其太老师吴茀之先生的画品、人品深入认真地进行了研究和探微，他体会到吴先生的艺术不仅境界高洁，而且精深博大”，“他广收博取，融会贯通。除了深入体验生活之外，加强了研读唐诗宋词，各种画理画论及书法锻炼，以达到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理解和探索吴茀之书画艺术的真谛。”（朱颖人，《董根友画集》序）
董根友先生在六十年的绘画生涯中，也沉浸、痴迷于诗歌和书法传统，至今保持着每日颂诗，笔录体会的习惯。他不仅对名家作品中的落款诗词，做到溯源熟读，理解诗画的互通互补，常常从每日的读诗中生发出画意并由此挥毫落墨。所以，根友先生的许多作品至所以给人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内含，是因为他很少无所寄托而画，不是仅仅为笔墨趣味而画，其作品总是在诗情画意中透现着浓浓的人文情怀，意蕴悠长，溢出画外。作为一个在当今画坛已经卓有成就的书画名家，董根友先生至今仍然虔诚地求学于以往的名家大师，在日日作画的同时，保持研究探索。根友先生常常说：“潘天寿先生雄浑博大、智性弥厚：而我的太老师吴茀之先生则灵动巧拔，洒脱飘逸。这二种艺术境界常常交替落入于我的心中，给我丰厚的养分和不竭的灵感”，“传统绘画的创作法度，我认为除了文化修养，审美取向，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书画的互通，书法的修养。对我来说，书写就是雷打不动的日课。学传统，决不是走过场，许多伟大的传统，它至所以传承至今，成为我们民族的伟大文化基因，它首先是美的，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仍然是非常需要的、甚至是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传统的书画艺术，其法度至为完备，它们是美好的，这是我日课不断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临帖，沉迷其中；我创作，挥毫任性。” 以书论画，在中国的艺术传统中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面对董根友的绘画，你又不得不特别地注意到他的书法，关注其在书法问题上的思考与书写实践以及书法对他的绘画所产生的影响。还在青年时期，董根友就常常发现，老画家卢鸣治等年长一辈的老师们，虽然画道成就突出，却仍天天临池不辍，临贴习练，喜好书法，这使青年董根友深受启发。与科班出身的杨象宪长达二十年的交往，也使董根友很早就意识到了书法的抽象笔墨对写意画创作的重要促进作用。论笔墨基础，董根友显然在金石碑学一系；而论以书入画的路径，自然也就在点画之间了。所谓传统绘画的准则或法度，以书入画，骨法用笔，是其中为历代画家们奉为必得传承、谨守的精粹，书画同根同脉。以书入画，弘扬书道，是传统文人画艺术的一大特征。对书法在国画创作中的作用，历代的文人与画家们很早就有深刻的认识。书画者，二者不可分也。画中有书气，实为传统书画艺术的高品质。潘天寿已经一再地强调“用笔”忌浮滑，忌“飘忽不遒”和“柔弱无力”。明末清初金石学派兴起，文人们亲历访碑，“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遗存的汉魏碑版日渐受到宠爱，并在书画界引发出新的趣味，即“古拙朴茂”。碑刻字迹的生涩峭厉，错综变化，不衫不履，有着自然韵度，不仅让那时的书画家关注到结体用笔问题，更关注形意间的趣味，讲法度，重姿态，由此涉及艺术的品格问题，反思明清之际流行的秀美书风，提倡自由与自主的精神。傅山提出“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率真勿安排”，艺术要直指心性。石涛所谓“精雄老丑贵精神”，亦是同一个意思。扬州八怪中的金农，“储金石千卷”，好学癖古，其字也化篆入隶，苍古奇逸，自开生面。这种“复古以更新”的精神，经邓石如、包世臣下及清末民初的吴昌硕，直至现代的潘天寿、吴弗之，皆一脉相承。潘天寿始终强调和重视中国画以线为主的特点，并以自己极为深厚的传统功力把线的审美内涵发展到极致。潘天寿用线，造型概括，骨峻力遒，融书法于画中，运笔果断而静练，强悍而有控制，藏豪放坚劲之力于含蓄朴拙之中，具有雄健、刚直、凝练、老辣、生涩的特点。在书法用笔的问题上，潘天寿曾建议从汉隶入手，因“汉碑圆笔中锋、平稳方正，易于遵循而少流弊故耳。尔后，再以圆笔学方笔，转向魏碑。”（潘天寿，《听天阁画谈随笔》）。董根友几十年书法研学的路径，与此几近一致；其绘画和书法的用笔用线，刚正、挺拔、俊逸、遒劲，书画实出于同一根源。 近年来，董根友的意笔花卉更加崇尚简笔写意，故对其笔墨质量的要求甚高，甚至可以说，笔墨决定一切，没有一定品质的书法实践，就没有相应品质的绘画作品。董根友如是说：“以文化艺，书画互通，这是我长期研习潘天寿先生的体悟，也是指导我艺术实践的指南”。所以，我们在根友先生的作品中常常发现，他是有意加重、突出了书法题款在整幅画面中的形式审美作用。他的落款位置总是显得突出，款式的结体总是有些张扬，也正因为这些，我们总是在欣赏画面的形象、笔墨与意蕴的同时，感受到他的书写情感，其“董体”书法线条的形断意连，回望顾盼与抑扬顿挫。同时，在他的作品中，很少出现排笔铺陈的平面物性表达，作品的点线因素的强化也与他书写入画的观念高度吻合。而且，作品中常常是本能地大量运用了“点”这一形式语言。这恰恰也是根友先生有别于他前辈师长的地方，是他个人风格的一个突出表征。他对点的使用，已经大大超出了苔点、树点的概念，而是作品形式的抽象意味的一种感性探寻。构成董根友绘画风格的另一要素，便是其作品中对常规性的空间性暗示的最大尺度的省减或忽略。我们观赏他的作品，画中所画物象之间基本上都是直观性地在同一个空间平面上，很少有其他画家使用交替穿插、笔色浓淡可色彩区别等等有意作出空间的暗示。虽然可以说，这是与他的作画状态有关，而我认为，这应该更是他长期研究和积累的一种风格追求。减少了物化的空间性，也就大大突现了其绘画的点线的抽象韵味，平面化的画面形式强化了笔墨的审美张力。这是董根友作品引人入胜的当代性创意，这些与他所竭力传承的传统人文内涵紧密结合，奠定了董根友绘画风格的基调。
宋画及元，始由精微的“自然主义”手法，转向精致的“风格主义”或“历史主义”趣味，这种趣味实在也是书斋文化蒙养的结果。文人们沉迷于一种精致的书斋生活，沉思历史、吟咏诗文，书写作画，把玩古物，好古与尚雅的风气日盛。这种“古雅”之趣更关注内在心灵体验，更关心风格的传承与变化，其中对书法技术在绘画中的表现也有了更高的期待，画中笔墨的趣味也更为雄肆、张扬。（孔令伟，《典范 ：“浙派”的现代意义 》）董根友常说：“一日不画画可以，一日不写字不可以。”书道高于画艺画格，此乃文人画的传统要旨，董根友尊之行之。因为写字直接触及各种用笔问题，同时也解决人的书写状态问题，即常人所言的心境。五十年书写不缀的董根友，对于自己所创的“画家书体”还是非常自爱，充满自信的。面对那些固守“书统”的书法家朋友对董派书体的异议，董根友常常不屑一顾中忍不住地回敬一二：“我乃至今日日书写不断，我在碑帖临习上的功夫绝然不会比你们少。”对于画家来说，习书所得的骨法用笔当然是得益之重，画道中关注的重点还是笔墨与生气，画画的目的也是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一些“纯粹”的书家朋友当然也是面对“董派书体”中的“以画入书”无法悉心体会。对此问题，童中焘先生恰好有过很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笔墨的内容，我们现在一般认为是用笔和用墨，其实这远远不够，光讲用笔用墨不能构成整体的画面，“书法家用笔非常好，能不能画画？如果懂一点画法的话，可能会比较像样，但是不懂画法的话，（其画）就一塌糊涂，不成画体。画是要成为画体的”。所谓“书画同源”、“书画同体”，其实书画又是“异体”，因为画要写形，点画结合以成形，写形要有一种结体的方式。就是如何画一块石头、一组石头，一棵树、一组树，等等。“所以同一构图，画手就有高下的不同。因而笔墨的含义应该包含用笔、用墨，再加上结体方式。”（童中焘，《童中焘解读潘天寿》）我想，这里所论的“结体”概念，可以转用于以画家身份进入书法的董根友先生。要在用笔、用墨，又加上结体方式之间求得书画互通之真义、真味，那实在是非经几十年的笔线勾勒和笔墨涂抹不可。董根友的从艺经历和所取得的成就于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在长期的书画互通的岁月里，董根友一直执着地探索、锤炼自己的“画家书体”，日日书写，挥毫不止。书与画的关系，其实也是一个实践体验，自然互融的双向结合又各有限制的创造过程。
在四明画派中，董根友是一位典型的现代文人画家。以书入画，笔力强悍笔意张扬。我们可以说，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其书写性常常要胜过绘画性，以至线条总是更具内敛和抽象，总是要跳离于状物的铺陈指意，其中的落款也就常常肆意张扬,但求多变，以合画味。如在早年的《新放》（2004年）和《幽谷图》（2005年）中，笔墨精致老辣，也见潘公的落款风格。而近作《飞鸟投林图》（册页，2021年），强化书法用笔后，八大的画风中又显出作者在线条和墨色上的“求极”姿态，其审美的品格是溢出了小品的规格的。而其笔画线条的审美意趣，均可在其题跋的书写文字上一一见出。这种书性笔法落入到绘画上，提按、绞转，干湿相间，黑白相间，为意写形，浓淡率性。松之枝干，石之轮廓，画鸟，画鸭，画鱼鹰，画苍鹰，莫不如此；而在其书法作品中，章法多变，结体奇拙，笔划溢格，墨色多变，又在书法的规陈里生发出一个如画的境界，这恰是以画入书者的喜好所在，擅画者能意会之，书法家则会觉得其出格离奇了，如同近期作品《战地黄花》。时年七十有余，董根友常常如此吐露心胸：“我于画道书艺中老老实实地“传统”了五十多年，现在如不求得自由，更待何时”。现在的董根友似乎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变法转折期。长期的书法浸润，以书入画，书画合一，促成了他当前绘画中更为张扬的笔墨个性。“根友绘画，能在笔中用墨，墨中见笔，墨色凝重满溢、醇和深厚之间顾盼呼应、意气通贯。将功夫做到如此地步，可谓画界一绝”。落墨画纸，是枝是叶，是花是果，莫不自由表达。在这一点上，董根友也自信从潘天寿那里脱胎而出，但旁人观之，笔法较潘天寿又更为放纵，常常见其笔墨意气是溢出了画外的。董根友又能在书法创作中逆入逸出，力透纸背。即便提按涩行，也见斑驳苍茫，体质古朴。其书体结体多变，画意盎然。他的书法，自由源出于规范，真随兴全赖于真功夫，能篆也隶，楷而入行，姿态能善变，性情亦豁达。行草书的自由度比较高，综合性比较强，在董根友笔下，其旁通二篆，俯贯八分，涵泳飞白，点画纷呈披离。面对中国的传统绘画，只要我们沉入其中去观赏、分析和研究，就会体悟到，传统花鸟画的程式是最为完备的，其中的画家却又是最具个性化的，这在我们直面古典佳作时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花鸟画的继承也好，创新也罢，都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急于求成是不会被艺术所接纳的。这其中有太多的艺术课题需要我们去实践和探索。“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虽咫尺之隔，往往辛苦一世，未必梦见。”（潘天寿，《论画残稿》）董根友牢记着潘天寿先生的教诲，深知学国画需要不断充实和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为了画出好画，年迈的董根友先生不光花很多时间用来观察自然物象，还继续将很多的精力用在唐诗宋词的学习上。他现在仍然保持着记读书笔记的习惯。同时，他仍然坚持研习书法碑帖，常常是，一张纸上先用淡墨写，再用中墨写，最后用重墨复写其上。每天都有成捆成包的习字废纸。董根友用自己一辈子的从艺心得告诫学生：“学国画一定要学书法，因为书法碑帖有历史沧桑感，入古才能出新。”他还说：“艺术既要有传承，也要有个性，一味迎合他人就会缺乏个性。若要将笔墨语言推到极致，必须要投入自己的全部情感去创作”，“要想成为艺术家，做人很重要，要老实做人。要想在绘画艺术上有所成就，勤奋很重要。有了艺术修养和天赋之外，就靠勤奋了。我是每天凌晨四点半左右起床，活动一下身体之后，就坐下来练书法。对片言字纸，对文化都抱敬畏之心。这样一步步走下去，也不一定成为大家，但进步肯定会有的”。凭着这一份对艺术的痴心，年近八旬的董根友先生虽然已经是卓有成就的绘画名家，收获赞誉无数，但他仍然日课不缀，研习不止。仍然是废纸三千，求得精品一二。 潘天寿在教学中常常对学生说：“艺术的基础还是现实生活，一方面向古人吸收技法，另一方面从自然界的生活中提炼精华。写生要活写，不能死写，好的作品应比生活更美好”。董根友说：“中国画通过外在的形象来表达内在的精神。如果要想在中国画的创作上有所成就，我认为需要达到五个条件：一是，学识修养，深得艺术真谛；二是，艺术功底扎实深厚；三是，作品有个性，风格显明；四是，人品德行，德艺双馨；五是，技法成熟，经得起时间检验”。在董根友看来，这五个方面的艺德准则也是避免自己的作品沦为商品大潮中的俗品的首要条件。他曾这样回答记者的专访：“天下画之弊，百病可治，唯俗病难治。”文人画要以雅避俗，就必须有传承师古，作品就要有文人的气息，就要有文脉的贯通接续和发扬。在画风上，他师法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潘天寿、吴茀之诸家，讲传统，重师法，悟造化，造型概括夸张，笔墨遒劲飘逸，构图严谨而多巧，立意新颖并富有情趣。在日常生活中，董根友是性情中人，个性鲜明，飘逸洒脱。他的画作不乏潇洒灵动之韵致，但是不失浑厚大气，劲健淳朴。他力求在作品中形成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和耐人寻味的人文意蕴。也为了避免许多画家之陈陈相因的“俗病”，董根友常常于每日晨起后，坐于窗前，迎着习习晨风，细细品赏窗外群雀喧哗，蹉跎飞舞，“观之良久，待画兴勃发之时，就提笔于案头一挥而就，一幅《窗前鸟喧图》就留存在画纸上了。看董根友画的一幅幅鸟喧图，有的鸟儿做一飞冲天之势，有的鸟儿低头俯冲，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引吭高歌，形态各异，仿佛要从纸上跃出。
范景中教授说：“潘天寿先生的许多思想在今天特别值得强调。在这些思想中, 我认为, 首先就是保卫传统的思想。潘天寿所处的时代, 正是传统受到冷落的时代。”（范景中，艺术家和传统：纪念潘天寿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潘天寿先生在其一生的探索与思考中，通过深耕传统而获得了创作的自由，获得了身心的解放。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后学者,要真诚、坚毅、虚心、细致地研究古典艺术。 晚年的潘天寿不无慨叹地说道，“艺术上, 中国人自有一套中国人的办法。这个里面大有学问。越是钻进去,越会觉得有东西可学。所谓历史悠久, 不是随便讲讲的,这个里面有多少绝顶聪明的人, 碰过多少壁, 走过多少曲折的路, 有过多少创获和成就,其中甘苦几人知！对悠久二字, 不去摸一下, 是不会有体会的。”（潘天寿谈艺录，潘公凯辑]）要对传统有真正的领悟和理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而只有对传统有所悟，才能有所推进，有所创新。懂得传统的前提是什么？我们从董根友的从艺生涯中可以给出一个双重性的答案：一方面，懂得传统的前提是热爱传统。只有长期的倾心沉迷与灵感的挥亳迭出，才能真懂传统。另一方面，艺术的传承与创意都是融化在自然的状态之中的。心向往之，熟而化之，传统与创新全非刻意为之。这也是文人画有别于它画之处。传统融会于心，融化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它也就实质地处于变化和创新之中了。 董根友是一位能够入古而又能出新的画家，传统积淀深厚，又能仔细地观察生活，而且艺术个性突出。几十年来，董根友创作积累了1000多幅精品力作，在宁波以及全国成功举办过多个画展。他说，要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给宁波画界的后辈一个启迪。我们也应该说，是浙东文脉和潘天寿的学派传统造就了董根友，他对“四明画派”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宁波大学 刘晓东 2021年8月20日 于宁波海曙天海华庭 2022年2月16日修改于水路街2号9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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