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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说说这个展览为什么值得一看？ 这是非常难得一见的玻璃特展，涵盖了国内出土的重要玻璃文物，以及平山郁夫先生毕生收藏的全世界范围珍贵的各式各样玻璃材质文物。（最好的玻璃都来清华开会了，冲啊！） 展览还涉及了世界主要的几大文明，比如埃及新王国、美索不达米亚、阿契美尼德等，着实是学习、认识世界文明的好机会。 现代玻璃是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生活制品。而玻璃在历史上，还是最早的人造材料之一，是人们对物理化学的探索和认知的过程。两河流域出土了人类最早的玻璃，年代久远到公元前3000年，至今时间跨度长达6000余年。  两河流域图 本次展览的主题，是通过玻璃来展现它承载的历史文化，东西文明交流、时空关系、贸易、使用设计等等，玻璃随着贸易、征战自西渐东传播，覆盖了欧亚非地区，海陆多条道路而来，生动叙述了文明的火种绵延不绝中，一种坚韧的力量。 由于篇幅关系，本篇重点阐述在我国古代的玻璃历史。距今约3000年前，我国新疆轮台群巴克西周墓出土了最早的眼纹饰玻璃珠，随后传入中原。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战国中期开始，中国本土玻璃井喷式发展，古代玻璃工匠从早期仿玉造型为主，种类包括礼器、饰品、容器、墓葬、印章、带钩，到创造出如战国晚期眼纹玻璃珠（俗称蜻蜓眼），直到后来的战汉铅钡玻璃、隋唐铅玻璃、宋元钾钙玻璃和清代官造玻璃的华彩，形成了独特、带有东方艺术审美的玻璃工艺体系。 展览中的中国玻璃 甘肃马家塬文化  这组战国时期的珠宝， 出土于甘肃天水马家塬，也是中国“古代第一豪车”的马家塬战车出土所在地。金玉玛瑙、宝石琉璃，是所见最为富丽豪奢的黄金珠宝装饰之一，这是该组文物首次在国内展出，是整个展览最令人惊艳的展品之一。 春秋末期赵卿墓 山西太原赵卿墓的十三颗“蜻蜓眼”是国内令人瞩目的玻璃考古发现。这十三颗小珠表面镶嵌白边深蓝圆点，酷似蜻蜓的复眼，整体来看制作精致，色彩绚丽，图案鲜明，光彩夺目，经历两千多年而颜色不衰，堪称珍宝。  在埃及和西亚的两河流域，很早就有蜻蜓眼玻璃珠的生产，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四世纪。而就在公元前五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春秋晚期，在伊朗的吉兰，发现了与赵卿墓“琉璃蜻蜓眼”在造型和图案上极为相似的实物。  伊朗吉兰出土的公元前5-3世纪的玻璃珠饰 社科院考古所的安家瑶先生认为，在公元前两千纪至公元前一千纪的铜器时代，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活跃着许多游牧民族，他们往来于漫漫的中亚沙漠地带。“蜻蜓眼”应当是由西亚经过陆路进入黄河流域而来。 “蜻蜓眼”在埃及和西亚长期流行，被赋予辟邪功能，在当时埃及人的观念中，这是天神的眼睛，俗称“荷鲁斯之眼”（古埃及文化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玻璃被赋予宗教的内涵，已经有很久的渊源了。 满城汉墓玻璃盘 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2件玻璃耳杯，1件玻璃盘。 玻璃盘为翠绿色呈半透明状，器物的部分表面因腐蚀而凹凸不平，但整体晶莹如真玉一般。如果不是从底部向上看到透出的光，真的让人难以置信这是玻璃制品。如果说蜻蜓眼是外来的产物，而古代开始造作玻璃后，往往融入本土元素，自古以来玉一直为古人所尊崇，造型似玉，有怀抱真玉的理想。  刘胜作为第一代中山靖王，太平盛世享尽了世间繁华，这样高等级的墓葬中出现了玻璃，可见它在上流社会的地位。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玻璃牌饰 在南越王墓被发现之前，世人都认为中国的平板玻璃出现较晚，在玻璃发展史上，平板玻璃技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玻璃窗片、玻璃镜等玻璃制品的基础工艺。 广州西汉初年南越王墓出土了11对牌饰，都是鎏金铜框嵌蓝色板块玻璃。这些牌饰大多出土于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胸腹两侧，是最为重要的随葬品之一。牌饰上的玻璃厚薄一致，色泽晶莹，透明如镜，其中包含的气泡极少，经过化学检测，这些蓝玻璃是国产的铅钡玻璃。可见其制作工艺绝非一般。  广西汉墓 广西汉墓出土一件深蓝色玻璃圆杯，深腹圆底，腹部饰凸弦纹一周，整体呈半透明，外壁有铸造成形再经过旋转打磨的痕迹，是一件颜值超高的玻璃制品。  东晋葛洪《抱朴子》里记载，“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里的用五种灰作成的“水精碗”只能是玻璃碗而不是天然水晶碗，“交广”指的是指今天的岭南地区，葛洪所记是中国匠人以西方工艺制作玻璃容器的确凿记载。 在汉武帝时期，汉代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丝绸之路开通，长安直达中亚，东西经济、文化、宗教交流频繁。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沿海地区由广西、福建行船可由马六甲海峡到缅甸再到印度等地进行通商往来。在合浦地区已发掘了800多座汉墓，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黄金、琉璃、玛瑙等饰品，其中黄金饰品带有印度、希腊风格，可见当时的贸易繁荣。 大同北魏蓝玻璃钵 大同博物馆的北魏蓝玻璃器的美丽让人惊艳。这次重要的玻璃大展，北魏蓝玻璃也应邀出席。  大同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是北魏平城时期。北魏政权统一中国北方后，多民族在长期交往中促进了不同文化的碰撞，同时与西方的贸易往来带来了异域文化，为传统美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丰富了美的内容，促进中国传统美学的变迁与发展，为隋唐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公元4至5世纪的北魏，西域大月氏国商人自称“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北史·大月氏传》如是记载。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中国玻璃的制造史上，北魏是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公元5世纪的平城成为中西文化汇聚之地。大同地区出土的北魏早期玻璃器受到罗马、萨珊玻璃器风格影响，随着玻璃制作工艺的引进，到北魏平城时代中晚期，效仿吸收西方玻璃器制作工艺，融合鲜卑民族自身的审美特点，最终形成风格独特的北魏玻璃器。对后世玻璃器工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代李静训之墓 公元589年，隋灭陈而统一南北，其国祚虽短短37年，但隋代的玻璃器却出土多件。隋文帝外孙女李静训墓石棺中存有8件玻璃器和一些玻璃珠。 有一件绿色透明的扁瓶，玻璃瓶的瓶口和腹部剖面均为椭圆形，用吹制法制成，器壁极薄，晶莹玉润，形态为中国传统造型，经化验，其质地为高铅玻璃，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玻璃器。  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器表明，当时已采用了西方的玻璃工艺，既能制造高铅玻璃，也能制造出质量较高的钠钙玻璃，表明隋朝中国玻璃制造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该文物是195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之一。 陈国公主墓 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了7件琉璃器皿。其中一件完整的的带把琉璃杯，深棕色透明，在口和肩部连接着扁圆形把手，把手上端有圆饼状物为扳手，很可能是一件伊朗高原10世纪产的玻璃器。 这件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刻花长颈瓶，与天津蓟县独乐寺辽代白塔出土的刻花长颈琉璃瓶风格、做工一致，是西域进口的香水瓶。 辽陈国公主墓葬中的琉璃器既有来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也有来自大食伊斯兰世界之物，可见辽与西域、欧洲的交流是远远超乎想象的。 文明的遥相呼应 宁夏北周李贤墓与萨珊玻璃碗 李贤墓也出土了一件类似的完整青绿透明玻璃碗，内壁光洁，无打磨痕迹。外壁装饰两圈凸起的圆形装饰，底部有一凹球面以作圈足。这件玻璃碗先以吹制法成型，然后用雕花技术刻磨厚壁碗以雕出碗壁凸起的圆饰，最后将碗外壁通体打磨抛光。
李贤曾任北周 “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泾秦陇灵等州诸军事、原州刺史”之职，北周武帝宇文邕襁褓时即寄养在李贤家中，其地位显赫，《北史》、《周书》、《隋书》中均有传。其随葬品自是当世最为贵重之物，李贤墓出土的这件玻璃碗，是一件极为精致的钠钙玻璃器 ，这样完整而精美的萨珊王朝玻璃碗，在世界上也难找出可以胜之者，是古代玻璃的稀有精品。 法门寺地宫与展厅中央的伊斯兰玻璃
琉璃因为具有晶莹透彻的特性，对应佛性之清净无尘，一直被佛徒僧众尊为佛家七宝之一。佛教在唐朝到达一个新的鼎盛时期，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信佛、礼佛，例如把珍贵的琉璃器作为供品，放到寺院去供奉。 在法门寺地宫共出土玻璃器共20件，其中只有一套两件玻璃茶盏茶托可能是国产玻璃器。 剩下都是具有伊斯兰装饰风格，产地自地中海沿岸至西亚地区，范围较大。这些玻璃器皆为精品，为外国使者供奉，当时价值高于金银器。 其中6件刻纹蓝玻璃盘，均保存完好，图案华丽。 刻纹是以在玻璃成器之后，用比琉璃更为坚硬的坚细工具在琉璃表面浅刻花纹，属于冷加工玻璃工艺。 枫叶纹描金蓝色琉璃盘，盘心内以枫叶纹描金装饰，外衬以水波纹和斜线装饰．并以同心圆分割。这种描金玻璃盘是在玻璃刻纹工艺的基础上，以金色着重描绘主要图案，使华丽的玻璃盘更为绚烂夺目。据地宫物账的记录，这批刻纹玻璃盘是唐僖宗的供奉品，于咸通十五年（874年）正月藏入地宫。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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