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评论，“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 功过后人说。他们自然无法比拟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但是比起东汉或明朝的大多数皇帝有不少值得称赞之处。像汉文帝这样的皇帝，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帝制的社会中，在四百二十二位皇帝中仍旧屈指可数。论德行，能够与之媲美的仅有曾被包拯骂得狗血淋头的宋仁宗赵祯。 历史从没有跨越。人要一步一步地走路，才能跨过万里长征。日子要一天一天地过，人要一代一代地传才来到了今天。 1.皇帝从天降 汉文帝是刘邦第四个儿子，在代地当了十七年的代王。他能够成为皇帝，要感谢一个女人——吕后。正是因为这个疯女人大肆屠戮刘氏子孙才有他出场的机会。 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功臣元老派与齐王刘襄、东牟侯刘兴居、朱虚侯刘章等刘氏皇族派联合平定吕氏之祸。刘襄作为皇长孙在诛吕之战中出力最大，其弟朱虚侯刘章和东平侯刘兴居最想拥立刘襄大哥当皇帝。 有趣的是，该战役最后的受益方是一个和此次战役毫无关系的代王刘恒。当时，周勃手握北军和南军的兵权，拥有绝对的拥立权。朱虚侯刘章率军攻打皇宫的一千士兵也是周勃从北军分派给他的。足以看出，周勃当时的权势之大。 诛吕之战结束，周勃与丞相陈平一合计，要立就立一个能驾驭了的，且未来能够对功臣们感恩戴德的人。所以，在本不多的刘氏子孙中推举出一个人——留守在偏僻之地的代王刘恒。 2.广施德惠 汉文帝自登基以来，广施德惠，从一而终，毫不吝啬。无论大事小事，动不动就赏赐天下！不是几个人，而是天下人。这种频繁的、规模巨大的打赏方式，空前绝后，叹为观止。仅《史记》中便记载了七次。 公元前180年，刘恒入驻未央宫后，当晚颁布诏书，赏赐天下，“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诏令即四条： ① 大赦天下，给予很多获罪之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② 赏赐天下人每家每人一个爵位，虽然仅是虚名而已，并且全都赏赐和全不赏赐都是一样，但不同的是老百姓们因被赏赐而感到高兴。因为人们可以感受到皇帝心中惦记着老百姓。 ③ 赏赐无夫无子的女子每百户一头牛，十石酒。这些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赏赐，颇有今日脱贫韵味。 ④ 全国欢聚宴饮五日，这已经类似于国庆节，极具仪式感。可惜那时没能延续下国庆节此等假日。 同年十月，刘恒派人去代国迎接皇太后。归来后封赏了诛吕之战中的功臣与皇亲国戚，如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将军灌婴、朱虚侯刘章、襄平候纪通、东平侯刘兴居、典客刘揭。 次年正月，大臣们推举长子刘启为太子。汉文帝再三推辞后最终同意立刘启为太子。紧接着下令，全国民众中应当继承父业的长子，每人都晋爵一级。 三月，大臣们又请求封立皇后，即窦漪房皇后。随即，文帝赐给天下鳏寡孤独和贫穷的人，年纪过八十的人，不到九岁的孤儿，每人一定数量的布帛、米、肉。 公元前178年，文帝在太原封赏原代国的大臣。每个人都进行了赏赐，又赐给百姓牛肉和酒，同时免去晋阳、中都两地百姓三年的赋税。 不久后，济北王刘兴居反叛，文帝下诏灌婴率军平定了叛乱。面对造反这种死不足惜、其罪当诛的恶劣事件，历代君王绝不姑息，一查到底，一杀到底。但是刘恒却没有深追济北王，将与之造反的官吏、百姓，一律赦免，官爵复原。在所有古代皇帝中，如此宽容、豁达之人，唯刘恒一人而已。 宽容、仁慈等优良品质对于刘邦、刘备等人，有作秀的嫌疑和可能，但是对于刘恒毋庸置疑。 他感觉到大限将至，即将驾崩，随即诏令全国官吏和百姓，“在得知我去世后，丧服期间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等事情”。此外，还缩减了原有的服丧时间，原本服丧九个月改为十五天，原本五个月改为十四天，原本三个月改为七日，期满便脱去丧服。 这是一项非常开明和符合社会进步的政策改革。如果能够沿用下去，传播推广开来，社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后来，白居易、苏轼等人都因漫长的吊丧期而耽误过仕途，而且到了唐宋动辄便是三年。 就此而论，在汉文帝之后一定存在某位历史人物开了历史的倒车。 3.亲尝汤药 《二十四孝》，是元代郭守正将二十四位古人孝道的事辑录成书，又由王克孝绘成《二十四孝图》流传世间。其中，在二十四孝中唯一的皇帝便是汉文帝。“母常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如果论德行，汉文帝是历代君王中难得的君子与明君。 汉朝的谥号颇有意思。除刘邦和刘秀此类开国皇帝外，皇帝谥号里都有一个“孝”字，如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明皇帝、孝章皇帝等。汉朝以孝治国，自上而下。孝顺父母的思想贯穿了整个汉朝政治体系，也贯穿到了整个汉民族，源远流长至今。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时期颁布的选拔制度“察举制”，它便是紧紧围绕着“孝”文化。作为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便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孝、廉有孝子廉吏之意。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足以看出，孝已经成为汉朝官员选拔、功过评定、道德教化等重要内容。 至今，孝也成为了华夏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精神内容的重要方面。  4 科学的死亡观 历朝历代的皇帝面对死亡，不免都觉得心慌。饥不择食，病急乱投医，多少伟大的帝王在生命末期去追求长生，如盲目带节奏的秦始皇、忙碌封禅的汉武帝、心病太重的唐太宗、一心痴迷的嘉庆皇帝等等。而刘恒的死亡观，不仅警醒后之帝王，也警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民。 公元前157年7月，遗诏言，“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 他所言完全正确。不得不佩服，刘恒身处皇帝之高位，尚未膨胀到贪图长生。世间之生命没有一种是不死的，死亡是天地间的自然规律，是天下万物的自然现象，那么人们又怎能过分悲哀？！ 他反对人们长期服丧，容易损害身体；他也反对大肆花费金钱，导致最终倾家荡产。 平心而论，如果汉武帝能够继承他爷爷善心的百分之一，不至于因好大喜功，不辩善恶，致使太公蒙冤，李陵蒙冤，也不至于晚年时老眼昏花，致使蛊惑之乱，太子自杀，残害忠良，肆意杀戮。 5 法律改革 “法者，治之正也。”刘恒认为，法律是用来制止暴行和引导人向善的工具，而让无罪的妻子、儿女、父母连累治罪，是不人道的行为。因此废除一人犯法、牵连全家的连坐法令。 “农，天下之本。”皇帝亲自耕种籍田，用此来供给宗庙祭祀的谷物。在古代农耕文明中，身为最高统治者依旧能够进入基层，下到一线，感受最底层人民的工作情况，这绝对是“紧密联系群众，不脱离实践与群众”的皇帝首例。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刘恒对人才非常重视，他愿意招纳贤良之人辅佐国家，于是便废除了诽谤朝廷这一条死罪。 《诗经》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人们若是犯了错，官府应该对其进行教化，而不是直接施加刑罚。官府应该要留给想要改过自新的人一定的机会。刘恒面对断肢体、刻肌肤等刑罚倍感怜悯，便废除了肉刑。 我不觉佩服。至今人类社会都难以废除死刑，很多刑罚仍保留着商榷的余地，而在两千年前竟然有一位帝王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在位期间废除连坐、诽谤、肉刑等。令人钦佩！ 如果汉文帝能够将此思想深入落实到基层，传承到儿孙，文景之治可能将迸发出延续至今的光芒。可惜，到了他孙子汉武帝，这些东西又都变本加厉地回来了。进而言之，根本的指导思想不改变，没有强大科学的理论支撑，紧靠着一人之善，终究难以实现“可传万世”的伟大理想。 6 难得好人 刘恒在位二十四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儿子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无论是否无能与守旧，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位好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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