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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文章中 我们谈到过战后日本的反思态度 做个简单的小复习  日本提出“受害人思想“：犯下重罪的法西斯主义者应承担战争负全部责任，而作为他们的后代是无辜的，更何况日本的民众自身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以受害人的身份自处，撇清与法西斯主义者的关系，企图以淡忘历史，乃至修改历史的方式，获得世界人民的同情与谅解。  日本的种种行径，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了德国。纳粹德国同样是法西斯主义政权，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但是现今却少有对德国的口诛笔伐，而其自身也是进行深深反思，从这段惨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警惕着法西斯主义的抬头。  德国是如何从这段历史中得到救赎的呢？ 让我们将时间拨回到二战结束后不久，“大屠杀的内疚与沉默“成为集体的情感，沉默文化占据了社会的主流。不仅是德国人包括欧美社会乃至犹太世界，处于种种原因，心照不宣的对这段往事保持了沉默。  1946年9月，卸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曾在苏黎世大学发表的演说中提出“忘却过去所有的罪恶与仇恨”，他认为尽管“德国在这次战争中犯下罪行和屠杀”，但是欧洲各国“必须忘记过去所有的恐惧”，因为欧洲不能“拖着沉重的步伐前进”。  在这种”沉默文化“的社会语境下，德国的学者更愿意将大屠杀归结于纳粹官僚机器的恶行，而民众要么不知情要么被强迫，总之一句话：民众没有直接责任，责任全是纳粹军官的。  最早发出这一声音的是历史主义学派泰斗—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梅尼克认为，祸害国家与民族的根源并不在于德国的古典文化，而在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运动的结合以及邪恶的普鲁士主义和军国主义 两年后，时任德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的格哈德里特尔，出版了《欧洲与德国问题》一书强调普通德国人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他把德国“集权专制”归结于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乌合之众”，认为纳粹主义并非德意志历史传统的产物而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治病变的结果，呼吁重塑德国的“历史形象”。 看的出“受害人思想“得到很多人的附和 也成为一段时间的社会主流基调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亲身经历过二战的老一辈逐渐老去，青年人成长起来。他们愈来愈不满足父辈一代人的权威统治，借口父辈涉入纳粹历史发起了青年人运动。他们与老一代相比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更容易与纳粹主义划清界限。  正如青年领袖鲁迪·杜切克抨击的一样：“纳粹能获选、夺权及二战爆发，与纳粹和资本家的媾和分不开。所以罪责只能是背负在与纳粹有染的父辈身上。 赫伯特·马尔库塞曾告诫：“青年人“不必害臊”父辈罪责，他们不必认同罪恶父辈，他们可以打碎父与子世代的牵绊，可以制止对“人类犯下的罪恶”的发生和复辟。“ 平心而论，这种观点确实有些过于激进，但是却打破“集体沉默“的社会环境，直接推动德国人对大屠杀历史的回溯，大屠杀得到了更大的表达空间。  真正为德国在国际社会上赢得掌声的是“天降猛男“——勃兰特。当时作为西德总理的维利·勃兰特，在1970 年 12 月《华沙条约》签署日，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自发一跪，为被纳粹杀害的犹太死难者默哀，并在当日的电视讲话中表示，德国对纳粹在波兰犯下的罪行负责。”  勃兰特之跪在国际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一跪被认为是德国彻底反省战争罪责的代表姿态，但这一跪也深深刺痛侥幸逃脱惩治的纳粹分子的神经。勃兰特随后强调：“在德国历史的负担下，他做了“一个人所该做的”，如果有人反对，他会提醒他们“不要淡忘那几百万被屠杀者。”  虽然勃兰特凭一己之力打破德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尴尬局面，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但是德国全体国民共同直面这段惨淡的历史，要等到科尔时期。 科尔也并非是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早在任职公报中他便提出现实德国人民“思想与 道德转折”的口号，他不断重申德国历史必须成为年轻一代的“精神家园”，而不能成为年轻人的精神包袱。 他还曾提出：“1945年我在战争结束才15 岁，我可以说，今天大多数生活着的德国人很多都没有经历这些罪行。”显然这是逃避责任思想的死灰复燃，与当今日本的口吻一致。 他企图凭借“晚生的福分”来极力撇清自己这代人同老一代人纳粹罪责 的联系，并且多宣扬德国历史积极面，以减少纳粹 历史的消极影响，来树立德国人新的民族自信。“  然而由于前任总理勃兰特为德国奠定悔悟的基调，科尔的这招反倒事与愿违，激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抵制。他自身也慑于民意，一改往日淡化历史的态度，摆出一副正视历史罪责的姿态。在4月21日贝格-贝尔森集中营举行的纪念会上，他坦陈：“大屠杀是德国历史上 最黑暗、最悲痛的一章，对于德国人而言“我们不能也不愿意将之遗忘。” 至此，德国当局对待大屠杀的态度很是明朗，不再彻底否定历史，不再采取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方式，而是选择承认犯下的罪孽，与过去和解。 美国学者戈德哈根曾在著作中指出：大屠杀时期，德国人有能力“不参与某些杀人的活动”，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这些情“几乎根本没有”出现。甚至绝大部分德国人抱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心态屠杀犹太人。而正是“排犹主义使普通德国人充满大屠杀的狂热，使这种恐怖的杀人行动被坚持了下去。”这个观点得到了德国民众的大加赞赏， 反而德国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所提出的——罪责永远是个人需要背负的，而非集体应该背负的，更不是随意遗传的，遭到了民众的口诛笔伐。 结果就是应承担纳粹罪责的人群扩大至全体德国人，促使每个德国人都开始主动承担纳粹罪责。 回首二战结束后的五十年间，德国也在承认与否定历史罪责的漩涡中反复挣扎，他同样接受过正如日本所想的“受害者思想“，德国的青年人却用挑战权威，为整个沉默的五十年代拨开迷雾。紧接着而来的天降猛男——勃兰特，在波兰的一跪让世界看到德国的反省态度。即便继位者科尔推行回避政策，回避历史责任也难摆脱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德国终将在这悲剧性的民族遗产上，开辟一条德意志特殊道路。 END 作者|十个月带鱼 排版|九个半鱼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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