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部作品、作品中的每一个角色，势必都掺杂着作者的主观情感。而这种主观情感，普遍会受到作者立场与利益的影响。 就如《水浒传》中，作者施耐庵基于自己的立场及看法，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与残暴、以及当时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和“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做出了批判，又塑造了梁山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的形象。其中每个人都各有特色、各有特点，是值得称赞的英雄人物。 而在对其结局的安排上，就连性格争议较大的黑旋风李逵，最终都实现了继续追随宋江的愿望，间接得到了善终。
而与施耐庵笔下《水浒传》截然相反的是，俞万春所著的《荡寇志》。以封建秩序捍卫者自居的俞万春，自然对敢于挑战官府权威的所谓“绿林好汉”深痛恶觉，所以在他笔下，“忠义就必然不会做强盗”的观念贯穿全文，梁山上的众人也基本都是反面影响。 自然，他们也都被安排上了惨烈的结局，如李逵就落得了手脚筋被挑断，像抓猪崽似得被人掐着脖子生擒的下场。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 宋代自赵匡胤开国以来，一直举行对外屈辱、专力防内的政策，政权、财权和兵权高度集于中央，封建压迫非常厉害。特别是北宋末年，由于推行上述政策，导致土地兼并十分剧烈，封建剥削也异常残酷。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大多苦于繁重的赋税与盘剥，因而流离失所，激发了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 也因此，有宋三百多年，农民起义大大小小就有数百次之多。而宋江起义就是发生在北宋徽宗时期的一场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小的农民起义。 宋江起义发生在公元1119年，也就是宣和元年。这场由36人组成的起义队伍之所以会采取行动，最直接的原因是宋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下达了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归“公有”的政令。
在这个政令中，百姓被规定必须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才能入湖捕鱼、采藕、割蒲，如果违反了，就会被当成盗贼，受到官府处置。 这显然更加激化了本身就生活贫苦、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的农民、渔民与官府之间的矛盾。在交不起重税、生存无望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走上铤而走险、武装聚险的道路。 这就有了宋江领导众人先是凭借梁山泊易守难攻地形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后又转战于山东青、齐与河南、河北一带的事情。
也因此，历史上宋江起义的实际的规模远没有后来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描述的那么宏大，也没有那么多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和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相反，它是一群走投无路的农民群众，出于维护自己的生存与生活的需要，不得不凭借智慧和勇气走上的一条希望渺茫的路途。 而这场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小的农民起义，后来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于民间，也是因为南宋和明初陆续出版的《宣和遗事》和《水浒传》将其演义化、故事化的缘故。 而出于演义化、故事化的需要，后两者对宋江起义中将领形象的塑造，势必会与原本的真人形象存在差距。就如，历史上宋江起义中一位名叫李逵的将领，就在后续一系列描写宋江起义将领的作品中，经历了一番形象演变的过程。
因为宋江起义规模小、影响小的缘故，其中很多将领都不为人知，李逵也不例外。关于其外貌、气质、性格及作战习惯，基本没人能准确知晓。也因此，李逵的书面形象，与其说是他的真实形象，不如说是作者们对他的想象。 比如，在《水浒传》还没现世的元朝时期，李逵的形象就在一系列元杂剧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其中，忠心纯孝、鲁莽正直构成了李逵形象的基本性格特点，还有一些杂剧还为黑旋风李逵添加了风流儒雅的一面。 可以说，这是一个根据观众喜好和故事逻辑需要，不断调整角色设置的过程。
《水浒传》中的李逵 到了明朝时期，因为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盛行，李逵的形象也基本定下了忠、孝、性烈的基调。其中，性烈一词，既体现了李逵不畏强权、嫉恶如仇的好的一面，也暴露了他残暴弑杀的坏的一面。 黑旋风李逵是施耐庵笔下性格尤其鲜明的一个形象。 在宋江面前，李逵展现的是他的“忠”。由于对侠义英雄的敬佩，李逵在听到宋江名号之后，转身便拜，从此将他视为“哥哥”，并始终追随他的脚步。
在这个过程中，李逵从未违拗过他的想法，宋江想要落草，李逵就跟着他一同为寇，宋江后来想要被朝廷招安，李逵就跟着他一直进了朝廷，哪怕是后来宋江怕李逵心生反意，特地哄骗李逵喝下毒酒，李逵也没有产生怨怼，反而心甘情愿地追随他到黄泉。 可以说，李逵将他所有的忠诚都无条件给了宋江。 而在母亲面前，李逵展示的是他的“孝”。因闯荡江湖没能陪在母亲面前的时候，李逵时刻牵挂着家里的老母，甚至会因为无法与别人一样回家拜望父母而痛哭。
等到他终于能够回家的时候，也会为了安抚已经双眼失明的老母，按捺下自己对官府的厌恶，谎称自己已经在朝廷做了大官。后来因为外出取水导致老母被虎所食之时，他也在悲痛之余舍生忘死，孤身一人入虎穴，与四虎搏斗，最终以夺四虎的方式为母亲报仇。 可以说，对于李逵的母亲来说，李逵也是一个与普通人无两样的孝顺儿子。而除了这两个特质之外，《水浒传》也给李逵塑造了性如烈火的形象。 一方面，性如烈火带给了李逵不畏强权、嫉恶如仇的特质。这使得他越发趋近大众所想象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性如烈火又使李逵背上了残暴嗜杀的恶名，使其在作战之时全然不顾周边无辜的平民，造成了无畏的伤亡。
这就导致了不少人在赞叹他的忠、孝和不畏强权之余，也对他身上的匪性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往后世人对其形象的评价，也出现了巨大的争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者对李逵最终得以善终的结局就感到了不满，并开始在后来的水浒续书中重新为其撰写新的结局，且往往都是惨烈下场作为结局。 如后世俞万春所著的《荡寇志》，就为李逵安排了一个死无全尸的结局。
《荡寇志》中的李逵 《荡寇志》的诞生，与其说是水浒续书，不如说是专门为反对水浒所做。 从书名中“荡寇”二字，就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对宋江起义事件中一干人等强烈的批判态度。在他看来，《水浒传》中重点塑造的英雄豪杰们，完全称不上是英雄豪杰，反而应该说是与正道人士对立的强盗人物。 因此，在整部《荡寇志》中，俞万春一再强调了“忠义就必然不会做强盗”的观点，借此来反驳《水浒传》借“忠义”之名为啸聚梁山，反抗朝廷的好汉们正名的行为。
在俞万春强烈的批判态度下，宋江起义中的一系列将领自然也没能拥有好的结局。其中，李逵更是迎来了可以算是最惨烈的结局。 在《荡寇志》中，俞万春为李逵安排了一个死无全尸的下场。他先是被召圻、高梁、唐猛等人擒获，又像被抓猪崽一样抓住脖颈，还被一齐挑断了手筋和脚筋，最后更是受尽了千刀万剐之刑，被凌迟而死。
小结: 每部作品中必然带有作者的主观情感，而这是基于其立场和利益决定的。也因此，李逵在支持农民起义的施耐庵和以封建卫道者自居的俞万春笔下，分别迎来了截然相反的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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