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一百二十四卷目录 书经部总论四 宋郑樵辨伪〈古文今文辨 读书当观其意 中星辨〉 王应麟玉海〈十例〉 马端临文献通考〈论古文今文尚书〉 元金履祥尚书表注〈论伯益 西伯戡黎辨 微子不奔周辨 论处殷民 论三监〉 陈栎集传纂疏〈读尚书纲领 中星考〉 经籍典第一百二十四卷书经部总论四宋郑樵辨伪古文今文辩伏生之书所以艰深不可通者，伏生齐人也。齐人之语多艰深难晓，如公羊齐人也。故春秋语亦艰深，如昉于此乎，登来之者何休注，云齐人语，以是知齐语多艰深难晓者。或者又云盘诰  牙，自是书之本体典谟训贡范《汤誓》、《泰誓》等书同出于伏生，而明白坦亮如彼，岂齐音使然。详二说皆是，然未有的论，后见朱文公语录，云典谟之书必是经史官润色来，尚书诰命皆分晓，亦是当时制诰，是朝廷做的文字，如《盘庚》、《酒诰》等篇，皆是当时与民说话，正如今之榜文晓谕，方言俚语随时各不同，后来追录而成此言实为的论。读书当观其意《典谟》、《训诰》誓命孔安国以为书之六体，由今观之，有一篇备数篇之体，如大禹谟。曰禹乃会群后誓师，则是谟，亦有誓也。说命曰：王庸作书以诰，则是命亦有诰也。以至《益稷》、《洪范》、《本谟》，而不言谟旅獒无逸本训，而不言训《盘庚》、《梓材》本诰，而不言诰引征，不言誓君陈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论书之文，不可论书之旨。大扺五十八篇之中，圣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于治乱兴废之所由者，如《典谟》、《训诰》、《汤誓》之类是也。有世不得，以为治君不足，以为贤而有取其言，以传远者，如五子之歌、君牙囧命之类是也。有取其事者，引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吕刑是也；有特记其时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劝者，费《秦誓》是也。大扺上古之世，风俗淳厚，初未有奇杰可录之事，故史官所存不过君臣之间忠言嘉谟，与夫国家兴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为无益于治，皆所不取焉。使后世之君读其书，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则为尧舜禹汤文武矣。有学而知之利而行之，则为启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强而行之，则为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极于危亡，则为太康桀纣矣。其所示劝谕告戒之言，与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贬者，无以异也。唐李翱曰其读春秋也，若未尝有诗；其读诗也，若未尝有易；其读易也，若未尝有书。其知六经也哉。中星辩 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时，如此则六经之书。凡言见者，见于辰也；凡言正者，正于午也；凡言中者，中于未也；凡言流者，流于申也；凡言伏者，伏于戌也。中星之说，虽经传无明文，要之其说，有二有正于午者，谓之中〈方位〉。有中于未者，谓之中〈星宿之见伏〉。尧典四仲迭建之星，则以午为中，月令昏旦之星，则以未为中。以午为中者，谓人君南面而听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时，故以午为中。若夫论星辰之出没，则又不然。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天势，东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之运始，则见于辰终，则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焉，故以未为中，且以火星论之。惟其以午为正，故尧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五月〉；惟其以未为中，故月令言季夏〈六月〉昏火中，惟其至申为流，故诗曰七月流火；惟其以辰为见以戌为伏，故传曰火见于辰火。伏而蛰者，毕不特火星为然，诸星亦然。如诗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于未也。大扺巳午，未皆南方，则以午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为火，见伏之始终，则以未为中，两言尽之矣。尧典则举四时之正，而言之月令，则举十二时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尧典言分 至之中月令，言昏旦之中 。〉王应麟玉海十例书为例有十，曰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马端临文献通考论古文今文尚书九峰蔡氏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纪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磨灭之。馀反专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晓者，至于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独诸序之本不先经，则赖安国之序可见。石林叶氏曰：书五十八篇出于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于鲁共王。所坏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书后，传欧阳歙鲁共王壁中书，孔安国为之传，汉兴诸儒传经，次第各有从来。伏生当文帝时，年已老，口授晁错，颇杂齐鲁言，或不能尽辩他经，专门每辄数家，惟书传一氏安国无所授，独以隶古易科斗，自以其意为训解，不及列于学官。故自汉讫西晋言书，惟祖欧阳氏安国训解，晚出皇甫谧家。所谓二十六篇者，虽当时大儒扬雄杜预之徒，皆不及见刘向。以鲁共王书校伏生本酒诰亡简一召、诰亡简二字之不同者，尤多书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随其世不一体，其授受异同复若此。然大扺简质渊悫，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傅说之辞，则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后世以为圣贤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与往来，告戒论说，则尧舜禹汤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远，自立政而下其君，则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则伯禽君、陈君牙下。至于秦穆公其辞，则一时太史之所为也。视前为有间矣，是以其文则平易明白，意不过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于吾道焉，尔自安国学行欧阳氏，遂废今世所见，惟伏生大传首尾，不伦言，不雅驯，至以天地人，四时为七政。谓金縢作于周公没后，何可尽据其流，为刘向五行传夏侯氏灾异之说，去孔子本意益远。安国自以为博考经传，采摭群言，其所发明信为有功。然余读《春秋传》、《礼记》、《孟子》、《荀子》，间与今文异同。《孟子》载汤诰造攻自牧宫，不言鸣条；《春秋传》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无有疑，亦未能尽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怿其谬妄有如此者。《礼记》以申劝宁王之德为由，观宁王以庶言同，则亡绎多亡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微孔氏，则何所取正余。于是知求六经残缺之馀于千载淆乱之后，岂不甚难，而不可忽哉。陈氏曰：考之儒林传，孔安国以古文授都尉朝，次第相承，以及涂恽桑钦。至东都，则贾逵作训，马融郑元作传注解，而逵父徽实受书于涂恽。逵传父业虽曰远有源流，然而两汉名儒皆未尝实见，孔氏古文也。岂惟两汉魏晋犹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经传有援大《禹谟》五子之歌，引征诸篇，皆曰逸书。其援《泰誓》，则云今《泰誓》无此文，盖伏生书亡《泰誓》，《泰誓》后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献者。或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得之，所载白鱼火乌之祥实伪书也。然则马郑所解，岂真古文哉？故孔颖达谓贾马辈，惟传孔学二十三篇，即伏生书亦未得为孔学矣。颖达又云，王肃注书，始似窃见孔传，故于乱其纪纲，以为太康时，皇甫谧得古文《尚书》于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纪往往载之，盖自太保郑冲授苏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赜，赜为豫章内史，奏上其书时已亡。舜典一篇至齐明帝时，有姚方兴者，得于大航头而献之。隋开皇中搜索遗典，始得其篇，夫以孔注历汉末无传，晋初犹得存者，虽不列学官而散在民间故耶。 先公曰：〈按端临称先公谓其父廷鸾也〉欧阳公日本刀歌，云传闻其国居大海，土壤沃饶，风俗好。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沥短刀何足云详。此诗似谓徐福以诸生带经典入海外，其书乃始流传于彼也。然则秦人一烬之烈，使中国家传人诵之书皆放逸，而徐福区区抱编简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独存夷，貊可叹也，亦可疑也。而今世经书往往有外国本云〈锈沥一作绣涩〉。 按汉儒林传言，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唐艺文志有今文《尚书》十三卷注，言元宗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然则汉之所谓古文者，科斗书今文者，隶书也。唐之所谓古文者，隶书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隶书秦汉间通行至唐，则久变而为俗书矣，何尚书犹存古文乎？盖安国所得孔壁之书，虽为之传而未得立于学官东京而后，虽名儒亦未尝传习至隋唐间方显往往人，犹以僻书奥传视之，缮写传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国所定之隶书，而未尝改以从俗字，犹今士大夫蓄书之家有奇异之书，世所罕见者，必是旧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书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间此二十五篇者，书虽传而字复不谐，于俗传于汉者，为科斗书传于唐者，为隶书皆当时之人所罕习者，盖出自孔壁之后，又复晦昧数百年而学者始得以家传人诵也。 元金履祥尚书表注论伯益 伯益即伯翳也。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字有四声，古多转用。如益之为翳，契〈去声〉之为卨，〈入声〉皋之为咎〈去声〉，君牙之为君雅是也，此古声之通用也。有同音而异文者，如陶之为繇，垂之为倕，鲧之为鲧，虺之为儡，纣之为受，囧之为臩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见书孟子之言益也，则五帝本纪；言益见秦记之为翳也，则秦本纪从翳盖疑而未决也，疑而未决故于陈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龙不知所封，则遂谬矣。胡不合二书而思之乎，夫秦记不烧太史所据以纪秦者也，秦记所谓佐禹治水，岂非书所谓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者乎；所谓驯服鸟兽，岂非书所谓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鸟兽者乎。其事同其声同，而独以二书字异，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谓误矣。唐虞功臣独四岳不名尔而姜姓，则见于书传甚明也。其馀未有无名者，夫岂别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见于书，又岂有驯服鸟兽者，孰加于伯益。虽朱虎熊罴亦以类见果，又伯翳才绩如此，而书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为伯益，则卨不得为契咎繇，不得为皋陶倕，不得为垂鲧，不得为鲧，它如仲儡不得为仲虺纣，不得为受臩，不得为囧君雅，不得为君牙乎。史记本纪世家及总叙之谬如此者，多不惟叙益为然也。重黎二人合而为一，则楚有二祖也；四岳为齐世家之祖而总叙齐人伯夷之后，则齐又二祖也。此其前后必出于迁谈二手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罗氏路史因之真以益翳为二人，又以伯翳为皋陶之子，则嬴郾李三姓无辨矣。且楚人灭六之时，秦方盛于西，徐延于东，赵基于晋使伯翳果皋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为高阳氏之才子隤敱，至夏启时，则二百有馀岁矣。夫尧老而舜摄舜耄期，而荐禹岂有禹且老，而荐二百岁之益以为身后之计乎，皆非事实不可以不辩。 西伯戡黎辩 商自武乙以来，复都河北，在今卫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卫计，今地理三百馀里耳。则黎者，盖商畿内诸侯之国也，西北戡黎武王也。自史迁以文王伐耆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于是传注皆以为文王失之矣。孔子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为至德，而传称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则戡黎之役，文王岂遽称兵天子之畿乎然。则文王固尝伐邢、伐崇、伐密须矣，而奚独难于伐黎，盖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斧钺，然后杀自文王献洛西之地，纣赐弓矢斧，钺得专征伐；则西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专讨之，若崇若密须率西诸侯也。自关河以东，诸侯非文王之所得，讨况畿内之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汉以南风化所感，皆归之尔文王，固未尝有南国之师也，而岂有畿甸之师乎。前儒谓孔子称文王为至德，独以其不伐纣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己为之。诚如是也，则观兵王疆文王已有无商之心矣。特畏后世之议，而于纣未敢加兵是后世曹孟德之术也。乌在其为至德昔者，纣杀九侯而醢鄂侯文王闻之，窃叹遂执而囚之，而况于称兵王畿之内，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纣之悍而于此，反迟迟十有馀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峰、吕成公、陈少南、薛季龙诸儒皆以为武王，然则戡黎盖武王也。昔者商纣为黎之蒐，则黎纣济恶之国也。武王观政于商，则戡黎之师。或者所以警纣耳，而终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师。与观祖伊之言曰：天既讫我殷命，殷之即丧则是时，殷已阽危亡无日矣。故胡氏遂以为戡黎之师在伐纣之时，盖以其辞气观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则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谓之西伯何也。戡黎列于商书以商观周，盖西伯尔殷之制，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子夏，谓殷王帝乙时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瓒秬鬯之赐果尔，则周之为西伯旧矣，非特文王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专征之命尔，武王之未伐商也，袭爵犹故也。故传记武王伐纣之事，曰西伯军至洧水，纣使胶鬲候周师而问，曰西伯将焉之。曰将伐纣，然则武王之为西伯，见于史传者，有自来矣。 微子不奔周辩 读西伯戡黎微子之书，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辞，在于警纣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诸公在于叹纣之必亡，而未尝忌周之必兴，盖祖伊、箕子、王子、比干与武王、周公皆大圣贤，其于商周之际，皆可谓仁之至义之尽。其有以知纣之必亡，商之泃，不可以不伐审矣。诸子岂舍理而论势，武王岂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间哉。然观微子之所自处与箕子之所以处，微子者，不过遁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纣必亡而奔周之说何，微子叛弃君亲而求为后之速也，此必不然也。而传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缚衔璧、衰绖舆榇之说，是尤传之讹也。夫武王伐纣，非讨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遁，则面缚衔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说，则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说，则微子面缚请降矣。武王岂不闻微子之贤，纵其时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业已伐商无复拘废昏，立明之节。然宾王家备三恪何不即以处微子，而顾首以处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见却可羞之甚乎？故于王子谓面缚衔璧必武庚也，后世失其传也。武王为生民请命，其于纣放废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颈也。既而入商，则纣已自焚矣。武庚为纣嫡冢，父死子继，则国家乃其责，故面缚衔璧，衰绖舆榇，造军门以听罪焉。武王悼纣之自焚，怜武庚之自罪，是以释其缚，焚其榇，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绝纣也。若微子，则遁于荒野。一时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尔恩礼举行悉遍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遁野未之获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后，而微子于此义，始不可辞耳。前日奔周之说，毋乃躁谬已甚乎。至比干箕子俱以死谏，比干偶逢纣之怒，而杀之箕子，偶不见杀而囚之为奴耳。囚而为奴，如汉法髡钳为城，旦舂论为鬼薪是也。而说者又谓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传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将生以传道，则异日扬雄之美新拟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岂知它日之必访己，而顾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馀载，间诬罔圣贤之论，故予不可以不辩。 论处殷民殷自中叶以来，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货慢，令风俗浸不美。盘庚一尝正之历。高宗诸贤君风俗固尝正矣。至纣又以淫酗骄奢倡之，一时风靡而又为天下逋，逃主聚诸亡命是崇是长。凡亿兆之心，如林之旅计，皆是物荡无廉耻，一旦周师至，则倒戈迎降之不暇尔。武王入殷固已虑之，曰若殷之士众何。太公亦已有诛斥之意矣。独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气满终，不若在纣之日，故其后从武庚以叛，于是分迁畿甸而处之，而诱之，亦殊劳矣。昔子王子谓迹商民之所为自秦汉言之坑戮诛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乃周公之德，而所以为周家之忠厚也。然观于多士多方君陈毕命，诸书大抵殷民之为顽自其染纣之恶，于是有淫放之习。自其从武庚之叛，于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习而行思商之心奚，为其不乱也。周公之时，洛邑虽迁而思商未释也。君陈以后思商之念释而化，纣之习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释，故多方多士开谕之辞，详化纣之恶未除，故君陈毕命简别之政肃。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于生厚之迁保釐之册，汲汲于馀风之殄噫，是时为风俗，人心计耳。前儒谓东迁之后，卫之俗淫，郑之俗诽，魏之俗啬，齐之俗诈，独东周之民忠厚之风历数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宝器皆入于秦而周民遂东，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论三监武王周公伐殷诛纣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监殷、管叔以殷畔。虽孟子亦认为周公之过，而苏氏又盛称武王之疏，以成败之迹言之过则诚过而疏，则诚疏矣。而圣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于此略可见。然以处事之理言之固亦未为疏也。君臣之际，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汤伐桀，则放之武王克殷而纣死矣。武王为天下除残而已，固不必加兵于其身也。圣人恶，恶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诛绝其子孙也。于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论之，诛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复反乎。虑其反而不立，与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已存之也，于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为之监，以监之夫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亦殷礼也。况所使为监者，又吾之懿亲介弟也，武庚何得为乱于其国。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挟武庚以叛哉圣人于此，亦仁之至，义之尽矣。不幸武王则既丧，成王则尚幼而天下之政，则周公摄之，是岂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国家之谓何？又因以为利，彼固以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己为之兄，而不得与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况武庚实嗾之，于是倡为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归而遂挟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瞰周室之内难，亦固以为商之天下 ，或者可以复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叔实藉之于，是始为浮言以诱三叔，既而三叔与之连，遂挟三监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其叛而不同其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复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过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则外乘应商之声，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鲁。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动众，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间周公，淮夷非乘此声势又不能以得鲁，此所以相挺而起，同归于乱周也。抑当是时，乱周之祸亦烈矣。武庚挟殷畿之顽民，而三监又各挟其国之众，东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汉之势言之，所谓山东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国虽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艰大之说，其艰难之势诚大也。有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之说，是欲闭关自守也。《大诰》一书，朱子谓其多不可晓，以今观之当时，邦君旧人固尝与于武王吊伐之事，非不知殷之当黜也。特以事势之艰大，故欲违卜自守耳，是以《大诰》一篇不及。其它惟释其艰大之，疑与其违卜之说，自肆予冲人以下释其艰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释其违卜也，尔惟旧人以下释其艰大也；予曷其极卜以下释其违卜也，若夫事理，则固不在言矣。抑《大诰》之书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监，则略而不详，何也？盖不忍言也。不忍言则亲亲也，其卒诛之何也？曰：亲亲尊尊并行不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亲亲焉于国？曰：君臣焉，象之欲杀舜，止于乱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杀周公，至于乱国，故成王得以诛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无诛，则天下后世之为王懿亲者，皆可以乱天下而无死也。可以乱天下而无死，则天下之乱相寻于后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义也。诛管蔡亦天下之公义也，夫苟天下之公义，圣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陈栎集传纂疏读尚书纲领〈朱子说外附以他说〉 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见事之首尾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又采合而别记之。若二典所记上下百有馀年，而《武成》、《金縢》诸篇，其所纪载或更岁月，或历数年，其间岂无异事？盖必已具于编年之史，而今不复见矣。 《尚书》初读似于己不相干，后来熟读，见尧舜禹汤文武之事，皆切于己。 问：尚书难读盖？无许大心胸他书，亦须大心胸方读得，如何程子只说《尚书》？曰：他书却有次第，且如《大学》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节次；《尚书》只合下便大，如尧典自克明峻德至黎民于变时，雍展开是何等大命，羲和定时，成岁便是心中，包一个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见得恁地。若不得一个大底心胸如何了得？ 书中易晓处直易晓，其不可晓处且阙之，如盘庚之类，非特不可晓，便晓得亦要何用？如《周诰》等篇，周公不过说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当时说话，其间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观其大意所在而已。 书中不可晓处，先儒既如此解，只得从他说。但此一段如此，《训诂》说得通，至别一段如此，《训诂》便说不通，不知如何。 《盘庚》篇不可晓，如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至嘉绩于朕邦全无意义，又当时迁都更不明说，迁之为利，不迁之为害，何故？说得都无头绪。且如今要告谕民间一二事，做得几句如此，他晓得晓不得。《中篇》又说神说鬼，若使如今《诰令》如此好一，场大鹘突寻常读。《尚书》读得伊训太甲一德，便著鞔过盘庚，却看说命要之读，《尚书》可通则通，不可通姑置之。 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难晓，如书中周公之言，便难读，立政君奭是也。最好者，无逸中用字亦有诪张为幻之语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样文字，必当时有司润色之文。 《尚书》只是虚心平气，阙其所疑，随力量看教浃洽便自有得力处。又曰：其间大体义理固可推索，但于不可晓处，阙之而意义深远处，自当推究玩索之也。某尝欲作书说，竟不曾成。如制度之数，祇以疏文为本，若其他未稳处更与挑剔，令分明便得 与。仲默帖云书说未有分付处，《尚书》且须见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诸说此间亦有之，但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然其间尽有好处。 荆公不解《洛诰》，但云其间煞有不可强通处，今姑择其可晓者释之。今人多说荆公穿凿，他却有此处，若后来人解书，则又却须要尽解？ 东坡书解说著处直是好，他看得文势好，又笔力过人，发明得分外精神。问：但似失之简。曰：也有只消如此解者， 伯恭解书。自《洛诰》始其文，甚闹热某问之。云有难通处否，初云亦无甚难通处，后方云果有难通处。今只是强解将去耳。伯恭直是说得书好，但说不通处却一向解去，故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资太高，所以不肯阙疑。后数年再会于衢伯恭，始谓余曰书之文诚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阙所疑也。予惟伯恭所以告予者，虽其徒亦未必知因具论之，使读者知求，伯恭晚所欲阙者，而阙之庶得其所以书矣。 书东莱书说后， 林书解尽有好处，但自《洛诰》以后非他所解。〈以上并朱子语录及文集中摘出〉 鄱阳柴氏与尊己程氏书曰：唐虞三代、圣帝、明王与其良臣硕辅，精神心术之妙，推之天下以为大经大法者，尽在于书。尝谓善言道者，必有至要不可易之论，如诗思无邪、礼无不敬，皆可蔽以一言。吾友深于书者，必有至要不可易之论，愿蔽以一言以为读书之指。南程氏答曰：读书必有纲领。自有纲领而提之，则其间世变之殊事为之异皆可会，而通之一以贯之五十八篇之所载。唐虞三代圣君贤相抚世，酬物殊时殊事而可蔽以一言者，其在于允执厥中乎，是中也。随事而有圣贤之于，是中也；当事而存，是故尧舜之禅受尧舜之执中也，禹之传子禹之执中也，汤武之放伐汤武之执中也，伊尹之相太甲周公之辅成王伊周之执中也。亲如瞽瞍而不克谐以孝，则非为人子之中；顽如有苗而不诞敷文德，则非格远人之中；君如纣而不去、不囚、不死，则非微子箕子比干之中；水土不平亳不迁洛不作，则非拯民定业之中。其他如访箕子，以传道诛三监，以安周董正治官居丧，出诰训夏赎刑攘戎，悔过与凡修身任贤，奉天畏民保治遵法，纳忠辅德，因革废置宽严久速迹虽差殊，理实一致，无非随时顺理因事处宜，各当其可，各适其宜而已。故尧之授舜，舜之授禹，自执中之外无他语。而汤武诸君所以相与继天立极，与其诸臣所以相与扶世立教，大抵皆以此中相传而易地，皆然者也，此所以上契天心，下合民情，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然异乎子莫之执中者，圣贤固有精一之功，而非徒中之强执也。尧舜性之虽不俟于精一，而自然能合乎，中汤武而下反之，则必由此而后造于粹然之地焉。以是观之则，知书之要而唐虞三代之弘纲要旨，虽不中不远矣〈柴氏中行字与之程氏去华字实之〉。程氏又答友人问，曰：前辈谓读书要识圣贤气象，某谓读《尚书》亦当识唐虞三代气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后，则多臣戒君耳。禹皋戒君儆于未然，辞亦不费，夏商以后，则事形而后正救之，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详至不惮辞费矣。观启与有扈战于甘野，以天子之尊统六师，与一强诸侯对敌前，此未闻也。汤之伐夏，自《汤誓》、《汤诰》外，未尝数桀之恶，且有惭德武王伐纣，则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历历陈布，惟恐纣恶不白己，心不明略无回护意矣。伊尹谏太甲不从而放之，前此无是也。使无尹之志，则去鬻拳无几然。太甲天资力量远过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归周公，则谗疑交起。虽风雷彰德之馀，宅中图大之，后不敢去国，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辅佐，用力何其艰也。尧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岂细事而天下帖然无异。辞盘庚以圮于耿，而迁国本欲安利万民，而臣民欢哗至勤三篇，训谕而仅济然，盘庚犹可也。周之区处，商民自大诰以后，毕命以前，药石饮食之。一以为龙蛇，一以为赤子，更三纪之久，君臣共以为国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讫于无虞视尧舜区处，苗顽又何甚暇而甚劳也。精一执中无俟，皇极之烦，言钦恤明刑，何至吕刑之腾口降，是而鲁秦二誓见取于经，而王迹熄霸图兆矣。世变有隆污风，俗有厚薄，固应如此。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读书者其毋苟乎哉。 婺源滕氏〈和叔〉《尚书》大意序，曰书之大意，一中字而已。允执厥中书所以始，咸中有庆书，所以终以此一字。读此一书，迎刃而解矣。 中星考尧典中星与月令中星候之必于正南午位，则同而其象，与星宿不同，所以不同之由有四焉。曰：古略而后渐详一也，尧典以中气，月令以月本而不专以中气二也，岁差三也，昏刻之难定四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形之圆如弹丸，其覆地之形如覆盂，其旋绕也如转毂天，半覆地上、半包地下，二十八宿亦半隐半见，随天而旋焉。天左旋一日，绕地一周，而过一度日亦。左旋一日，绕地一周，而比天为不及一度。积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与天会，故占天者于节气初昏之时候，某星中于正午之位，以审作历之差否，古今一律特详略不同，尔不必拘于南面，听治视时授事之说。今术家欲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针以为准，亦其遗法中星无刻无之特。白日不见，他时无准惟于节气初昏之时候之正午为便尔，是故中星二字始见于孔传历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此未见也。尧典候中星之法历，一月而中星移次历，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运转不停，惟春分星、鸟南星、昴西星、虚北星火东天位与地位合春。而夏则鸟转，而西火转，而南虚转，而东昴转，而北矣。所谓中星移方者，如此仿此而推他皆可见。尧典中星，惟虚昴以二十八宿言星鸟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备也。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匀亭降而求之，月令又降而求之汉晋志三统。元嘉等历分至中星不皆相对闻之。先觉曰：尧即位于甲辰，其二十一年为甲子。甲子冬至日在虚一度，而昏昴中盛矣哉，此天地间贞元会合之运旷数千载而一遇者也。月令视尧典则渐详矣，其果精密与否未可知也。尧典惟举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则十二月备举之尧典，中星举四象十二次；月令专举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阔，而别举弧建以审细求之。尧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则并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见中星去日远近之度焉。朱子尝曰，天无体，只二十八宿便是天体。以是知中星之转移，即天体之转移也。定一岁之运，实本于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气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减每十八度。此法之由来必已久矣。尧典虽略，然宾出日饯，纳日冬夏至致日行之，惟谨且星鸟、星火、星昴、星虚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牵牛，中冬昏东壁中。郑氏曰：吕令与尧典异，举月本也。汉志亦引月令章句，谓中星当中而不中，或不当中而中，进在节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统，历后晋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历方退至壁八度，尔岂有吕令时仲冬已昏壁中，而汉晋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唯举月本也，此所以昏东壁中也。然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举月初，或举月末，皆据大略不细，与历齐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内有中者，皆得载之。二十八宿其星体有广狭相去，有远近，或月节月中之日，昏明之时，前星已过于午后，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见有早晚。明者昏早见，而旦晚没暗者，昏晚见。而旦早没，所以昏明星不可正，依历法但举大略尔。长乐陈氏亦曰：月令中星，或举朔气，或举中气互见也。以此二家说言之，则月令中星亦未可断，以为尽举月本也。兼之岁差之说，尤所当知而经解家之所鲜知，汉唐二孔皆不及。此至三山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论经，盖天度于零分而有馀岁，日于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运而舒日道常内转，而缩天渐差，而西岁渐差，而东此岁差之由，古历简易未立差法，但随时迁改以合其变。至东晋虞喜宋祖冲之隋张冑元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为百年。皇极历酌二家中数为七十五年，虽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风不主差法，一行力辨其非，谓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汉四百馀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参之大衍历及近世景祐新书，又谓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年叙会天历者，又谓今不及六十年辄差一度。虽岁差年数难以一说定之，而岁之必差可知矣。况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长，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后乃谓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间中星常过三度半强，而昏明之刻乃争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气有阴晴明晦之殊，则星之出没必有迟速难准之异，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星同异难矣哉。且是说也，一行常虑之矣。其说曰何承天以月蚀冲步日所在，又验以中星刻漏不定，汉世课昏明，中星为法已浅。今候夜半星以求日冲，虽近于密而水有清浊，壶有增减或积尘所壅，则漏有迟暮，臣等频夜候中星而前后相差或至三度。愚读唐书至此未尝不喟然，叹曰嗟乎。以昏难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凭。若可定矣，而又病于水也，壶也积尘也，以至于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几一刻之差也。历家用心至此亦，良苦矣。历家有历书，有浑仪，且世掌天官，从事专且久，而候中星之难尚如此，今吾侪仅据诸经史而以方寸之天想象圆穹之天，乃欲定千古中星之同异，信难矣哉。革卦之大象传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历之必不容不革尚矣。唐二百九十年历，凡八改近世，率二三十年历必一改，惟不免于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与天合，使古历可胶固守之，则何取于治历，何足以明时哉。由是言之，则吕令上距尧时，几二千年仲冬日，自虚缩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无怪也。其不能不异者，不特难辩亦不必辩也，抑又有感焉。尧甲子岁冬至日，在虚一度，昏昴中历三代，秦汉唐迄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尧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营室中日在虚退，至箕凡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宿，以岁差中数七十五年差一度约之，则二万馀年后，冬至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而与尧时合矣。而谁其见之论至此岂不曰俛仰终宇宙哉，岂可不遐思而永慨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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