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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庐山下来，进入绿树掩映的白鹿洞书院，就让我想起朱熹曾两次上书朝廷，他说：庐山的“佛堂数百，废坏者无不有人修复，而儒生读书之地只有白鹿洞一处，却破败百年，无人过问。”其实，自从宋真宗规定“不入国学，不能应举”以后，民间性质的白鹿洞书院，已经在现实的儒生中间失去了地位。南宋朝廷也无意，更无暇顾及它的兴废。而作为地方官的南康太守朱熹恢复了它，更主要的是将它变成了自己宣扬理学的大本营。理学家们提倡坚持的操守固然很重要，不幸的是，如《二程全书》所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以及“二十四孝”之类中愚忠愚孝的事，都是男人不能成为忠臣烈士，却要求女人贞节；长者不能清廉奉公，也不能真正做到爱幼，却要求孩子放弃自己的权益。这种男人做不到却要求女人做到；大人做不到却要求从孩子做起的目的，无非是迂回地想通过弱者的无告，以“理”杀人，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 进入白鹿洞书院，最感兴趣的是朱熹所立的那块陆九渊在此讲学后留下的《白鹿洞书堂讲义碑》。淳熙二年，陆九渊兄弟和朱熹在江西信州鹅湖寺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辩论，与会的朱亨道曾记述这次争论：“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朱熹）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撇开那些繁琐的术语和论述不说，简而言之，就是陆九渊的“心学”主张坚持顿悟式的良知，从而让人在行动中担负起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责任。朱熹渐悟式的“理学”则认为“理”先于人而存在的，人们应该在后天的学习中去掌握并运用它。所以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应邀来朱熹初创后的白鹿洞讲学，朱熹在陪陆九渊泛舟时，一语双关地说：“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意思是：溪山长在，人非长存，心理之间，哪个更根本呢？然而，溪山对于游人来说，是可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对于行人来说，则是障碍；对于没有来此也不知道此溪山的人，它的存在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况且今日的溪山也非旧时的溪山。即便把“理”看成是宇宙事物的固有规律，要认识、掌握它，还是离不开具体的人，而且认识、掌握的程度，也是因人而差异巨大的，更何况所谓的“天理”无非是孔孟之道？所以，陆九渊在白鹿洞讲演的题目是《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说判断君子小人，关键是“当辨其志”。求取功名的人，有的志在升官发财，考取了功名，仍是“喻于利”的小人；有的志在治国安民，求功名则是“喻于义”的君子。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维护了他“心学”注重树立人生价值观，担负日常社会责任的理论。而且这种顿悟的“心”，是比较自由，可以因人而异的，并且还有“以民为心”的成分，并不是一味的维护现有的皇权。也许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还在初创阶段，当时大多数人也都接受“心学”，所以朱熹需要他的论敌来提升白鹿洞的人气，所以留下了这块很有意义的《讲义碑》。 近年白鹿洞书院又引进了一对白鹿，《唐才子传》说唐朝时洛阳人李涉、李渤兄弟因为北方战乱而来到白鹿洞营建茅舍读书的时候，与他们接邻的还有博陵人崔膺兄弟，李氏兄弟因为驯养了一匹白鹿，陪伴他们读书游玩，所以就有了白鹿洞之名，李渤的《石钟山记》中也自称为白鹿先生。当了江州刺史以后，李渤曾到庐山归宗寺，问智常禅师：“教中谓须弥纳芥子，渤则不疑，芥子纳须弥，莫是妄谈否？”禅师问他：“人传史君读万卷书，是否？”那么“摩顶至踵如椰子大。万卷书向什么处著？”所谓一物一世界，大不过椰子的心，不也是一个世界吗？李渤又问:“一大藏教明得什么边事？”看来李渤对于佛学并不了解，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在请教，第二个问题就不太客气了，所以智常举了个拳头给他看，问他懂吗？李渤不明白，智常也不客气地骂他“这个措大拳头也不识！”智常告诫他：“会则途中受用，不会则世谛流布。”三藏经典对于明白的人，不必读完就受益了，不明白的人就只能人云亦云了。 李涉虽然学有所成，被推荐做了太学博士，但纵观他的心志，似乎也并不热衷于想做存天理、灭人欲的卫道者，所以他自号“清溪子”热衷于游山玩水，在去看望当了江州刺史并重修了白鹿洞的兄弟李渤时遇盗，竟然只要他写首诗，他也竟然说：“世上如今半是君！”估计他们兄弟因为是在此读书有年的知名人士，加之现在其弟又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强盗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唐国史补》说“少长于外家，不齿及长能文”的崔膺则“性狂率，张建封美其才，引以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呼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桂苑丛谈》说引起众怒是因为他“时因酒兴，偶画得一匹马，为诸小儿窃去”，他就大叫“膺失马。”结果闹腾了半天才知道，不过是被窃了一幅画！于是监军气得要杀他，因为监军与节度使张建封有约“彼此不相违”，所以他向张建封要人，张建封也只好答应，不过他说他也有个要求，监军自然也答应了，张建封的要求却也是“却乞取崔膺”，这才救了他一命。不过他最终还是因管人家被淮南节度杜佑家名分之事，被杜佑的后妻害死了。 朱熹的“理学”曾一度得到独尊的地位，那是因为他的出发点就是迎合了最高统治者，于是两者之间取得了双赢。而从“心学”中所见到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却在于尊重他人生存的权利和不再疏远人生良知的价值思考。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0年7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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