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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长期稳定统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取得显著成就，中医学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古人曾言：不为良相，但为良医。明朝许多官员都有学医习惯，回顾这段历史再看现代，寻求有益启示。
古代很长时间把医生看作工匠。汉唐时期，对医家持鄙夷态度。唐代韩愈曾说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孙思邈一代医学大家也曾说道：“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官宦人家，往往长期把医家当有技艺的工匠对待，跟其他工匠一样，作为使唤对象。 宋朝是中医发展鼎盛期，这和该朝皇帝崇拜医学有关。宋太祖赵匡胤下令组织医官、修订宋代首部药典《开宝新详订本草》，还首开皇上为医书写序的先河，此后各代都有效仿。 赵匡胤略通医术，统兵作战之余，能看病开药。当皇帝后，赵匡胤也曾用针灸，为他弟弟赵光义(宋太宗)救治。单就医术而言，赵光义更胜一筹，史料中虽然缺少他帮人看病、开药，或用针灸治疗记载，他专攻经方学——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药方。赵光义当皇帝前，已收集「名方千余首」，即位后更重视医学，下诏命编著《太平圣惠方》。 宋真宗赵恒也屡替臣子开药，而且往往有效。名相王旦气虚多病，宋真宗某日赐他一瓶药酒，令他当面饮下。王旦喝几口后，大为舒畅。宋真宗才缓缓说：这是苏合香酒，有行气解郁、散寒化浊之效，以后冬天上早朝，可饮一杯抵御寒气。 言归正传，明朝儒家学术一统天下，受宋元时期“唯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影响，加上儒家推崇济世仁心，明代官员不仅不排斥鄙夷医家，承继宋朝之风，更加推崇医道。 
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一书记载了范仲淹的典故，公（范仲淹）曰：“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典故真假不论，把业医排在业儒之后，足见当时医家地位。 明代苏州有一盛氏家族，以医儒兼修闻名于世。盛家在明代业医者有30人，其中医官有12人，2人为太医院御医，3人为太医院医士，6人为医学正科，1人为医学训科。业医之外，盛家还是一个业儒大家族，光是明代一朝其业儒成就卓著者就有13 人，其中进士有6人，乡贡2人，荐举3人，博士弟子员1人，无功名者1人。可见在明代医家地位之高，仅次于业儒者。 再如徐有贞，明朝政坛风云人物，对医道有独特见解，他本人极为推崇儒医。他曾说道：“医有儒之称者，谓其儒而医也。儒而医，则其于理必明，于术必精，而存心必正，理明术精而存心正，则必能愈人之疾，全人之生，而不为庸工苟利之行，故医必儒之为贵也。” 他认为业儒之士经过科举试炼，识字能力、理解能力比常人要好，具有洞悉医学理论知识能力，习医能见奇效。同时，由于业儒之子弟受到儒家“济世仁心”的影响，不同于唯利是图之人，行医只为济世救人，所以他认为医者中尤以儒医为贵。社会上层业儒者，转而业医或是兼而业医都属常态。
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印刷业得到极大发展。明代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出版印刷行业兴盛，社会刻书风潮兴起，医书大批量出现，甚至私人刊印医书成为风潮。 医学受到社会经济的推动，名医辈出，医著如雨后春笋络绎不绝，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学科进一步成熟，医家典籍进入了全面、系统、规范化总结阶段。 前代医书古方琳琅满目，医学书籍种类繁多，所以对于前朝典籍的需求增大，如张仲景《伤寒论》，刘纯《医经小学》、汪机《医读》、李挺《医学入门》、李中梓《医宗必读》等医书，“争相传刻，利济弘多”，市面上医学书籍广泛流行。 通过总结医家典籍，产生了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综合性著作和集古代中医学之大成的成果，促进了临床各科医书发展，促进了民间私家医书刻本的兴盛。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等，这些医书都是集前代医家精华所著，是明代医书佼佼者。临床各科医家典籍逐渐增多，如万全所著的儿科典籍《万密斋医书十种》等。
此外，通俗易懂的医疗歌诀被编辑成册，指导日常治疗之需。如治头晕之症酒黄散，歌曰：“雷头风发闷低低，羊粪将来不用钱。捣碎重罗为细末，酒调热服便安然”，这些歌诀通俗易懂，便于传唱。私印促进民间医学发展，促使医道广泛传播。
明代成为医生的门槛极低，不仅没有规范的医学院校，也没有批准行医资格的审核制度，业医准入门槛极低。只要识字，略微读过一些市面上良莠不齐的医书，就可行医。从医人员没有限制，和尚、道士，还是其他行业都可行医，从医人员良莠不齐。 明代优质医学大家往往为极少数人服务，远离中央在地方行医的，必然有更多庸医。宋代陈自明曾说：“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 翻阅明代医者医案，不难发现大量被无良庸医耽误的，许多官员之所以走上从医之路，是因为自身或身边亲友被庸医误治丧命。如华亭王宏翰，其母为庸医所误，便下定决心究读医书，日积月累有所得，能治顽疾杂症，成为大家，著有《医学原始》十一卷等医书。 无独有偶。明代山东王光隆，少时业儒，见乡间无良医遂而业医，精研医术，活人无数，遇贫患不计报酬，施以医药。  明代地方医疗资源匮乏。明代设有包括中央、地方两个医疗体系，中央设立太医院，只为宫廷及皇亲贵族服务，普通百姓无缘求诊。地方政府按制应“置府州县医学、阴阳学，府置医学正科一人，阴阳正术一人，秩从九品，州置医学典科一人，阴阳典术一人，县置医学训科一人”来负责地方医疗事宜，面向百姓。 除府医学官员之外，其他医官皆不入流，有些职位甚至仅设官名，不给傣禄。统治者忽视地方医学，地方医疗资源极度匮乏，迫使大量地方官员自行学习岐黄之术，以保全家人，保养自身。
明朝处于公元1368年到1644年期间，距今六七百年到三四百年。明朝中后期，大航海日益兴盛，各个大陆往来日益密切，带来新物种，也带来各大洲传染病源。 明朝自然也是一个瘟疫频繁爆发的时代，当时人们对瘟疫等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等已有初步了解，但传染性疾病传播依然频繁。 明朝许多致死率高的疾病。如梅毒，又称花柳病，医家则称之为“杨梅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到：“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熏蒸饮吠辛热，男女淫狠，湿热之邪积畜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然皆淫邪之人病之，其类有数种。”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致使人们突破明初倡导质朴之风，甚至出现僭越状况。不仅日常生活贪图享乐、好逸恶劳为主，讲究吃穿用度，性观念呈现井喷式泛滥，明朝青楼业发展兴盛就是典型，使得性病流行甚广。  此外还有瘟疫、天花等诸多烈性传染病，明代官员不得不习医以保家人及本人安康。河北王轩字临卿，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任保宁知府，精通医术，著有《伤寒六书》。明代官员利用医疗资源，探究传染性疾病以保全家人及自身，也为中医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促进明朝医学繁荣。明朝中医进入总结整理阶段。官员尚医风潮，则是中医典籍变得系统化、全面化的推手。士子官员有感医药古籍晦涩难懂，不乏错漏之处，对此，醉心医学之人便苦读医籍，钻研探究，解读经典，使之通俗易懂。 凡能进士及第者，无不寒窗苦读十年，四书五经无一不精，且要博学多思，方能一路过关斩将，思考学习能力自然是社会上的佼佼者。读书做学问不在话下，医术相对而言难不倒他们，对他们来说“夫良医之用药，如良将之用兵，知彼知己，百战百胜，非偶然也。”官员习医自有先天优势。  明朝宰相杨士奇言：“历代明于医者，皆有著书”，以求完善医理、青史留名。学有所成，自会出书论著，完善其学，甚至考订文献讹误，医学为文化之一，以文字流传，不仅功后世参考，也能传诵千古。官员尚医风潮，使得这一时期名医辈出，医家典籍不断，出现了中医文化发展盛世。 提高业医者地位。社会上层习医风潮兴起，间接提高明代医家地位，不少官员医学兴趣浓厚，如明代的倪元恢，字念谦，金华人，任江山训导，后升为会通教谕，其人经史天文皆有研究，以此旁通医术，并著有《医略阐秘》，惜遗失。 皇族子弟亦不乏对医术感兴趣者。朱橚即周定王，明太祖第五子。朱橚好学，能词赋，作《元宫词》百章，当然深受儒学教育，相当精通。对医学兴趣盎然，他组织编著有《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等医学著作，对西南边陲医药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官员和皇室子弟作为社会精英阶层，习医研读经典，使得人们更加崇尚医学，必然刺激和促进从业者社会地位，使得官员习医成为更加广泛的社会风尚。现在总说大健康，阁下有无自习？ 顺应时代变化。明朝经历了世界历史大变局，明末列强已经把抢劫掠夺的触角，伸到到了中华民族身上。荷兰殖民者侵略台湾，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就是赶走了荷兰殖民者。英国殖民者入侵日本列岛，列强在东南亚横行霸道，商品和人流已经无可阻挡洲际化。 自发的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印刷业繁荣，传染性疾病不受限制地跨越大洋传播，超越传统瘟疫。官员不管是为了自身，还是为了家人，抑或是出于济世救人的思想指导下，他们都乐意学医。
公元1117年，宋徽宗赵佶亲自主持旷世巨著《圣济总录》200卷，历时18年，集宋代以前中医药文化之大成，他自己也写一本《圣济经》10卷。500年之后，明朝医学呈现百花齐放局面，皇亲国戚士子官员热衷儒学习医，社会风尚治理天下、济世救人一脉相承。 近百年来，中华医学受到西方医学抹黑污蔑和扼杀，百年来处于其他领域欣欣向荣而该领域不断萎缩状态，两次冠状病毒侵袭，仰仗中医药治疗取得伟大成就，而西方陷于泥潭无法自拔。 现代教育普及但读书人唯独缺乏对中国传统医学持续传承学习，更不是现代治理的必修课。过度注重学习西方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甚至到了盲从盲目地步。中华文化传统和治理现实看，注重细分同时普遍忘却综合辩证，而中医学就是系统辩证方法论见长。与其全民学英语，不如分出一点时间从小学习传统医学，夯实全面发展根基。 常言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单打一线性思维方式和治理手段盛行，区域或行业治理缺乏全局意识，就像诊断治疗手段单一，把脉不准病因未察，治疗简单粗暴，效果差。就像治疗非典，用再多抗生素激素抗病毒药物，不仅无效反而有害无解！ 百年大变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也是严峻挑战。现在最需要系统思维辩证方式，治疗历史痼疾，超前谋划未来变局过程和趋向，用中国式阳谋为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开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思想和战略演进路线图，为各级人员提供有效治理指南。 治理天下，花时间研习中医方法论有何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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