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勤 | “黄金时代”的叙事与抒情——评王蒙的长篇小说《笑的风》

“黄金时代”的叙事与抒情

——评王蒙的长篇小说《笑的风》

吴义勤

王蒙是一位有着强大思维活性和持续艺术创造力的作家，他的作品以鲜明的时代感和深邃的思想内涵，紧密关联着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美学的变革与创新，成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标志，是透视当代中国及其文学言说的一面镜子和一扇窗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新世纪，王蒙创作了《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这边风景》《闷与狂》等数十部长篇小说，体现了旺盛而持久的创造力。近年来，王蒙“在'青春激情、革命激情、历史激情’的多重激荡中”[1]，展现出更为丰沛的创作活力，奉献了《生死恋》《奇葩奇葩处处哀》《邮事》等一系列新作。2019年9月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王蒙，年底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笑的风》，进而在2020年将这部中篇以“只重于大于而不是轻于小于夏季原作的力度”砥砺、修订为“一个真正的新长篇小说”[2]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王蒙于耄耋之年所创作的这部新长篇与其以往的思想和创作有何关系？与其所说的“小说黄金时代”[3]有何关系？本文拟由此入手，对这部小说的叙述基质、美学品格及其在王蒙思想与文学谱系中的位置和意义进行探讨。

一、时代性与历史感的文学表达

《笑的风》以1958年至2019年这60年间主人公傅大成的人生经历和命运轨迹为主线索，讲述那些围绕着他而发生的生活和情感故事。傅大成与白甜美、杜小娟的婚姻、爱情、家庭生活和遭遇是主要内容。由于时代、政治和家庭成分等原因，正读高中的傅大成与比他大七岁而又没知识少文化的渔村女子白甜美结婚成家，并生育一儿一女。1979年，已具有一定文学影响的傅大成，在北京参加文学创作座谈会时，遇到世家名门出身的作家、诗人杜小娟，与之一见钟情，几经波折，最终与白甜美离婚与杜小娟结婚。但小说的目的并非讲述一个平庸的“婚外恋”或“始乱终弃”的模式化故事，而是将人物置于时代风云变幻的背景和现实中，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命运，通过他们的婚恋、家庭的破裂与重组，透视60年间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沧桑巨变，重新思考和辩证“时代与人”的关系。

王蒙：《笑的风》

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

《笑的风》在描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伦理和情感，关注其生活、思想、情感和观念意识及其变化着、发展着的形态和状态的同时，也在关注时代，关注中国当代历史与现实的发展着、变化着的形态和状态，所以小说有着将现实与历史相牵连，将个人与时代相牵连的思路设计：作家既在呈现当代中国历史发展和变革的现实，也在表现着另一种现实——人的现实，人的情感、心理以及爱情、婚姻、家庭等伦理观念的现实。小说以新世纪新时代的中国为立足点从整体上对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进行宏观观照，讲述这段历史的沧海桑田和人世与情感的曲折涌动、千回百转。包括夫妻之情、父女、父子、母女、母子之情在内的交错纠缠的情感关系，是小说的主体内容，也是勾连小说脉络、推进小说情节演进的动力。时代“外部现实”和人的“内部现实”相互牵连、彼此渗透，前者带给后者的机遇和命运，后者如何呼应、顺应或感应前者，二者的交互关系、沟通情境如何，正是《笑的风》所要表达和思考的。

王蒙：“季节系列”长篇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笑的风》呈现了作家与生俱来的语言感觉和成熟老到的文字技艺，写得驾轻就熟、举重若轻，洋洋洒洒、下笔万言。挥洒自如的文字背后，是王蒙对自己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与现实的总结，是对个人与时代、中国之难分难解的纠缠的感喟和慨叹。在谈到发表、出版于1993、1994、1997和新世纪初年的《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等“季节系列”长篇时，王蒙曾说：“它是我的怀念，它是我的辩护，它是我的豪情，它是我的反思乃至忏悔。它是我的眼泪，它是我的调笑，它是我的游戏也是我心头流淌的血。它更是我的和我们的经验。它是我的过程，它是我的混乱和清明，它是我的寄语和诘难。它是我的纪念和旧梦、新梦、美梦和噩梦。它是我的独语、狂语、呓语、禅语和献辞。它是我的软弱和顽强，理智和痴迷。”[4]《笑的风》固然不似“季节系列”那样具有王蒙自叙传的印迹，没有那么多的“噩梦”和“流淌的血”，也不突出“辩护”“忏悔”“混乱”乃至“诘难”，但在“怀念”“豪情”“眼泪”“调笑”“游戏”“旧梦、新梦、美梦”和“我和我们的经验表达”上，它确是王蒙的或王蒙式的：除此一家，别无分店。这部小说有着与青年时代王蒙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相似的青春、爱情、理想、追求，有着与中年时代王蒙的《杂色》《春之声》《海的梦》相似的斑驳与生机，却少了些《活动变人形》的无法摆脱的压抑和难以克制的尖锐与沉重。

在更深层更根本的精神气质和思想意识上，《笑的风》接续和发展的是“季节系列”，而在修辞造句和语感上，它展现着“新时期王蒙”小说如《闷与狂》的典型风格。这部小说具有突出的语感性，在并不复杂的故事讲述中，作者充分利用汉语的语言、文字特性及其历史文化蕴含，释放出汉语本身的能量。小说大量引用、化用古典诗词，并对其进行情境化、心境化改造，以契合小说人物的心灵、情感和他们的小说家和诗人身份。大量同义词、近义词甚至反义词等词汇的并置、铺排，在造成滔滔不绝语流的同时，也揭示了人物或矛盾游移或激昂欢快的心理、情感。这可以说是“新时期王蒙”语言表达先锋性探索的延续和发展。《笑的风》的阅读快感和审美体验，首先便是来自这一与人物处境、心境和时代生活气息相呼应相匹配的语言运用。这是对语词稳定内涵和使用规则的少许偏离，通过对语言惯性的游离和词汇的陌生化连接，产生语义的扩张，是对人物心境、处境和时代情境、氛围的充满张力的延伸和发掘，正是在语词的灵活自如的调配、使用中，展现了作者的情感、体悟和思想的可能性。

《笑的风》既是语言的“呈现”，也是作家主体形象的“表现”和“展示”。就前者而言，它是能指的，语言呈现了其本身的活性和魅力，也是所指的，它指涉着人物、时代和历史；这种语言是自在的，也是自为的，从中可以感受到汉语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内蓄力量，也可以感受到创作主体的心境、心态、心灵的状态和力量。小说语言出之以描写，出之于情感抒发，细腻入微，感情丰沛，是叙述中的超级“能指”，充分扩大了其“所指”区域。就后者而言，《笑的风》的语言，蕴含作者进入个体深层情思、深入时代氛围和传统文化内部的坚韧，体现着具有一贯先锋性品质的作家对既有言说方式的扬弃和超越。小说展示了一个鲜明的，在当下与历史、在“新时期”与“新世纪”“新时代”自如穿行的“王蒙语言形象”，洋溢着一个正在从事艺术创造的主体的乐观、自豪与自信。

《笑的风》是作家的历史记忆，是作家所处和所理解的“伟大时代”及“小说黄金时代”对历史的言说。个体记忆在言说中、在文字的流淌和激荡中复活，历史在时代的观照下获得新的生命。王蒙仍然是那个青春的、理想的、包容的、先锋的王蒙，他试图通过让汉语的符号的力量从被漠视被压抑中重新生长，在成长中的“个人”和“生活”维度上，对50—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的“历史转换”，进行自然化、人性化和情感化的链接，获得一种当代中国历史的整体感。在这一历史叙述建构中，当代中国社会和历史内部的差异性，以“发展”和“进步”的形式得到表现。如果说，在对50—70年代的处理上，小说主要采用家庭化和社区伦理化的方式，写出传统文化和民间伦理在激进时代对“共同体”的维系，写出“动荡年代的平安与幸福”，用叙述者的话说，在“政治运动如火如荼，高亢入云”的严峻形势下，傅大成“渐渐意识到他与白甜美的婚配是一件好事”，尽管没有古今中外文学中描写的罗曼司的浪漫，没有情话情诗，没有自由的“现代爱情”，但在白甜美和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构成的家庭中却获得了乱世中难得的安稳和幸福，“他们平安幸福地度过了动荡的年代！”而对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情感的处理，小说主要借助服饰、用具、物件、饮食、娱乐形式、节庆聚会、旅游出行乃至家常寒暄、人情礼节等写实性、社会性、艺术性、语言性的各种记忆载体，来进行丰富多样、摇曳多姿的表现。如此一来，小说在傅大成和白甜美、杜小娟这条婚恋、情感和家庭伦理线索之外，又通过各种记忆载体的互相渗透、重叠，揭示了1958年至2019年这60年间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和群体意识。

小说通过富有标识性的事物、事件，在人的情感和家庭状态描述中，建立起小说的时代感，又通过人物情感和命运的悲欢离合写出当代中国历史的起承转合，在长时段叙述中建立更深层的历史感，将个人的生活故事和情感故事，讲述为一个更具庞大品格和世界视野的中国故事。小说写道：“到处是生活，到处是时代，到处都撼动着历史趋向的变革与调整，点点滴滴，蓬蓬勃勃吵吵闹闹，纷纷乱乱。中国人的生活，正在迈上一个新的平台。”这段文字出自白甜美、傅大成夫妇创办“相思”棋牌茶室，无意中与李谷一“乡恋”无缝接轨而引发的感慨和议论，它巧妙地把1979年边地小城萌发的新机与京沪大城市、十一届三中全会、港澳台歌曲、日本电影、帕瓦罗蒂乃至整个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迁联系起来，将“个人”“生活”与“时代”、与“历史”联系起来，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傅大成、白甜美“不只是躬逢其盛，而且是趁盛势直冲云天”，“他们的茶室搭对文艺快车，攀上历史巨轮，……主要是想定了四个现代化”。总之，“小地方小人物小茶室随着历史的节拍而摇曳多趣”，“什么叫伟大的时代？那是一个让鱼鳖村的贫农儿子，不但上高中，而且上大学，不但当干部而且写诗，不但坐飞机而且蓬拆拆跳起舞来的时代呦！”小说写中国作家参加西柏林艺术节，有两个细节颇有意味。通过写外国观众观看昆曲演出，写“人情与艺术的共鸣”，接着写到君特·格拉斯家做客，“他的经历相当符合当代中国的人民化理论观点，是社会生活锤炼出了这样的一个怪诞创新、独树一帜的作家”，“用中国的说法，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人民是文学的母亲。格拉斯作证”。作者在这里并未以“人的文学”否定“人民文学”，也未固守“人民文学”的狭义界定，而是在寻找“人情”与“人民”的内在沟通性。这个细节的症候性意义，不仅在于它直接贯穿和连通了50—70年代的“革命中国”与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和90年代“市场经济中国”，更在于整部小说的叙述都是以此为价值理念基点而展开的。

正是因为有着讲述“大故事”的欲求和意图，《笑的风》便不再局限于讲述“小故事”“小悲欢”，而是要讲述“大时代”“大历史”。如何由“小”致“大”，由“小”见“大”？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容纳中国与世界、社会与文艺、历史与现实，如何处理流动的、多维面的历史与“个人”及情感、心理等“内心”的深层、复杂的关系？小说的处理方式是，通过傅大成、杜小娟等的个人经历和感想，通过他们的人生体验、历练和感悟，连接外部的、动荡的时代风云。这种处理虽然是王蒙的长处和强项，但也面临着诸多艺术上的新难题与新挑战。傅大成、白甜美和他们的儿女，除了在离婚这一事件上的矛盾关系之外，他们的生活和情感片段能否有效地纳入更广大复杂的人物关系中，能否牵连更广阔深厚的中国现实生活？傅大成和杜小娟的爱情、婚姻主要以北京上海开会、书信往来、诗歌小说互通心声、世界各地旅游等方式展开，其与傅前妻白甜美和儿女的故事之间是否可以建立起更紧密的情节联系？傅大成的中学同学赵光彩也是与当代中国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人物形象，他的相对独立的故事能否更丰满地展开并与傅大成的故事“交叉互补”从而成为复杂历史叙述和“大故事”的一部分？时代改变了人物的命运，使人、事、情和家庭偏离了原有的轨道，王蒙在书写这种种改变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经验、体悟、思考、慨叹的同时，也总是试图写出历史与人心的幽深、时代与历史对人的意识和情感结构的深层影响。无疑，《笑的风》以王蒙式的“小说智慧”呈现了在个人经历、体验与时代、历史风云间别有意味的张力或疏离关系。

二、个人体验、中国经验与“世界”视野

如果说，60年的中国经验和个人体验是《笑的风》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那么将中国经验充分“个人体验”化，是王蒙一以贯之的美学追求。与其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不无相似的是，《笑的风》同样呈现了王蒙式的个人主观性和对时代的敏感神经，个人的经历、体验强烈地渗透和融贯在他对人、事、情、境的书写中，以个人/历史与体验/判断的融合以及浓郁的抒情诗意色彩化解了叙述的沉闷。

著名作家王蒙

有研究者指出，“王蒙是一个历史意识很强的作家，但他笔下的历史却是一部心灵化的历史”[5]，“王蒙的思想是个人体验和历史判断的共同产物”[6]。王蒙的思想并不出之以玄奥的思辨，他刻意回避某种理念的阐述和传达。《笑的风》蕴含的思想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现实密切相关，是对自身体验和经验、感知的总结，是一种对这种总结的平和而理性的表达。即便有象征或特别的寓意，也不会让读者被“晦涩难解”带来的沮丧所困扰，陷入“阐释的难度”。如何释读“笑的风”这一时时浮现于文本之流中的词组或意象，便是突出一例。无论对这个内涵较为含混的标题作何解读，无论是傅大成如厕之夜偶然听到风中传来的清脆活泼天真烂漫的笑声“风因笑而迷人，笑因风而起伏。然后随风而逝，渐行渐远，恋恋不舍”，还是傅大成赴京参加创作座谈会，与中文系学生联欢，听到杜小娟唱歌时，联想到曾听过的《哈萨克圆舞曲》的感受：“哈哈，融笑入歌，融歌入笑。歌笑旋风，阵阵吹过。”抑或二人在畅游欧洲时“快乐的风啊，快乐的风啊，大笑的风啊！”的“新时期的新生活”的畅意和幸福感；无论是苏联电影插曲《快乐的风》，还是《人民文学》“卷首”中所写小说“旋起五十余年的时代之风”，无论是“风声笑语，青春无限”还是“声如响雷笑如风”，“笑的风”都以其可触摸的感性、可理解的质朴，让读者在释然、坦然中感受到王蒙不无忧伤、喟叹的喜悦、欣慰、恬淡和悠然，“笑不待风而自御，笑不待诗人而自然成诗。道法自然，诗发自然，笑当然最自然”。《笑的风》是王蒙“最自然”的“笑”的“诗”，这首“诗”发自个人的历史记忆和现实体验，来自“人心”，是时代春风对“人心”的鼓荡和激发，也是“人心”对“时代”的反映和回应。作家不仅是在回忆历史，也是在抒发对生活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不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已逝或惜时之感，而是新的生命与时代、历史的共同生长感，“新的生命正在萌发，生命永远鲜活纯美”，即便笑声会随风而去，“新的笑声多半会无待而自来”。这种心境来自于王蒙式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来自于对当代中国历史进步和发展的认知与信心：“从此改革开放与发展建设疾风含笑，春潮澎湃，富民强国，仰天长啸。”小说“饱满的不仅仅是中国和中国人所经历的历史生活信息，更在于看似随处溜达的视角和活泛如水的语言之上，在主要人物的履迹和奇闻中，旋起五十余年的时代之风”。《人民文学》“卷首”所写，点出了这部小说与中国历史、现实的关系，王蒙的思想和表达襟连着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正是这一关注和观照，使小说那些先锋性修辞、表述成为了整体叙述中的局部，成为“大故事”讲述的某种权宜性策略，以“非典型性先锋”避免了成为“典型”先锋小说所皈依的“悬浮的所指”命运。

《笑的风》讲述“中国和中国人”的故事，兼顾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传统现实主义要素和叙述语言的情绪性流动（所谓“活泛如水的语言”），既注意作为叙述对象和表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又浸入叙述者的情感真实、情绪真实和心理真实，不让“中国和中国人”的故事被朦胧含蓄的主观印象和心理色彩所淹没，不让“怎么写”“怎么反映”（即“看似随处溜达的视角”）覆盖“写什么”“反映什么”（即“中国和中国人所经历的历史生活信息”和“五十余年的时代之风”）。小说既要“反映”“再现”，也要“反应”“表现”，它要把王蒙的个人性、主体性和心理性内容作为改变“反映”“再现”之机械、僵硬弊端的不可或缺的“革命性潜力”因素，在更个人化的更高层面上“反应”历史和时代。

“体验”是连接“经验”和“符号”的关键性介质。如何在“经验”“体验”和“符号”之间建立自由、和谐的交流互通关系，让三者共同笼罩在艺术的光辉中，是作家孜孜以求的目标。《笑的风》中体现了强烈的主体介入欲望，这种主体对“时代中国”的介入，使得小说叙述具有了透明化效果。它们往往以抒情性议论的形式中断着延续和推动着叙述的语流、节奏。

社会主义的古老巨大中国在经过大动乱之后走向新时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青烟家家冒、再再冒、坟坟冒、呼呼地冒。

他正骑在向现代化全球化地球村小康大康富强民主文明疾奔的时代骏马上，冲啊，喔！

这是一个大发展大变化的时代，是一个突然改变了许多，倒塌了许多障碍的时代。

这是一个大开眼界的时代，这是一个怎么新鲜怎么来的时代，这是一个突然明白了那么多，又增加了那么多新的困惑与苦恼的时代。

此类文字，俯拾皆是。甚至生下来就被母亲送养、长达四十一年未曾见面的立德在见到母亲后，也表示“他理解母亲爱母亲，为自己的母亲骄傲，为改革开放欢呼，改革开放万岁！”并下了“历史性结论性断语”：“他有一个伟大的妈妈，伟大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敢想敢干敢说敢作的妈妈，这样的母亲会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会使中国成为全新的中国。”一个人、一位母亲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伟大”这一点上联系在一起。在小说结尾，傅大成去看望回家养老的中学同学赵光彩时说：“反正我们没有白活，我们赶上的是高潮再加高潮，前进接着前进，创新接着创新。”跟孔子、李白、柳宗元、王安石、王阳明、曾国藩等古人和李大钊、瞿秋白等今人相比，“我们就算活得有声有色的了。我们比古人差的不是环境也不是运气，是自己的本事、智慧和品质。再说这说那，那是不公正的”。不仅是作为“个人”的“我”，“我们”同样不能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王蒙：《活动变人形》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不同于此类叙述者不可遏制的直接现身，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来体现“个人”与“时代中国”之间的感应，也是《笑的风》的更为重要和巧妙的叙述方式。1979年春傅大成赴京参加作品研讨会的感受——“改革开放，返老还童，重温好梦”，不仅属于39周岁的傅大成，也属于它的创造者、时年45周岁的王蒙。王蒙特意安排自己创造的人物与刘心武、贾大山、陆文夫、方之、邓友梅、张弦、从维熙和王蒙自己等“已经歇菜二十多年已经四五十岁的当年'青年作家’”见面，共同响应“'写吧，加油吧，解放自己吧’的号召”。王蒙还安排傅大成读自己的小说《活动变人形》，让他了解形形色色的“五四”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感受新与旧的文化冲突，思考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问题。这是2019年的王蒙将个人自己重新纳入那个鼓荡人心的文学时代的实践，也是王蒙以当下心境、认知重新梳理这个伟大时代的实践。在小说中，王蒙将对中国和世界的观照有意识地纳入个人体验、感受、领悟、思索和想象中，将对历史的社会性摹写转化为“个人化”文学形式，出之于个人化形象体系和符号形态/系统。从横向的叙述语言层面看，《笑的风》包含着作家60年中国人世风景的个性化感受与体验，小说叙述的中国的沧桑巨变和历史风云明显打上了王蒙的“体验”烙印，这些人世风景和表现它们的语言，涌动着作家的心境、情绪和态度，共同分享着作家的“自由”。

《笑的风》讲究语言文字趣味，注重从感觉、印象和视角等层面的变化，以“笑的风”作为贯穿小说的线索和烘托情绪氛围的意象，从骨子里、整体上有着对生活和人生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正是这种对个人、心理和情感真实在叙述中存在和生长权利的确认和坚持，使得这部讲述“中国和中国人”故事的小说，具有了充分“响亮”的艺术性。叙述、语言的感觉化，映照出“个人”的影子，成为当代中国历史进程在主体的时代意识和审美意识中投射的“映像”或印痕。这决定了《笑的风》蕴含的既不是纯粹的传统工具论语言—文学观，也不是先锋意义上的语言—文学自足观。作为“新时期”最早的“展示了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并“产生了一种示范作用”[7]的中国式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王蒙对语言的理解可以说无人可比，《笑的风》同时写出了语言—文学作为创造的自足乃至能动的一面，“现实”不再被语言—文学所反映，语言—文学不再被动地反映现实，“现实”能被“语言—文学”创造出来，或者说，“语言—文学”能够领先或引领现实。如小说所写：“生活产生文学，文学要模仿，要书写生活的映象。也有时候文学走在前面，它虚构了事件，而后生活现实模仿了文学。”小说不仅列举了张爱玲《色戒》和此后上海真实发生的刺杀事件和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播放后中国出现的与此类似的匪徒作案，还通过小说人物傅大成思考“爱情与爱情文学的关系”——究竟是先有爱情后有爱情文学爱情诗爱情故事，还是更多的人通过爱情文学“才学会了去爱恋、去相怜、去怀春，去风流，而不仅仅是配种站的操作呢？”傅大成坚持与白甜美离婚，跟他的文学阅读有很大关系，从鲁迅的作品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从《长恨歌》《钗头凤》《牡丹亭》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安娜·卡列尼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而他与杜小娟由北京到上海再到西柏林的见面、旅行和书信往来，也是文学造就的机遇、情缘和命运，她是与他“共同读过或者听过，感动过或者陶醉过舒曼、克拉拉、勃拉姆斯的音乐”的“艺术的与文学的加外国语的知音与伴侣”。最终“小娟的文学，引领了也创造了他们的生活与命运。生活与命运终于落实了报应，经过文学的路径，落实的结果将带来什么新的文学或者是非文学的契机呢？”在他们看来，文学与爱、生命因“自由”和“创造”而紧密牵连。

将傅大成和杜小娟联系起来的是“文学”。80年代是文学的春天，是“个人”和“生命”意识被发现的时代，而文学是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的表征，是个人恢复生命感受和中国生命苏醒的标识。小说特别写到对健全“身体”的发现和欣赏、面对与爱恋，是“正常”“开朗”，是“诚实的生命的颂歌，是古老中华的一个现代性进展”。鲁迅《狂人日记》和郁达夫《沉沦》式的“身体/国族”隐喻在70年后的“新时期”得到了奇妙的文学呼应。这是“新时期”向“五四”的回归，也是“（文学）”中国向“世界（文学）”的再次敞开。从北京到上海再到西柏林，从国内到国外，小说藉助主人公和他们的文学同伴们的“文学行旅”，见证着中国（文学）的变化，见证着也参与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刷新与建构。

西柏林是一个“奇点”。它是一座城市，是欧洲也是世界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的交汇处，它便是一个“世界”的具体而微的缩影。中国作家和世界作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在这里碰撞、交融，它也是傅大成与杜小娟爱情发生质变的地点，“改革开放的中国”和由它催生的“新时期文学”在这里被“世界”认识、评价和认可。作为一座城市，“西柏林”是物质性的存在；作为东西方政治、文化、艺术交融、交错的所在，它是思想与精神的存在。在这里，“中国紧联着世界，世界注视着中国，他傅大成祖宗的坟头，伟大中国人祷告祖先以求保佑的坟头，大冒青烟喽您哪！”尽管与“伟大世界伟大事业伟大人物”相比，傅大成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也与闻“大人物大时代大事件”之事之盛，“他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个儿大的土豆儿”。置身西柏林，面对夜生活丰富的城市，傅大成的感慨中包含着经由“世界”对“中国”的重新发现和认知：“与欧洲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中国是多么健康与省心啊。”在这个“世界”中，“个人”深切体验了“个人”与“世界”和“中国”的同步行进、彼此呼应：“世界呀世界，你是多么有意思；中国啊中国，人们是多么有机遇；大成啊大成，古今中外，谁能赶上你这样的八面来风、五月开花、春阳普照、万年不遇、千年不再的了不起的缘分！”“个人”不仅在“中国/世界”的空间中确认自我，也使自己在“时代/历史”中再次获得深度主体生成和存在体验。“个人”见证了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发生之初，感受到无形却有力的历史和生命、文学的创造与发展潜能。

三、“革命的第二天”与“诗情词意”

在王蒙看来，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到处都有故事、天天都有情节，有人物、有抒情、有思考、有戏的小说黄金时代”，他自问“你的小说对得起你的时代吗？”[8]既要“如实”书写这个时代，自不能回避那些值得怀恋的“如意”之处。记忆和回味过去的生活和历史经验，固然为自己曾经的糊涂、愚蠢、懦弱和无知而感到尴尬、懊悔和遗憾，“喜上眉梢的同时，难道不多多少少地感觉到悲从心来吗？”但也正如傅大成在考虑创办一个以甜美命名的中国婚姻博物馆时所想：“不必那样强调悲剧，是悲剧也不宜说什么太多的悲呀伤呀哀呀痛呀什么的，小知识分子的悲剧感其实是太廉价了，……所有哭天抹泪、怨天尤人的家伙那里，有几个人配说自己的生活是悲剧呢？不是丑剧闹剧已经难能了。”“能变成亲切的怀恋的往事，是幸运的往事。能亲切地怀恋往事的人，不但是幸运的，而且是最最善良的人。而最不幸的人是，回首往事的时候只有冤屈和怨怼，只有恶毒和诅咒。”“悲剧”是不必强调的，“悲剧感”是廉价的，任谁也不愿做一个“最不幸的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作为伟大时代伟大历史的“幸运”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如何书写“幸运的往事”和时代？

王蒙：《青春万岁》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王蒙在《笑的风》中延续了《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春之声》和“季节系列”等小说的抒情诗意追求。他“往往是以写诗的心情来写小说的”，其作品常饱含“诗情词意”[9]。他用小说抒写这个时代的革命、变革和改革，这个时代的创新、创意和创造，这个时代人的歌哭欢笑和柔情、温情、激情。

这是一个叙事的时代，也是一个抒情的时代。如果说叙事组织的是对这个时代的本质性认知，那么，抒情的功能则在于对时代本质性的吟咏和歌唱。在文学与非文学、诗与散文、此时代和彼时代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生活、时代和历史都是“一种文学的视角”，文学可以反映生活，也可以创造生活和历史。风云激荡的革命是诗，“后革命”同样是一个有“诗”和“抒情”的“小说黄金时代”。

早在1982年，评论家吴亮就指出，从艺术表现上看，王蒙“又提供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呈现于外的世界——它喧喧攘攘、忙乱变动、光怪陆离、千演万化；另一个是收缩与隐藏其内的世界——它凝定着，有着节律，有着步奏，它恒在，它冥冥中支配和注视着人世的变化。王蒙的前一个世界是开放的，接纳所有的印象，他描写它们的时候几乎是毫无偏心，写得草率而又细致、粗野而又优雅；写得诙谐而又严谨、尖刻而又宽容。王蒙的后一世界则又为自己的观念国土划了疆界，这条疆界使他的思想趋于稳定。他并不随风倒，无原则地接受所有新思潮。相反，他维护民族传统、强调人的和谐，相信进步，提倡谦让、宽容、勤勉和耐心；他厌恶空话而倡导做事，并在精神生活和感情需要的意义上增强我们频遭打击的自信心——我们有很多好的、珍贵的东西和品质，而不应老是悲叹万事不如别人。”“这一切，在王蒙看来，是社会进步的内在条件。进步是缓慢的，但进步仍然是进步。”[10]尽管吴亮的判断已经过去将近40年，但仍有助于我们对《笑的风》的理解。这部小说仍然呈现了王蒙的思想和文学世界中存在的两个世界的矛盾。在前一个世界中，他崇尚革命、理想、青春、激情，希望能用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革命热情、青春激情，来摆脱庸俗的纠缠、世俗的消磨，走出日常的泥淖和失去激情的平庸。《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藉助共和国初期年轻人的革命、建设与浪漫、爱情、美的紧密关联传达了这一点。在经历了冰冷、严峻的现实和“迷惘、痛苦乃至恐怖”[11]的体验之后，王蒙在更多沧桑感和反思意味的《恋爱的季节》中仍然怀念着那个年代特定的明朗、乐观、积极、昂扬、单纯、快乐的氛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热烈气氛和清新朗健的时代气息。

如果说，“季节系列”是革命历史的深沉反思和怀旧式的伤感的结合，那么《笑的风》则是对历史和现实举重若轻的纯净、流畅叙述和某种略带感伤的温热情感抒发的交融。这其中有王蒙的个性、性格和气质因素，如其自言：“我身上有两种倾向或两种走向都非常鲜明，比如一种是幽默，一种是伤感……我非常真实地感受到这两种力量，既有幽默的，讽刺的，解脱的，尖刻的甚至恶毒的情绪，另一方面又有伤感的，温情的，纠缠的，原谅的，永远不能忘却的情怀甚至于自恋。”[12]此外，还有王蒙的思想因素在起作用，他对俄苏文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和艾特玛托夫《别了，古利萨雷》《白轮船》《一日长于百年》、契诃夫《草原》的喜爱，使其不仅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也受到人道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思想和美学的影响，他对欧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包括意识流、荒诞派小说的兼收并蓄，也从风格、手法等方面影响了其创作：夸张、变形、亲切、幽默、纯净、清爽、简洁、含蓄、明快、优雅、从容等。王蒙对契佛“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讽而不刺”[13]的作品尤其欣赏。当然，在与外国作家的心会中，也隐含着王蒙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独特感悟。他认为，“李商隐的诗特别是抒情诗常常是忧伤的，但读他的诗获得的绝对不仅仅是消沉和颓唐的丧气”，王蒙欣赏李诗中“中国式的'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艺、诗美、诗教”，因此，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有时还包括学术）是具备一种'免疫力’的，它带来忧愁也带来慰安与超脱，它带来热烈也带来清明与矜持，它带来冷峻也带来宽解与慈和。”[14]王蒙不仅用中国古典“诗情词意”的优美、飘逸转换了“意识流”小说的朦胧晦涩、艰深芜杂，也用中国古典“温柔敦厚”的诗教改造了历史记忆和文化反思书写的严峻、激烈，使他的那些“反思小说”具有别样的精神蕴含和美学质地。《笑的风》对“温柔敦厚”的诗教有延续也有衍生、发展。从文体上看，它是一部小说，从叙述因素构成和主体精神气质上看，它则是一部寄托着作者历史思索的时代随想录和沉思录，是情感丰沛、激情洋溢的诗、歌、曲。小说文本里镶嵌着杜小娟署名“鸢橙”的诗《只不过是想念你》、解放前学生运动歌曲、丹麦或芬兰的民歌、歌曲《花好月圆》、歌德词舒伯特曲的艺术歌曲、电影《马路天使》插曲、1990年阿凤唱红的歌、Z城人根据苏联赫鲁晓夫时期故事编的民谣、1991年杜小娟为紫丁香女子乐团当红大歌星写的歌等等，这些华丽多彩、琳琅满目的“诗、歌、曲”，成了小说内在情绪和旋律的催化剂。而整部小说也仿佛是一首交响曲，是而激越，时而高亢，时而曲折，时而欢快，时而悲伤，时而舒缓，最后又终归于平静。

不同之处在于，建国后出生的傅大成、杜小娟，没有“季节系列”主人公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他们的“革命”主要发生在个人心灵和思想观念层面，尽管他们同样“受到了革命的教育”，但小说更多叙述了其“思想革命”与文学阅读的密切关系。相对来说，傅大成主要接受的是“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杜小娟则因城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和个性方面的原因，其文艺视野更为开阔，叛逆性、革命性也更为突出，“我渴望的是革命、文学、爱情和变革”，“我行我素，要与男人合力生一个孩子”，六岁时与父亲讨论要孵一个鸡蛋，“我期待孵出生命的伟大神圣”并“绝对不听父亲劝阻，我以命相争”。她欣赏中日女性作家小说中“女性的革命与献身的急迫，离开自己平平淡淡的丈夫，唾弃了平庸和安宁。她们选择的是背叛与革命”。她瞧不起不会虚构的作家，对生活得狼狈不堪却“虚构得才华横溢”作家顶礼膜拜。她会用捷克共产党员作家伏契克的话祷告。她不怕困难不怕麻烦，“如果生下来就一帆风顺，那与安心享受在蜜罐子兼骨灰罐子里的福分又有什么区别？”她将自己十九岁时的“第一个革命行动”生下的儿子送给了别人，二十一年后，她更希望自己的儿子参加了拉美革命家切·格瓦拉的游击队。此时青春的、理想的甚至革命的杜小娟，是傅大成眼里的“神明”。

但二人感情危机的种子并非不存在。早在西柏林时，杜小娟对张爱玲《色戒》里的故事和中情局女特工与卡斯特罗的罗曼司咏叹调的热衷，在大成看来是“可怕的八卦”，让他感到与以前相比杜小娟“怎样地大异其趣”。从杜小娟《无法投递》中对于安徒生《海的女儿》的引用，到当她写出《孵蛋记》而渐渐遗忘“海的女儿”时，当她与儿子、儿媳和孪生孙子一家沉醉于祖孙三代的天伦之乐，成为一个“真正的慈祥老奶奶”时，傅大成感到“那种已经获得了完成了固化为结婚证书了的爱情是多么平庸与乏味”，“爱情成了眷属以后，永远再追不上写起来唱起来演起来跳起来乃至画起来的美妙与理想”，“理想实现不了，你宁愿为理想而献身，理想实现了，你永远不会全面与长久地满意再满意，欢呼再欢呼”。与傅大成的自始至终的“文学情结”不同，杜小娟在与失而复得的儿子相认后，在后辈儿孙面前很难说“有什么激越的抒情和表演”，“大成反而觉得，小娟有了变化，与过去标榜自己的文学、英语、爱情浪漫相比，她现在更大的关注是做妈妈和奶奶，是吃喝、炊事、玩具、儿童医学营养学与教育学”。她关心烹调烹饪中华料理秘笈。从50—70年代到80年代，是政治革命、阶级斗争时代到思想解放、文学革命的时代，革命、青春、爱情、生命连同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伴随着反叛、变革的激情与梦想，点燃起照亮世俗和庸常的火光。当杜小娟由“海的女儿过渡到演变到海的老祖母”时，那个热切向往革命、神往切·格瓦拉和伏契克的林道静般的杜小娟消失了，仿佛曾经高声宣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子君（鲁迅《伤逝》）回归凡俗平庸的日常生活。

这就是“革命的第二天”的生活。它是非文学的、非诗的，傅大成在此时失落了“文学”的感受和“爱情”的体验。从80年代到90年代和新世纪，中国文学也经历了这样一个世俗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傅大成、杜小娟从相识、相恋到结婚成家和杜小娟立德母子相认的过程。由于个人的、家庭的、时代的诸种内外因素，使得青春、激情、浪漫、诗意、理想主义逐渐远去。但对于傅大成（及王蒙）来说，惶惑带来失落、灰败，也带来更深层的思考：“什么是货真价实的爱情？有没有货真价实的文学？非文学是不是其实也是一种文学的视角呢？”在“革命的第二天”，爱情、文学这些理想主义者所牵念的东西能否担当其革命性的召唤和救赎功能？

王蒙的信仰和他在当代历史中的遭遇，使他既看到了革命、理想的崇高和神圣，又看到其中存在着解放性与压抑性、纯净性与芜杂性、秩序性与暴力性、理念性与非理性、自由与束缚等彼此纠缠、无法摆脱的悖谬状态。他在“季节系列”小说中表达对平凡人生状态的认同，如《失态的季节》中人物钱文所感叹的“做一个平庸的人是多么幸福呀！”革命是为求得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是求得独立、民主、自由和切实的生存生活和生命，这不仅是抽象宏大的信念和信仰，也是最基本最日常甚至庸常却又不可脱离和超越的常识，一种关乎日常生活、情感和伦理的，与高调、抽象不同却又不虚妄、浮夸的生活维度。王蒙意识到“生活本淡淡，何必怨词人”。所以，他会描述这样的细节：杜小娟庄严肃穆地学唱《天伦》主题歌，会让大成落泪，深感“天伦重于泰山，人心深于北海，母子祖孙情撼天地，老老幼幼所愿，慷慨牺牲奉献！”他会让自己心爱的人物在不可挽回的爱情和青春的悲痛、伤感中遗憾却又平和地分手。他会让傅大成对白甜美突然逝去感到持久愧疚，让傅大成由自己与白甜美婚姻和白甜美的命运遭遇引发对女性与时代、历史关系的反思。这是对女性和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弱者、牺牲和平凡人物命运的关注。

创作《笑的风》的王蒙，还是那个写出了《青春万岁》《春之声》《躲避崇高》和“季节系列”的王蒙。《笑的风》是王蒙在宏大的史诗意识、历史意识退场后的“后革命”散文时代，从个人体验出发，立足个人内在主体性，以诗意的感受将日常琐碎的个人感觉和生活感受重新纳入社会人群和整体性想象的美学实践。小说在一个整体性意义和价值被质疑乃至被掏空的世界，以个体和生活意义的点滴捕捉和攫取，重构了一个精神超越和意义回归的史诗/抒情诗的世界，为身在“散文世界”的小说如何面对和言说时代，如何处理小我与大我、“抒情”与“叙事”、“有情”与“事功”、“史”与“诗”、史诗性和抒情性之关系，提供了独特而有益的镜鉴。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