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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身份唤醒了另一个身份，但不会一同在生命中前行。当其中一个来到这个世界，另一个就隐而不现；当其中一个承载生命，另一个就消失无踪。而我希望，母亲啊，在赐予我生命的同时，你还活着。 —— 露丝·伊利格瑞 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和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分别对以色列、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总计二百多位母亲进行了长期研究，她们发现，现代女性尽管看起来可以根据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成为母亲，但多数女性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为了实现社会和家庭的期待，“用正确的步调推进人生历程”，“找到主流群体从而获得归属感”而“刚好成为了母亲”。在怀孕、分娩和哺育过程中，她们中大多数人的预期与真实体验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包括让人迷惑和难堪的医疗程序、分娩与产后的身心创伤、对于新生命降临的无能为力、照料孩子所带来的无休止的疲劳和特别的孤独感。 更让母亲们难过的是，母性被过于神圣化，社会文化塑造了一个个“好妈妈”模板，比如生活中常见的这些语句及其内涵： “都当妈了，还____”: 母亲要以孩子为中心，克制自我，无条件地爱孩子。 “别再抱怨了，哪个母亲都是这么过来的”：母亲不该抱怨、要控制负面情绪。 “孩子再大一点就好了，忍一忍就过去了”：母亲要学会用对未来的乐观期待来抵消现状的痛苦----尽管事实是，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都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 “好妈妈模板”规范了为人母应有的情绪规则和处事方式，从而掩盖了母亲真实的生活状况与社会为了鼓励女性成为母亲所做的理想化承诺之间的差距，更固化了人们对母亲的印象与判断。电影《盲山》中有一句台词“先把事办了再说，等她有了娃就跑不了了”，这不但是对待被拐妇女的野蛮逻辑，人身自由的女性成为为母亲之后也可能遭受类似的精神束缚，用《三十而已》中顾佳的话来说，“当了妈以后，你最大的感受就是憋屈，憋屈在一个叫妈妈的头衔里。”
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是三个孩子的已婚母亲，她的以色列同仁奥娜·多纳特是独身主义者，她们先后开始研究“成为母亲的社会和医疗问题”的时间相差十多年，两个研究跨度近四十年，有些研究对象加入时初为人母，后期当了祖母后又接受回访。两位学者将长期跟踪观察所见和被访者口述为主体内容，分别撰写了《成为母亲的选择》（奥娜·多纳特著，林佑柔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1月出版）和《初为人母》（安·奥克利著，王潇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不同于其他洋溢着积极情绪的“为母指南”，这两本书全面呈现了女性的“憋屈”——女性在成为母亲过程中大量的负面情绪和经验，比如悔恨、矛盾、焦虑、不满，甚至是被常理判断为自私、有病、愤怒、疯狂的方面。 家庭以外，医院和医务人员是支持女性成为母亲最主要的社会系统，孕产期女性如何与医生、医院进行互动是两位学者研究和观察的重点。从备孕到孩子出生后第一年的哺育，这些经历了孕育子女最慌乱的阶段的母亲们报告了种种并不涵盖在一般医疗范畴，却极大影响她们身心健康的情绪和情感。 两项研究都发现，虽然有一部分女性非常坚定地表示，生孩子是为了“遵循传统”、“巩固夫妻感情”、“不想堕胎”；但更多的母亲很难陈述她们想要孩子或不想要孩子的具体理由。那些表示“愿意生”的女性最常提及的理由有：“这件事就这样发生了，它就是发生了”；“孩子能够让你成为社会的一份子而不再被另眼相看”； “有归属感”；“害怕孤单”；“希望实现更美好的家庭图景”；“心灵会得到平静”。多纳特的分析认为“是社会限制了女性的想象和选项”，女性“渴望为人母并不代表渴望抚育孩子”，而是想要通过母亲身份来改善自己的地位或者修复自己的处境，“却将'成为母亲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的可能性抛在一旁”。安·奥克利访谈的母亲多年后也反思，当年“渴望成为母亲”与实际养育孩子完全是两种情况，对此，很多女性最初都认识不足，“她们当时受误导，以为生孩子小菜一碟，生育就是铺满玫瑰的幸福温床……如果对即将面临的情况能有更清醒的认识，其实会更好”。
多纳特在《成为母亲的选择》一书中特别提到了那些“不情愿的母亲”，“各个社会群体的女性都可能不想成为母亲，然而，表达这个想法并依此来生活，对于处境比较优越的女性更容易”。有些女性背离了初衷是因为来自配偶的直接干预，这种压力“并未以冲突的形式出现，而是表现在优先考虑伴侣的需求和愿望”，“家庭中无止境的劝说，以及不断的威胁而迫使她们为人母的经历，对许多女性来说是个不为认知的共同现实”。多纳特因此认为，对于怀孕，“应该非常小心地去看待'同意’和'愿意’之间的区别”，这样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怀孕女性的现实生活，特别在孕早期，处理女性内心严重冲突和情绪波折所产生的紧张焦虑，不仅需要医学的诊疗，还需要医生作为一个冷静而有专业信任感的第三方，提醒女性就其真正的生育意愿与伴侣、家人进行充分的沟通。 很多女性的生活经验说明，一旦确认怀孕，态度发生最大变化的反而是周围的人。“我们的文化认为女人一听到怀孕的消息就会喜悦之至，这种专断强大到女人如果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喜悦，周围人会觉得她不太正常”。从这时候开始，好妈妈模板的“正当情绪”示范已经在起作用。实际上，《初为人母》的受访者中，只有一半表示激动和喜悦；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表示获知怀孕时，情绪非常复杂，最常见的其实是对分娩的恐惧，最大的忧虑是畸形儿，其次是改变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的改变，往往先表现在身边其他人的行为改变，比如陌生人突然找孕妇搭话，对孕妇的肚子感兴趣；把孕妇当作很脆弱的人对待，不管她们是否真的希望受到特殊照顾；甚至身边异性的态度也发生转变——“男同事们不再打情骂俏，甚至表现出一丝恭敬”。外界对自己的异常反应，加上疲倦、恶心、消化不良、睡眠紊乱等孕产期种种不良生理反应，让女性很难再把怀孕看作正常自然的事情。 去医院做孕检也是新的挑战，安·奥克利在《初为人母》中说“去医院之前，怀孕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幸福状态，但现在我不确定它是不是一种疾病”。大多数医生会告诉孕妇“怀孕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不是疾病”，这话没错，但怀孕需要医生监控观察；身体出现的任何不适都疑似疾病的标志；显怀之后体形变粗行动不便，凡此种种虽不是病，却也非过去正常的健康状态。女性孕期的身体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医学状况，医院却只能提供和其他疾病相似的流程化服务，复杂的询问、检查、多次抽血、尴尬的内检、更尴尬的异性医生的内检，频繁地在孕产期发生，所产生的不适感会严重且长期地削弱孕育生命的幸福感。
产前培训的内容包括科普怀孕、分娩、哺育等内容，有的也会让孕妇了解医院的环境和工作流传。部分受访者表示学习了很多知识，但也有很多受访者感到“厌恶”、“害怕”甚至“崩溃”。媒体大量错误、骇人的分娩场景之前给女性留下强烈的不良印象，母亲、姐妹和朋友的经验也会影响孕妇的想象，从受访者的叙述来看，医院做产前培训的医生护士的共情能力比专业能力或许对孕产妇来说更为重要，每个怀孕和分娩的过程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对孕妇贯穿全程的焦虑，合适的安慰与鼓励比医学知识更有效。 无论等待的过程是何种心态，受访女性分娩后的感受两极分化：极度的幸福、自豪和满足；极度的尴尬、痛苦和恐惧。当母亲们事后有充足的时间复盘分娩过程，69%妇女表示“感觉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对于发生什么无能为力”，输液、麻醉、外切、破腹产等每个环节的选择都可能是产妇与医生、与自身疼痛和耐受力的一次次博弈。手术室、仪器、药物、助产士构成了一套在医生指令下运行的医学流程，这保障了母婴平安，然而也让女性觉得自己“是生产宝宝的众多机器中无足轻重的一环”，“无法听从自己身体的指令”，“亲生母亲却不是第一个抱孩子的人，这不公平”。安·奥克利在《初为人母》中总结，大多数母亲在试图回忆意识模糊的分娩过程时，“最致命的记忆是自己当时不在场，药物和现代科技的干预成了母亲与分娩经历之间的阻隔，她错过了那段体验，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感受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
两位研究者的访谈都反应出医疗系统和新妈妈身边的人对产后抑郁的普遍轻视。产后抑郁发生的第一时间往往就在孩子诞生后的一两天，地点就在医院里。通常情况下，产妇们在迎来新生命的紧张时刻却与家庭、配偶分离，独自住院；婴儿的哭闹与病房其他人的活动影响她们的睡眠；医院规定了喂奶时间而很少考虑到母亲当时是否愿意或能够喂奶；新生儿需要打疫苗和接受各种筛查，在确认孩子一切正常的等待中难免胡思乱想；加上产后疼痛和哺乳等新问题，医院产科的“母亲们都很疯狂”，对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反应过敏。新手母亲的紧张情绪除非积累到符合抑郁的医学判定指标，否则往往容易被轻视或低估，被“荷尔蒙变化造成了情绪不稳”，“习惯了就好”这样的解释一带而过。这种不为人了解更加剧了母亲的失望，“当我成为一个母亲，我第一次发现在我生命中是没法表达自我的，没有任何办法能把我的声音转化为其他人能够理解的形式”。受访的母亲反思，其实她们当时最缺少的是母亲这个新角色所带来的喜悦和满足来平衡焦虑和痛苦，而这些急需的产后情绪疏导、心理辅导还尚未进入绝大多数医院的常规流程。 《成为母亲的选择》英文原名为Regretting Motherhood, 中文翻译把研究主题的情绪成分完全消解了，毕竟“后悔”在当下任何一个文化语境中，都是“好妈妈模板”的禁忌主题。然而，这也正是奥娜·多纳特希望引起重视的问题。“后悔的时间点在后期”，它是女性从怀孕一开始到孩子出生后持续的不安累积而成的一种极为矛盾冲突的心态。“后悔”的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恨自己的母亲身份”，若非进行科学研究，有多少女性“后悔”成为母亲无从可知。引入这个角度来看待母亲，能把她还原为一个独立的女性个体，从医疗系统到配偶和家庭成员，不只关注母亲的功能性，更看到她的矛盾心态，并且共同思考，找出方法控制冲突。多纳特进一步希望“改变母亲身份的社会认知，一方面使母亲不再被社会忽视，另一方面也要破除母亲神话，让母亲们被当作人类看待，而不是作为客体或神祗，这些观念阻碍了她们获得支援自己和孩子所需要的资源”。
与这两本书内容类似的女性经验分享其实早已散见于国内的各种生育论坛、社群和自媒体，说明女性成为母亲的经历与体验所具有的跨时空共性。这些经验经过两位学者的系统梳理，值得被更多的女性了解和阅读——因为关于为人母的问题，“只有女性才是自己的专家”。两本书的不足之处都在于对困境和问题没有给出更多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因此也希望有更多的医务工作者能够读到和读懂母亲们的“憋屈”，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和时间，予以她们包容、理解和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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