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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很小能记事的时候，就看到母亲有一个四方方的针线筐，它是用麻线把高梁杆串在一起制成的，高度约15公分，长约50公分，里边的物品有各种大小型号的针线、纽扣、剪子、上鞋的锥子、顶针、切鞋底子的刀子，还有缠成小捆的破旧碎布、棉花、布条、麻纰、搓好的麻线等，最特别的就是那一本陈旧已经褪色夹鞋样子的厚书本。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母亲总是在白天里劳作，操吃操喝，到了晚上就不停地干针线活，我躺在床上母亲坐床铺边，那件陈旧多年的单桌上，放着一个黑了吧唧的煤油灯，灯光是那样的微弱和暗淡，灯旁就是那个针线筐，母亲对着昏暗的灯光，不知疲倦地穿针引线缝缝补补。我在床上翻着身有时便会抬起头，歪着脖子看上一会。便看见母亲不断的从针线筐里拿点布头或布片，一会拿点棉团或麻线，有时还会换一换针线什么的，尤其是做鞋子的时候，她一会从书本中挑出来一个鞋底样比一比，一会再拿出一个鞋帮子样一样，虽然在我的眼中，针线筐里杂乱无章，甚至满满的，但在母亲眼里却是有窝有壳伸手拿来，这个针线筐对母亲来说是非常方便，也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因为全家不论老少的穿戴、缝制全靠这个针线筐了。有时候我一觉醒来，母亲仍还靠近煤油灯做着针线活，从针线筐中不断的拿这拿那，她弓着背，两眼已经熬得塌眯塌眯的，有时用手揉揉眼睛，实在不行就拿个湿毛巾擦擦脸提个神，然后仍靠在桌前做针线活，那年我已经九岁了，心中已知疼惜母亲。对母亲说：“娘，别干了，快睡觉吧，别累坏了身体”。母亲总是回答说：“你睡吧！我马上也睡”，而她仍然继续认真的做她的针线活。十多年后，母亲已年过半百，她老人家依然用着她的宝贝针线筐，虽然针线筐浮着厚厚的包浆，黄里有红，红里有褐，褐中有黑，具体也说不清楚是什么颜色，那可是浸透了母亲的艰辛与汗水，说它陈旧，是这个筐子应该比我的年龄大，四周的筐沿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小针眼，有的地方已承载不住而似断非断，母亲总会剪一块碎布缝上它，母亲不再年轻，漫漫长夜还有那昏暗的灯光，迫使她过早的戴上了花镜，但母亲的针线活 仍然还是那么干净利落，从针线筐里拿东西迟钝了许多，但因任何东西都在她的心里，闭着眼也能摸得到。无论白天或是晚上，纫针线时斜着身子，伸着头歪着脖子显得格外吃力了。寒来暑往，岁月无痕，母亲为我们兄妹六人操持了一辈子，为我们缝缝补补一辈子，含辛茹苦的母亲晚年虽然幸福，但总因身体多病，于1995年离世，使我们悲痛欲绝，思念万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母亲那坚韧不拔的身影却深深烙在我的脑海之中，待我们想尽儿女之孝时，母亲却撒手人寰。我十分痛恨那个旧社会、旧时代，是那个吃人的社会逼迫母亲裹脚，使一双小脚不堪生活的重负与艰辛的岁月，使母亲煎熬着几十年彻夜不眠赶制针线活。当年家庭贫困，在做衣无布料，炊饮少米盐的苦难生活岁月里，辛苦的照料我们长大成人。母亲是不幸的，但母亲是伟大的，母爱无边，赤子汗颜。虽然母亲去世多年，但母亲的身影常出现在我眼前，我时而梦见母亲的针线筐，母亲的美德我将讲给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以表达我对母亲的永远怀念。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家有个弯曲的大扁担，家里人及亲友们每逢谈及这个扁担时，父亲总会语重心长地述说着它的故事。因此，我从中知道是父亲用这个扁担走南集去北店，挣钱养活着我们一家人，言谈中看得出父亲对这个“大扁担”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眷恋。1940年前后，父亲徐本全正值壮年，三十多岁带着19岁的叔伯兄徐洪柱挑货做生意，先是从兖州西北部的前海、颜店、大安等集市上购买辣椒、大蒜等土特产，挑到滕县、邹县石墙、东郭、夏庄等地贩运，然后再从当地购买黄姜、花椒及其他农产品返回兖州北的各大集，来回二三百里，风餐露宿，主要在冬季农闲时节几乎两天一趟。最初，听父亲讲这事，我还有些半信半疑，挑着百多斤货物，往返一百多里的路程，就是骑着自行车也很累人，这可能吗？随着年龄的增长，听老人们叙述生活的艰辛，我才信以为真。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有时我会变着法的缠着父亲刨根问底。1953年成立互助组之前，王因区小麦每亩单产只有116斤。王因集上的小麦每斤0.1元，谷子0.08元，高粱0.06元，猪肉0.5元，羊肉0.6元，毛鸡0.3元。物价低，百姓的收入也低，来集市贸易的几乎都是肩挑人抬着来的。约在1955年以前，我村有一千多口人，只有七八辆木制独轮推车和两辆老牛破大车，出进货物，收种运输多半为肩挑或为两人抬运，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者为废人，如遇水、旱、蝗灾庄稼欠收，我们这里大部分精壮劳力都会以扁担贩运养家糊口。到了1957年农村实行了合作化，我们村划分了六个生产队，按当时的计划经济，各队购来了胶皮轮胎，木独轮推车换上了轻便快捷的胶皮轱辘，没有人再挑担跑长途。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地排车慢慢成为了主要交通工具，作为跑运输的主力军。而我的父亲依然把他用过的扁担擦了又擦，然后用布抹一遍，再郑重地挂在屋内后墙的钩子上，好像他又要挑起担子走四方，又回到了十几年前的峥嵘岁月。记得1972年，生产队分了一些地瓜，阴雨天路不好走，用车肯定不行，我取下父亲的大扁担，拿了两个袋子带上绳子，如将士出征大摇大摆地向地里走去。我劲头十足信心满满，三下五除二将地瓜装好，做好绳套，挑起担子就走，不料那扁担一下就翻了过来，弄得肩膀钻心地痛，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正值壮年，硬是挑不起这百十斤，没办法只好多弄几趟，从80、70斤减到50斤，就这样扁担仍不听使唤，老是找不到着力点，出尽了洋相，丢人现眼。没办法，我只好拿着扁担垂头丧气的回家了，又从邻队找了个地排车将地瓜运了回来。因此我对父亲和叔伯兄过去挑担走南闯北所受到的艰辛更加钦佩，更想知道他们的过去。一天中午天上飘起了毛毛细雨，叔伯兄徐洪柱来我家找水喝，父亲也在家，我赶紧泡上大哥爱喝的日照绿茶，借此机会刨根问底。妻子贤惠，偷偷买来一瓶堂兄爱喝的冰雪露甜酒，做了几个家常小菜，我们爷仨围坐在一起边喝边聊。酒酣耳热之际，60多岁的父亲喜笑颜开精神奕奕，好似一下子又回到了挑担奔走四方的年月。提及大扁担，父亲说：“扁担必须是上好家材木，槐木、桑木韧性好，有弹性，原棵树的最好，从板上撕下来的就差点，还得有好木匠加工。”我问道，我怎么使唤不了它？父亲笑了，说：“这里边学问大着呢！世间啥事都得学，要有力气还要用巧劲，需要熟练掌握平衡，我最多挑过130斤，最少也不低于80斤，多了挑不动，少了挣不了几个钱儿，起初也磨破过肩膀，后肩上起了茧子，慢慢地走路也轻快了，挑起担子像长了翅膀，忽闪忽闪的脚下生风，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时我们的队伍到过40多人，咱村的扁担挑子最多。解放前后，凡做小买卖的那不都是挑着，跑个百儿八十里的不稀罕”。我说：这么远？那怎么受得了？堂兄接过话茬说：“受得了受不了都得受，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那时就是拿着生命拼生活。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是常有的事，没早没晚，除了赶集就是赶路，一个时辰走18里路，只要扁担一上肩，走起路来一阵风，让你空行也跟不上”。“那怎么休息？”我又问，父亲说：“哪有什么休息！挑着担子你得学会换肩，一般五里路换一次肩，换肩时借着扁担颤起时由左肩放到右肩上，除了拉屎拉尿、吃饭睡觉算是休息了。要是扁担质量不行，弧度不合格，那是一行也不行的，咱村的两个后生只跟了一趟就累怕了，说这辈子要饭也不干这活”。“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兄弟”，大哥说挑担贩运出门都亲如兄弟，大伙都很团结，一人有难，大伙齐力解决，路上不乏生病的走不动的，大家便主动匀一匀，有时也帮着寻医喂水，保证无一人掉队，这种友谊非常牢固，患难见真情，一帮到底。因为是买卖有挣有赔，有的人挣的多，有的人会赔个底朝天，但大伙不论用什么法子都会让做赔的往家交几个钱。特别解放以前，有外边的几个集镇地痞横行，小偷、骗子变着法的偷摸抢骗，大集上不时传出叫骂声。一次我们在滕县东郭，几个小混混强买强卖，我们一忍再忍，可他们变本加厉，二叔一声令下，大伙抽出扁担，拿绳子的、拿称砣的，一见这阵式，那几个家伙灰溜溜的给吓跑了，二叔说我们干这行的是拿命挣钱，我们连命都不要了还怕你们这些小混混？解放后，党和政府打霸除恶，整顿市场秩序，我们的日子慢慢好起来，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更新，我们肩上的担子才放了下来，不过山区的人还是离不开它。堂兄用手指着背胫处让我用手摸一下，一砣如柿饼大的疙瘩，他说这都是挑担磨出来的，现在共产党带领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白给谁二百块钱让他空跑我们走过的贩运之路都不会有人干。不过条件再好，坐吃等喝也没什么意思，人活着就得奋斗。事隔四十年，父亲及堂兄的扁担学问令我终生难忘，老一辈经受了太多的风吹和雨打，忍受过太多的风雪严寒，走过茫茫黑夜，千山万水……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老父亲虽然过世近四十年，但在他年老后依然会定期取下扁担擦得铮亮然后再挂上，乐此不疲，不愿让家人碰触。他将扁担挂在梁上，然后慢慢端详的样子至今在我脑海中盘旋。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生于1905年，1979年逝世，享年74岁。他的童年、青年、壮年都生活在黑暗的旧社会，住着破草房，吃着糠菜饭，穿着破烂衣，出着牛马力，对贫穷和饥饿有着亲身的体验和莫名的恐惧，因此养成他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因循守旧的小农意识。对新事物有他的见解和认知，有时一语中的，事后应验，有时充满了偏见与不理解，有时令人哭笑不得，但在家一言九鼎，说句话砸个坑。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烧汤，为了使饭香甜可口，母亲会在开锅以后加一把柴火，那时烧柴金贵，父亲看到后会说：“停下，不要浪费柴禾”。在姐姐到了适学年龄时，闹着要上学读书，父亲满脑子封建，说：“哪有女孩子上学的，吃饱长大学会针线活就够了”。大约在1955年前后，政府下拨一部分煤炭，有人说以后甭愁烧柴了，做饭可以用煤炭，父亲说打铁的才用，烧锅谁用？别听他们瞎打气。后来用煤炭烧锅时即快又省，父亲感到非常神奇，说还是共产党里有能人。解放初期，我家和别人家一样使用千年传承的豆油灯，油灯五花八门，有高脚带灯台的，大多是弄个小碗放上油，用棉絮弄个捻子，点上像个绳子头。大约在1958年，乡里有了煤油灯，带玻璃罩的，父亲像看西洋景似的，油烟这么少，满屋子都亮，说跟着共产党，保准能过好日子。有时母亲做针线活时点两盏灯，他准会指责呵斥：有活白天干，干么点灯熬油的，赶紧灭一个！弄得全家人都很反感。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深刻理解他穷日子过惯了，真的是穷怕了。建国初期，村里办识字班，宣传男女平等，他的几个好兄弟对他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你今后千万不能打骂俺“二嫂”了，父亲总是不以为然，搬出自己的陈年家规说：“自古男为天，女为地，男人说啥就是啥，不听不行！”旧时妇女地位最低，受的苦难更多。那时有飞机飞过我村上空时，大人小孩都驻足翘首踮脚，一只手遮住阳光，等飞机远去看不到为止。父亲也不例外，在人群中仰面观望，有人说这是咱中国人造的飞机，父亲高兴了，说共产党不光领导我们穷人闹翻身，还要造飞机保国家，过去我们被日本的飞机追着跑，现在它要是再来，保证让它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经过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农民手里宽裕了许多，人们就盘算着改善居住环境，那时建房多为土坯房，有人憧憬着说用不了多久，咱们盖房也要用上“钢筋”和“水泥”，将来还说不定能住楼呢！当时父亲对“钢筋水泥”根本不懂，说别听他们吹大气，要盖屋结实还是得把泥和好，“泥巴搓三遍，给砖都不换”。后见别人用水泥砌砖，说那能行吗？这些灰面面下大雨不会被冲跑吧？父亲勤俭持家是出了名的，得我十五岁那年，大约1962年，刚刚渡过困难时期，母亲煮了一大锅地瓜，吃饭时我把一块有苦味的地瓜皮扔掉，父亲严厉地训斥了我，并叫我拾起来吃掉，我不服，他脱下鞋就想打我，被我哥哥拦下了，但他仍然说苦点也应该吃掉它，总比没得吃强。七十年代初，我家依然以地瓜干煎饼为主食，家人谁要是丢上一点煎饼花，他准会命令你捡起来吃掉，见到桌子上散落的煎饼花，他也会用舌尖舔起来吃掉。文化大革命，见造反派揪斗干部，父亲说这些家伙过去没一个好东西，偷摸拾拿，坑蒙拐骗，他们是利用机会搞报复，甭看今日闹的欢，小心将来拉清单。果然，没多久这些上窜下跳的，以打人取乐的人遭到了惩罚。大约1970年前后，人们闲谈中提到缝纫机，父亲说没亲眼看到千万别相信，不久我村真有人买了一架缝纫机，用脚一蹬，那机器的针线上下刷刷的，一会功夫一件衣服就做成了，又快又好，父亲由惊叹到折服，说还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啊，妇女们有福了，省力了，大家都沾上了光，跟着共产党走，日子越过越好了。不仅如此，村里很快有了打面机，父亲专程跑去看新鲜，这下好了，再也不用推磨推碾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父亲没少听别人讲，“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父亲说那是做梦，结果父亲去世没几年，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事都变成了现实。父亲一生忠厚传家，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对队里干活偷奸耍滑的人深恶痛绝，常常在家生闷气。过去生产队干活大呼隆，混天撩日。锄地草活着，看坡偷庄稼，用地排车拉土三个人拉不到四百斤，有的挣工分不出力，出力的不挣工分，乱象环生，父亲说照这样下去，自己糊弄自己，生产什么时候也搞不好。教育我们一定要做个正直的人，吃亏是福，偷拿集体的东西咱一点也不能干，上学要学好，干事要干好，多出点力累不死，只要认出力，什么时候都会有饭吃。父亲去世近四十年，这四十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全家都进了城，与父亲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父亲的教诲令我受益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只有四五岁的我常对院中石台上的一口缸感兴趣，缸有七十公分多高，容水量大约一百多斤。缸底以上五公分处有一小孔，孔内按一圆筒，筒内渗水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不时的有水珠冒出，很是好看。长到六七岁，我对这个流着水珠的圆筒越发好奇，时不时地会跑去摸一摸，不知挨了母亲的多少次呵斥与指责。后来才知道，这是母亲淋灰水的缸。那时没有洗涤用品，市面上只有一种较黑的肥皂，一毛钱一条。当时一个鸡蛋三分钱，一斤盐七分钱，农村大部分人都舍不得买肥皂洗衣服，多是在家淋灰水洗衣服，因草木灰中富含生物碱。旧时，炊烟袅袅，家家烧柴做饭，灶屋里浓烟滚滚，母亲每日烟熏火燎，洗洗涮涮是少不了的。不知哪一代人的发明创造，母亲会把草木灰收起堆放在一个防雨的角落里存起来，随时取出淋制。用时先把草木灰放进缸里，而后加水，几乎加一半的水，水由缸底小孔渗出，流量不能过快。有时反复三到五次，直到手感滑溜，这样人们就可以用来洗衣服了。洗衣服先要用灰水浸泡一至二小时，然后端到村头大坑里用清水漂洗。泡衣服的灰水母亲并不舍得倒掉，总是放在一个大盆里，直到有异味了才把它倒掉。“灰水”洗衣还算干净，有时我将手弄脏，母亲总让我到灰水盆里去洗手，那水黑乎乎的，很难闻，手感滑滑的，洗完用清水一冲还真干净。每每想起这事，我心里总不是滋味，母亲的一生太难了，吃得苦太多了。——选摘自《兖州春秋》年刊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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