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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批评，收获财富，致未来写作 《空气的侧影》为年轻的塞尔努达赢得了不少几乎一边倒式的批评，这些批评指认塞尔努达为“将来主义者”，对不确定的未来，几近狂热持续地追寻，另一方面，指出他有严重的纪廉情结，以至于模仿地步。是不是所有的批评都是有理之批评，塞尔努达有自己的判断，他声辩道：“尽管我深感困惑，心底却有声音对自己说这一切攻击是不公正的，我的书是全然不同的作品，并不像那些人说的那样。同时，一些人为我做出的反击出帮助我得出这一结论。”塞尔努达所说的“一些人”就包括何塞-贝尔伽明。 随后赞赏这本书的声音越来越多。 这样的“折磨”预示着重要财富的到来，也令塞尔努达更加坚定自己的创作。 即使在我们身边，即使那些中国所谓的大师级诗人，谁又能坚守自己的作品不做删改，谁又能在十年以后不曾改变当初的结论？塞尔努达却能做到，他自己声称“颇为反感诗歌中的雕琢痕迹……不过十年之前我对这本书的结论不曾改变。”这是一部属于塞尔努达的年少时光的作品，到处充斥着纪德式的忧郁。不过，“从语言表达的角度看，这本诗集的作者已经或多或少明白自己会向何方去。”塞尔努达自认这种方向，是“口语化表达的方向”，而且本能地避开了“20年代西班牙诗歌最常见的两块暗礁：民俗风和学究气。”塞尔努达之所以提到“民俗风”和“学究气”，应该是借此批评盛极一时的达里奥或路易斯·德·贡戈拉夸饰主义， 因为在塞尔努达看来，贡戈拉等人善用比喻夸张，喜用冷僻的典故、艰涩的词汇，塑造奇崛怪异的形象的极限式的写作手段，具有严重的反口语化倾向。甚至在他看来，这是“娇揉造作的形式主义”。 年轻诗人由于毫无经验，很容易撞上诗歌暗礁，被“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带坏，陷入危险，甚至由于这种“盲目”的驱使，许多人为了“讨得同时代的欢心而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非常欣赏像塞尔努达不为当下，只为未来写作的真诗人。伟大的诗人，其作品将必然在逐年递增的年岁中显现出它的不寻常来，诗人也更加看重未来时间里作品的生存形态。1919年某一天，伟大的茨维塔耶娃完成了她有名的诗作《致一百年以后的你》。她在笔记中这样说过：她一整天都在思考一百年后这件事，她自信一百年之后人们将会爱上她……纳博科夫也有一首《致未来岁月的读者》：“你，未来岁月的开朗居民，你，古风的爱好者，在约定时刻，你偶然来打开了诗歌选本，这些诗不该忘却，但早已被人忘却。”不论是茨维塔耶娃，还是纳博科夫，或是塞尔努达，他们都不是为“讨得同时代的欢心而写作”的形式主义者，包括大诗人李白、杜甫，他们的“伟大”也绝不是那个“大唐时代”的“伟大”，而是被后世自觉追认的“伟大”。
“那个被他人指摘的地方，更要努力耕耘，因为那就是你。”塞尔努达始终能平和地面对一切攻击的声音，并以此为实践，一步一步地在当下完善他的未来。经历了少年之书的热烈之后，对加尔西拉索的敬仰加之一些马拉美无素，使得他的诗歌在《牧歌》《哀歌》《颂歌》之后，更加注重对古典诗歌形式的练习，这让塞尔努达在技艺上很有收益。但新的困扰又来了，塞尔努达表示，“但是也让我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很多鲜活而重要的无法在这样的诗歌中得到表达和释放。”难道每个人的表达都在真实的表达之外，难道始终未能在所写之中找到所写？跟每一个诗作者一样，塞尔已经意识到“诗歌切实可感”的重要性。就此，他通过、吕雅、布列东、克莱维尔、阿拉贡感觉到了超现实主义的表达效果和技艺——一种“不安与大胆”滋生，另一方面又需要一种“相关平衡”来对这种“不安与大胆”实施控制，对个人体验进行完善性地表达。直到有一天，诗人在写作《夜礼服下的悔恨》时，突然发现了这种形式，一种用诗歌说出此前一直表达不出的东西，即灵感动力。 这几年，随着诗歌写作实践的加强，本人对灵感有了新的认识，我认为灵感只是一种短暂的“过程”，是先于激情的一种冲动，它是“短命”的，死于李白的酒坛子，是现实物体幻化在意识中的思想粉剂，但完全可以点燃写作的大激情。 不过灵感与激情相比，我更信赖激情。 是的，每一个初学写作者，都会有塞尔努达式的焦虑，那就是“时常担心写作的激情和灵感会间断性地消失。”灵感消失不可怕，可怕的是激情也消失。每个人都要尝试去挽留那些“感情迸发的原点”，比如李白之于酒，酒就是他的原点，陶渊明之于田园，田园就是他的原点。相比塞尔努达，这原点就显得更为抽象，正如他自己所言：“无法平息的精神体验，日益强烈的表达需要，这些都是感情迸发的原点……”。 当一个诗人，他的写作不完全依赖于灵感时，证明他已经趋向成熟，因为社会这一庞大机体已经介入了的世界，给予他“外在的动力”，但这种动力不是社会强加的，而是需要诗人自主寻找的。那么如何获得？塞尔努达的经验是，“可以从阅读其它诗人的作品或者听几则音乐、观赏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造物中获得”。塞尔努力的经验我相信也适合于每一个诗人，当然，要弄白这一点，这并非意指去抄袭别人的句子，或音乐，而只是一种在经验上的“借力”。这就是说，为什么有些诗人的“借力”显得极为争议，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借”不好，会背上“抄袭”的臭名。 所以，我还是提议，不要过度依赖外界，这是很危险的。对此，塞尔努达的认识很清醒，他说：“这些外在的理由不过是借口，写诗真正隐秘的缘由是灵魂深处易感而敏锐的状态，在某一刻，极端的浓烈和直白，令人不禁颤抖乃至流泪（无需多言，这泪水并非个人感情所致）。”每一个诗人，都应该像塞尔努达那样，学会如何区分外在的理由和真正的理由，而在表达自身体验的过程中，因为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才能感染读者的心。 如果抛弃对“外在动力”的影响，那么，我们的创作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就显得极为“干涸”或“匮乏”，甚至在短期内给人以“贫产”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江郎才尽”的印象。事实上，凡是有作为的诗人，都不会把这现象视为真正的“贫瘠期”，塞尔努达的经验是，充分“休息和充电”，他说，“度过了这些日子之后，我再重拾笔墨，就会发现自己的作品比以前更加丰富，风格也有所转变。”他将这一过程定义为“有益的”“必要的”，是一次“精神上的成长和发展”。塞尔努达尤其提醒各位，不能前功尽弃，要持之以恒，不断用阅读、音乐、旅行来充实自己，革新自己。注意，他谈到了旅行。另外他还说，“缺乏写诗的动力时，也可以尝试创作其它文学体裁。” 塞尔努达利用那些创作的间歇可以谈一场恋爱，但是，他自己也承认，他的精神发展实在缓慢，在别她人恋爱的时候，却丝毫意识不到这就是爱情。他也无法控制和支配投注在爱情中的个人成分。但是旅行，对于这位流亡诗人的意义就在于“汇集各种体验和见识，越多样越好。”他说，“如果没有这些积累，作品就会变得苍白狭隘。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随着地点、国家、境遇的不断改变，适应它们的过程和带来的不同感受是我精神发展阶段变化的动力和食粮。此外，学习新语言也让我受益匪浅，这些语言在写的诗歌为我增添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理解了以上的种种理由，那么，诗人就应该质疑多产期。写的太快太多，不是什么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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